华西医院曾勇：助力非洲国家抗疫的前前后后

作为发展中国家最为集中的大洲，非洲是全球公共卫生体系相对薄弱的区域。帮助非洲国家抗疫，既是中非传统友好关系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国发挥负责任世界大国作用，维护全球稳定的一大作为。

非洲暴发疫情后，度过疫情高峰的中国不仅先后向其援助多批抗疫物资、分享抗疫经验，更是包机向多个非洲国家派遣医疗专家组。

其中，由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副院长曾勇带队的专家组，是中国派往非洲的首批专家队。4月16日至5月12日，他带领11名专家在埃塞俄比亚、吉布提的高温下“逆行”，用中国抗疫经验和专家智慧，帮助当地政府更好地防控新冠病毒，为非洲抗疫贡献出“中国力量”。

出发前的准备与迷茫

源于国家卫生健康委的统一安排，四川省接到援助埃塞俄比亚抗疫的任务。

作为中国政府派往非洲的第一支专家队，四川省卫健委把目光投向当地的医疗担当——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组建的12人团队中，有7人来自华西医院，”据曾勇介绍，其他队员还来自四川省疾控中心、四川省人民医院、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应对新冠病毒，院感、重症监护、呼吸、护理、检验、中医是必不可少的6大科室，每个科室2人，10-12人由此成为援外医疗队伍的“标配”。

曾勇主动请缨，成为这支队伍的领队。国内抗击新冠肺炎期间，他曾全程参与发热病人管理、发热门诊改造、新冠患者救治等工作，“我是很了解新冠病毒防控的。”曾勇告诉健康界，国家将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四川省，而华西医院又是主力军，作为医院管理者之一有责任站出来带队。事后他得知，这一想法与四川省卫健委的预想不谋而合。

领队的人选敲定后，他们便开始紧张的准备工作。“国际抗疫是国家行为，需要两国外交部、卫健委等多个政府部门的沟通与协调，其中有通关、交换外交文书、准备物资等繁琐的事情需要准备。”曾勇说。

了解受援国当地的具体情况，也是出发前的必要之事。“我们专门请四川省外事办为我们上了外事纪律的课，而且与中国驻当地使馆进行视频连线，提前了解埃塞俄比亚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情况。”曾勇说。

与充分准备并行的，还有曾勇心头的一丝迷茫——到非洲后如何更好地分享中国抗疫经验。“毕竟没有成熟的模式可供借鉴，一切都需要我们自己摸索。”据曾勇介绍，专家们决定依靠自身专业知识的同时，认真学习新冠病毒最新的科学知识，特别是最近发表在《柳叶刀》《科学》杂志上的研究文章。

紧锣密鼓地准备了三周，4月16日，他们乘坐中国政府的包机，带着物资踏上支援非洲抗击疫情的征途。

挑起三副担子

到达埃塞俄比亚后，专家们住在当地一家中资机构的招待所。

由于埃塞俄比亚的海拔较高，一些专家出现高原反应，其中的一位专家甚至出现头晕、发热等症状。“当时我就有些紧张，立刻启动应急方案，让中医专家给每个人熬了中药，帮助大家调理身体，”曾勇说，度过高原反应之后，大家开始全力投入到工作中。

概括来看，援外医疗队主要承担三大任务：一是为中国驻当地使馆、中资机构、华人华侨进行新冠病毒科普，帮助他们更好地防护。“国家希望我们的到来能消除海外中国人的恐慌，让他在当地能安心地工作和生活，”曾勇说。

二是与当地政府卫生和疾控部门进行座谈，前往当地定点医院、隔离中心、实验室等进行实地调研，了解当地的抗疫措施，指出可能存在的问题与漏洞，同时分享中国的抗疫经验。

三是对当地疫情形势作出整体研判。“虽然我国疫情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病毒无国界，世界疫情形势对我们的影响还是很大，”曾勇说，预判当地疫情形势也是增强国内防控的一部分。

曾勇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细化到每个专家的安排以及相应的防护措施设定。“提前计划、周密安排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是保护专家安全的最好办法。”

为期两周的埃塞俄比亚行程即将结束之际，曾勇临时收到前往吉布提助其抗疫的通知。专家组没有停歇，埃塞俄比亚行程一结束，便不停蹄地奔赴吉布提。

吉布提是一个穆斯林国家，4月30日专家组到达后，刚好赶上当地的斋月（从4月16日开始）。“斋月期间当地人白天是不吃饭不喝水的，虽然我们不是穆斯林，但是为了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我们在跟当地人沟通的时候，也是同样不喝水不吃饭，一般忙完到下午4点后，回到酒店才吃第一顿饭。”曾勇说。

5月的吉布提正进入夏季，天气炎热，白天体感温度大约在45摄氏度，长时间不吃饭不喝水，对专家们的身体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高温和斋月是我们在吉布提遇到最大的两个考验，但是大家都坚持下来了，非常不容易。”曾勇说。

经过近一个月在两国的调查走访，曾勇认为，两国疫情整体处于可控状态。“他们的大部分感染者都是轻症与无症状感染者，病死率相对较低，而且当地政府非常重视，都宣布了国家紧急状态。”

非洲不能完全照搬中国经验

如何更好地为非洲国家“建言献策”，真正帮到他们？

曾勇认为，依据非洲国家的国情，通过自身的专业能力，提出适合当地实际、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才是王道。其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防控经验一定要跟实际情况结合，不能生搬硬套。

国情不同，抗疫的措施自然也不同。“如果让非洲国家像武汉那样“封城”，相当于给他们指出了一条死路。”曾勇说，在埃塞俄比亚，工资都是日结，如果严格限制人们外出，当地饿死的人或许比感染新冠病毒而死的人还多。

为了给当地提出切合实际的建议，针对当地存在或提出的问题，曾勇和队员们每天晚上召开例会研讨，有时候甚至会复习文献做成读书报告，从专业角度尽量给出最佳应对方案。

例如，当地确实没有足够数量的口罩，曾勇一行就帮他们想办法如何在口罩短缺的情况下做好防护。“我们会建议他们用披肩或围巾遮挡口鼻，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有总比没有强。”

而非洲国家采取的与中国不同的防控措施，只要行之有效，曾勇也会鼓励他们继续实行。“比如，他们使用磷酸氯喹与阿奇霉素治疗新冠肺炎病人。中国担心磷酸氯喹对心脏的副作用，使用起来比较谨慎。但是非洲疟疾常发，他们使用磷酸氯喹比中国有经验。我们虽然会告知他们中国的方案，但只要他们的方案有效且当地病人耐受，我们就会鼓励他们继续用下去，尽量不干扰。”

很多时候，非洲医生向专家们提出的问题很前沿。

一个典型例子，他们会疑惑，为何当地的轻症和无症状感染者这么多？病毒是否变异、致病能力减弱了？这个问题目前科学界尚无定论。“我们通过查找资料，发现一些非洲国家上传的病毒基因序列，80%与欧洲同源，这部分解答了他们的疑惑，也侧面说明，中国虽然最早发现病毒，但并不是所有病毒都来源于中国。”

曾勇多次提醒队员的一句话是，专业才是王道，只有专业水平高，讲出来的话才具有信服力。专家组每天的学习讨论，在这个过程中不仅给出了专业的答案，赢得当地人的赞许和感谢，而且也充实了自身知识，专业能力得到提升。

在吉布提调研的最后一天，专家组意外收到吉布提总理卡米勒亲自授予的勋章，其中曾勇被授予“军官级独立日勋章”，11名队员均被授予“骑士级独立日勋章”。无论是勋章数量还是礼仪规模，在吉布提历史上均属首次。

“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这个事情，当天本来是去卫生部开总结会议，结果直接把我们带到总理的人民宫了。”曾勇认为，这是当地对专家组工作的最大肯定，也是吉布提政府对中国政府援助行为的肯定与感谢。

“吉布提总理说，非洲疫情蔓延时，没人帮助他们，只有中国政府站出来，不仅捐献物资，而且派医疗队，马云基金会也多次给他们捐献物资。”曾勇说，他们觉得，中国政府是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

更深刻感受到中国制度优势

直到现在，曾勇与中国驻埃塞俄比亚的大使馆还保持着联系。

“他们每天会把当地的疫情简报发过来，我们通过微信提出建议，让他们转达当地政府。”曾勇说，走之前，他曾向当地政府作出承诺，一旦需要，华西医院会不遗余力帮助他们——而这也成为中非友好发展中一块坚硬的基石。

国内抗击疫情高峰期，曾勇参与了四川省抗疫全过程。国内疫情高峰刚过，作为援非医疗队队长，曾勇又亲历非洲大陆的疫情防控。“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到了非洲之后，我最大的感触是更坚定了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曾勇告诉健康界。

据他介绍，20世纪7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人均GDP只比埃塞俄比亚多1美元，但是经过40年发展，现在中国人均GDP是埃塞俄比亚的13倍。

另外，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迅速行动，全国上下贯彻“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总要求，只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初步遏制了疫情蔓延势头。

曾勇坦言，此前更多是从文件中、字面上理解“四个自信”，确实对自己的思维理念、实践行动带来深刻的影响，但这次走出国门，更进一步切实和强烈地体会到身为中国人的幸福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