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德民院士 ：好医生更懂得“依存和互动”

“一个好医生，要懂得与患者的依存和互动。”中国工程院院士韩德民教授如是说。他解释，一个好医生应当从人性的因素来看待患者，懂得用理解、尊重和体贴去“抚慰”每一个患者，让他在心里产生信任，感受温暖，感觉有依靠。

                   图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韩德民

好医生既看病又看人，既医身也医心

谈到“如何做一位好医生”，首先要明确的前提是“什么是好医生”。对于“好医生”的定义，现在社会上有很多说法，比如高超的技术、良好的沟通、关爱患者等等，您觉得一个好医生应该具备哪些特质?

韩德民：“医生”的概念其实是很宽泛的，不仅仅是一个职业称谓。“医”是治病的意思，“生”是指人的生命历程，医治人生的各种疾苦谓“医生”。只是少有人去这样理解。在这个概念的框架下，我们可以看出“好医生”一定要具备以下几种特质：

首先，医术要精良，这是基础。精良的医术从哪里来?这需要有扎实的基本功，要多学、多看、多记，还要善于用脑、用心，再用手，尽其所能发挥聪明才智用到为病人解除疾苦的工作中。现在有些医生只注重看“片子”、看检验结果，岂不成了“片子医生”，医生的工作怎么能做好呢?

其次，是责任感。社会上只有两个职业后面是带着“德”字的，一个是教师，讲“师德”，另一个就是医生，要讲“医德”。这个“德”字，主要是指责任，敬畏生命的责任。一位好医生的力量不仅来自于精湛医术，更来自于对病人疾苦的感同身受。

第三，是具备与病人交流互动的能力。当前医患关系比较紧张，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认知层面的差异，有价值观念的不同，当然也有主体责任缺失等原因。其中个别媒体和病人家属当然也有责任。应该说个别医生也有责任，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同病人建立起交流和互动的信任关系，感情上没有善待人家，缺失信任，病人会有意见，家属也会闹事。所以说，一个好医生要具备善于交流沟通的能力，建立好与患者进行良好互动的依存关系。社会在进步，“环境-社会-心理-工程-生物”的当代医学模式，强调的是医疗行为的社会属性，把握好这个通行规则，是好医生的第三个特质。

第四，建立好这种医患“交流互动的依存关系”，要求医生对每一个病人都要建立信任感。因为每一个体都不一样，疾病也是千差万别，两者交织在一起就更为复杂。这就要求好的医生一定要具备沉着、冷静、勤于思考、独立判断、去伪存真的鉴别能力，才能对病人做出准确的评估，果断施治。这是第四个标准。最后，才是服务态度，这和医生个人的情商有很大关系。

绝大多数医生经过长期培训，善良和同情心是职业本性，有些医生讷于表达，似乎“冷漠”，其实不然。当然，情商高很重要，是提高服务品质的基础。智商高可以成就一名优秀医生，而情商高才可以成就一名好医生。

说到善良和同情心，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在其《大医精诚》中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求含灵之苦……”，您如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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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德民：所谓“恻隐之心”，首先还是责任。一个医生没有责任感，光有善良是肯定不行的。“普求含灵之苦”是医生要有济世的胸怀，既看病又看人，既医身也医心。古人云，医生的责任是“悬壶济世”。就是要用医术普求含灵之苦，造福千家、造福社会。这种职业信念会像烙印一样铭刻在每个医生的心底，在病人面临生与死的选择时，才会勇敢地承担起拯救生命的责任。

“含灵”除了代指人外，还有一个意思是指具有灵性的人类。这是否是说，哪怕你医术再高，如果病人不配合，也是回天乏术。

韩德民：在评判一位好医生时，我们往往会强调其医者仁心，归根到底，医生医治的是“心”，患者求的是“希望”!医生看病一定要有情感在其中。但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病人，医生还会存在吗?同时，病人也要相信医生，如果自以为是，疑神疑鬼，对医生指手划脚，病还有可能医好吗?说到底，医患关系紧张还是因为两者的依存互动没搞好，只有关系理顺了，尴尬的医患关系才能最终消弥。

这与我们日常养花种草是一个道理。冬天了，一盆花干枯在室外，任你如何浇水施肥，也无济于事，你一定要让它再生开花，行吗?这种情况在医疗当中，经常会有的。已经病入膏肓的患者，一定要施展回天之力起死回生，也是不可能的。

情感的抚慰是“最好的艺术”

吴阶平先生在总结自己几十年的医学教育工作经验时说：“首先要有高尚的医德,负责的精神,高度的同情心,还要有精湛的医术和服务的艺术。”您如何理解医生这种“服务的艺术”?对于一个“好医生”的意义何在?

韩德民：“偶尔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永远在抚慰。”这是100年前美国首位分离出结核杆菌的特鲁多医生墓志铭上的行医格言，这句话极其深刻地阐明了医生在人们的生命里程中应当扮演的角色。我认为这句话也是对医生“服务的艺术”的总结。一个好医生在治病过程中，如何才能帮到点子上?帮不到点上，患者会恨你。那怎么能帮到点上呢?就是要及时地揣摩并抓住病人的感受。就像奥斯勒在1903年演讲《行医的金科玉律》时说的：“行医是一种艺术而非交易，是一种使命而非行业。在这个使命当中，用脑更要用心。”

国内当下医患关系紧张，一个不可忽略的现实是，巨大的医疗需求令医护人员疲惫不堪、耐心消磨殆尽，而患者往往是怀着很高甚至过高的期待来到医院，于是呈现出一种越来越依赖也因此越来越抱怨的心理失衡。

对医生有过高期待、过高需求，因此更容易有抱怨。这时候，医生的高“情商”会发挥重要作用。从人性的角度去看待每一位患者的时候，你会发现，仅仅靠手术、药物是很难满意治愈大多数疾病的，加上恰到好处的情感抚慰，才可以让大多数患者更好地生存。换句话说，一个医生要尊重患者、理解患者、体贴患者，能够让他在内心感受温暖，感觉有所依靠，建立依附信任感，才能成为一名“好医生”。这种情感的抚慰，达到一定境界，形成良好的依存和互动关系，就是最好的“服务的艺术”。

中医讲求“望、闻、问、切”,“望、闻、问”其中包含着“抚慰”的意思，“切”才是看病。但现在有些医生上来就“切”，成了您说的“片子医生”。

韩德民：眼下“望、闻、问”的过程被各种现代检测技术代替了，而病人却看不懂。医生和患者之间没有了交流。患者排了两天的队，积淀了极高的“期望值”，医生只用5分钟就看完了，病人怎么能相信医生是认真的、负责的呢?依存关系有了，互动没了，当然要出问题。一次没有互动，病人的病好了还好，否则，一而再，再而三，抱怨可能变成暴力。

现在的医疗资源那么紧张，如何才能让医生和患者互动起来呢?

韩德民：让医生和患者互动起来，是件很复杂的事情，这与当前的医疗体制有关。对医生来说，每天可以说是疲于奔命，眼科医生一个上午最多看150个病人，你要他笑脸对你，然后详细跟你解释，他能做得到吗?

怎么办呢?就是要进行时间限定，一个医生每天要看多少病人，包括每周值班的时间，都要有个标准，当然不同的专科也要区分开来，因为工作都是有一个“临界状态”，医生承受的压力值到了临界状态，医疗质量就保证不了。一定要尊重科学，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否则一定会承担代价，接受规律的惩罚。

在发达国家看病，一般都实行预约制度。除了看急诊，有预约的情况下几乎不用排队。医院还要承若最低15分钟的诊疗时间，5分钟做检查，10分钟与病人交流等。要充分保证患者的知情权，让患者有充分的自由选择权。也要保护医生的选择权，有权拒绝某些不尊重医生、可能造成威胁的患者，或超过诊疗能力范围以外的事情。但现在的情况是医生要“来者不拒”，这是非常困难的。

价值观是高高飘扬在我们心中的旗帜

对工作还应经常有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这是一种面对病人最宝贵的生命而产生的责任感，吴阶平先生把它称作“成为好医生的前提”。您有一句人生格言是：每日如履薄冰，扎扎实实做好每一件事。

韩德民：“听”的繁体字怎么写，就是“十目一心耳为王”，就是要用耳朵去听，用眼睛去看，用心去感应。这种状态就是“如履薄冰”。俗话说“胸有成竹”，意思是去做每件事都要心中有数，才能做成。还在做住院医生的时候，每次上手术台前，我一定会努力把与病情相关的书看透，搞清楚，否则就会觉得心里发慌。从医几十年，我一直在这么做，所以在临床经历中没出现过任何医疗差错，也没有什么医疗纠纷。

此外，我还非常欣赏曾国藩的一句话：“不贪婪，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省，自然人皆敬重。”被人敬重的医生肯定是位好医生，因为他永远不知足，不自以为是，处处以患者为中心，体现对生命的敬重和责任。近年来，媒体不断曝出医生开刀“左右不分”等导致的医疗事故，其实质是一种责任缺乏症。

我记得作家周国平在痛失爱女妞妞后，曾经痛斥：“现代医学不缺乏知识技术，而是缺乏人性、责任和自律……只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医生中，少一些穿白大褂的蒙昧人。”“蒙昧”就是指有些医生贪婪、失信和自以为是，成为医学界的污点。

我国外科鼻祖裘法祖院士曾经说过：“作医生不难，做好医生很难，永远做好医生就更难。”怎样理解?

韩德民：这句话，不到一定年龄是感悟不出来的。我从医40多年了，现在也有了这种感悟，俗语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大医精诚，“精”在医技，“诚”在医德，“难”在坚持。做一个好医生，与患者互动，不但要有承受力和道德修炼，更要有充满魅力的人格。美国作家奥格•诺狄曼说过：“世间最具震撼力的品质，流芳千古的伟大人物们无不具有此种特性。完美的人格才是历史镌刻英雄史诗的丰碑。”对医生而言，这种人格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在社会中承担的责任，而且是“医生”称号的完整概念。没有这样的境界，谈不上职业的信心和奋斗的激情，更经受不起各种挫折或诱惑，从而迷失方向。最后可能只是一时的好医生，而成不了一世的好医生。一个好医生一定是一个不说谎的医生。现在有些医生因为各种原因不喜欢向病人说实话，美其名曰“为病人着想”。其实主要原因是他搞不清楚病情，是在习惯性掩饰自己。我认为，向病人说谎不但损害病人的知情权，无益于病人的康复，还会造成医生避免风险的“防御性诊治”增多。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病就是“魔”，在疾病面前，医生需要的不仅是医术上的“技巧”，更重要的是勇气和个人魅力，以及独立思考的冷静判断力。说谎意味着逃避，不自信。好医生的做法是，不管真相如何难以面对，一定要浅显易懂地向病人说清楚，同时，在言语及行为当中，把热情、爱及愉悦等情绪传达给病人。只有说了真话，病人才会相信你，才会“性命相托”，才表明医生有信心面对疾病。所以说，好医生应该有足够的自信和能力把握真情和病人交流，要相信病人的自我判断力，要尊重他的选择，医患互动才会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产生依存和信赖。

现在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有些医生迫于任务的压力和利益的诱惑，常常陷落“灰色陷井”，丢掉了自己的职业道德。

韩德民：这里面有现行医疗体制机制的问题，更多的是价值观念的扭曲。自古以来，社会都在用仁心仁术、悬壶济世这样的道德标准来要求一个医生。但医生也要吃饭，也要体面的生活。医院要创收、要效益，科室和医生常常无力抗衡管理制度的压力，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利益链条的一部分。这种体制机制不被突破，很难培育出更多的“好医生”。制度难以改变人的利己本性，但是要以制约引导人做有益的事。就像邓小平同志说的：“好制度可以使坏人做好事，坏制度可以使好人做坏事。”

您认为医患关系紧张的根源是什么?

韩德民：医患关系紧张，实质上是医患利益冲突和失衡的表现。更准确的说法是医生在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中受煎熬。这种煎熬也许也会有些好处，那就是能沉淀一些思想，才可能在一堆乱麻中理出头绪来。目前医疗体制机制改革进入“深水区”，真正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拨乱反正，理顺这种关系才会有希望。当然，政府掌管着纳税人的钱，是第一责任人，最后还需要政府来承担责任，把责任推到社会的任何一方面都是不公平的。

医院的文化建设对于一个好医生的养成有什么影响?

韩德民：一个好医生，除了前面提到的特质外，人文修养及哲学理念也是必备的素质，在某种程度上，这甚至比专业素质和医学技术更为重要。在同仁医院任职期间，我一直特别强调医院文化建设，编撰了许多与传统文化有关的书籍，要求医生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理解。价值观的形成和文化的传承有直接关系，价值观越高尚，责任感就越强，文化层次也就越高。但现在很多医院少有花精力去搞文化建设了，要引起重视。

我们讲医患关系紧张除了与体制与社会大环境有关，还与人文因素缺失有关，比如一些医生为避免医疗纠纷，过多的强调和在意自我保护;患者的医疗期望值过高，对一些疾病造成的后果不能接受等，这些必然会造成医患之间的紧张关系越走越远、互相不信任的因素进一步增多。医生是人不是神，我不苛求医生视病人如亲人，只要求大家将病人当作自己的熟人、朋友就行了。一个医生是好还是不好，其实决定因素是其内心的文化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会决定一个医生最终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文化观念是人的灵魂，同时具有精湛医术和人文情怀的医生，才是医院真正的灵魂。这样的医生多了，才是一个有希望和未来的医院。我非常欣赏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尔顿•罗基奇的那句话“当我们坚持、当我们奋斗、当我们努力时，价值观就是高高飘扬在我们心中的旗帜!”这种勇于承担社会进步责任的价值观表现出来的应该是信仰的力量和锲而不舍、不断追求的精神。这可以为每位医生所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