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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医生违规协助300名患者安乐死!各国安乐死立法现状如何?

2018/10/5 作者:卡路里   来源:中国医学论坛报 我要评论0
Tags: 安乐死  伦理  意愿  

一则新闻

近日,西澳全科医生兰斯(Alida Lancee)接受新闻节目《60 Minutes》专访,史无前例地承认曾协助病患安乐死,这很有可能会引发警方调查并且受到谋杀指控。

Lancee医生表示:“我不会再临阵退缩,我要坚持这条路走下去。”

长久以来,Lancee医生一直是安乐死的积极倡导者。现在,她决定直接公布她协助安乐死的病患名单。

Lancee医生表示:“此时此刻,在澳洲紧闭的大门之后,有成百上千的病患正乞求安乐死。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如果这需要挑战法庭,我有医疗意见的支持。”

另有两名澳洲医生也加入到这个非常危险的行动中。医生科泰(Frank Kotai)承认曾协助6名病患安乐死。医生赛姆(Rodney Syme)承认协助过300人,这一数字可谓相当惊人。


Rodney Syme 承认协助300名病人安乐死

在1996年5月25日,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通过了《晚期病人权利法》,从而使安乐死在该地区合法化。但就澳大利亚全国而言,至今仍无安乐死的国家立法。

Lancee医生、Kotai医生以及Syme医生赌上了自己的名声、生计,甚至自由,只为推动安乐死在澳洲的合法化。


安乐死,离我们看似遥远,实则息息相关。生与死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事情。毫无疑问,我们每个人都有“生”的权力,那么关于“死亡”,又该如何?

国庆节眼看就要结束,秋风瑟瑟,又平添一层凉意,让人不免生出悲秋之感。小编紧了紧身上的薄外套,准备与大家讨论讨论这生与死之大事。

什么是安乐死?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地死亡。指对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让病人无痛苦地死去。

我国将其定义为: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

国际上,安乐死主要包括两种:主动安乐死(Active Euthanasia)和被动安乐死(Passive Euthanasia)。

主动安乐死是指按病人要求,主动为病人结束生命(例如透过注射方式)。

被动安乐死是按病人意愿停止疗程(例如除去病人的维生系统或让病人停止服药),使其自然死亡。

在安乐死的讨论中,还应区分以下两种情况:

垂危病人的安乐死。这里,安乐死只不过使死亡时间稍稍提前一些。

非垂危病人的安乐死。若不进行安乐死,病人可以存活相当长时间,并且不一定自觉痛苦,但他的生活质量是低下的,对社会家庭是一个负担。例如畸形或发育不全的婴幼儿或患不治之症但尚未处于垂危阶段的病人,以及植物人等。

无论从伦理学还是从法学的角度来看,积极的安乐死接近自然死亡,而消极的安乐死则接近故意杀人。

国外安乐死合法化运动

1935年,在英国成立第一个自愿安乐死合法化委员会,3年后,在美国也成立了同样的委员会。

1976年后法国、丹麦、挪威、瑞典、比利时、日本,甚至在天主教信徒很多的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也都出现了自愿实行安乐死协会。这些民间组织的宗旨在于使安乐死合法化。

1987年,荷兰通过一些有严格限制的法律条文允许医生为患有绝症的病人实行安乐死,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法律使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

已将安乐死写入立法的国家

放眼世界,不少国家或地区已经让“安乐死”合法化。

2001后4月10日,荷兰上下两院以绝对优势通过了安乐死合法化的法案,成为当今世界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其后,日本、瑞士等国和美国的一些州也通过了安乐死法案。

2002年9月,比利时实施条件严厉的合法化安乐死。病入膏肓或无法治愈的一名成年病人,智志若清醒又能自我决定,可由一名医生从旁协助,了结生命。

2006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医疗行为由各州自行管理,包括协助自杀。

2008年11月,华盛顿州近60%的选民投票通过了第1000号动议案,成为继俄勒冈以后第二个由选民投票允许安乐死的州。

2009年3月5日,华盛顿州允许安乐死的法律生效。

2017年10月22日,韩国保健福祉部称,从2017年10月23日至2018年1月15日将试行《维持生命医疗决定法》(也称《安乐死法》),临终患者可以自己决定是否继续接受维持生命的治疗。

……

目前,已立法容许安乐死的地方有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瑞士和美国的俄勒冈州、华盛顿州和蒙大拿州等地。

奥地利、丹麦、法国、德国、匈牙利、挪威、斯洛伐克、西班牙、瑞典和瑞士10国,允许“被动”安乐死,只准终止为延续个人生命而治疗的做法。

各国安乐死法规都对符合安乐死条件的情况进行了说明,以美国华盛顿州的法律为例,其规定如下:

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如果剩下的时间不到6个月,可以要求医生对其实施安乐死;

要求安乐死的病人必须年满18岁,有行为能力并是该州居民;

病人必须提出两次口头申请,间隔15天,并在有两名见证人的情况下提出书面申请,其中一名见证人不能是病人的亲属、继承人、负责治疗的医生或与申请者所住医院相关的人;

开致命性处方或实施安乐死的医生还必须向州卫生部门提交记录的复印件,州卫生部门就法律的实施情况撰写年度报告。

各界对于安乐死的看法

支持者说

公民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徐景和认为,《宪法》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义的。公民个人有权选择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条件下也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

“安乐死”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在不违背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对生命的特殊处分方式,这种处分是有严格的条件与程序的。

现在欧洲一些国家所实行的“安乐死”立法都是在传统道德与现代法律之间所作的选择。因此,认为“安乐死”有背宪法这种言论,是缺乏基本的构成要件的。

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院莫纪宏教授认为,“安乐死”一般都是本人自愿的,是公民个人的真实意愿,这不能算是违反《宪法》。他认为,“安乐死”属于人格权范畴,同肖像权一样是一种权利,不容侵犯。

安乐死符合临终病人的利益

2006年的全国“两会”上,有代表委员提出:伦理原则是支持安乐死的。该作法尊重了临终病人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相反,违反病人自主原则,是不符合病人利益,另外,实行安乐死,把有限的资源过多地用于临终病人身上而使他人得不到应用的治疗,是不公正的。安乐死有利于病人的最佳利益。

安乐死的问题,既是道德问题,又是一个法律问题。从道德伦理方面来讲,中国人儿女讲尽孝,朋友讲关爱。很多人不愿意接受,不敢接受安乐死。就目前身体健康的人群而言,他们估计不到要求安乐死的人们群的承受能力,对于他们而言,更是很难预测得到的这种濒临死亡之前的痛苦。

反对者说

安乐死有悖生存权利

有人认为,从伦理方面讲,公民在遭遇非常的不可逆的身体疾病痛苦,自愿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条件下实施“安乐死”,本身也是合乎道德的。

但是,“安乐死”没有被确认事出有因。首先,在现有法律条件下,“安乐死”可能引致“故意杀人”。患者自杀不会影响别人,但是,如果他本人想结束生命,医护人员及家属协助满足其请求,在《刑法》中是“帮助自杀”行为,涉嫌故意杀人罪。

其二,“安乐死”如果以法律形式确认下来,可能会被一些人利用,用以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另外,在人类对疾病的认识还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未经法律许可而结束他人生命,有悖于生存权利的道德准则。

安乐死的制度设计是“不可能的任务”

目前,医学专家们都在呼吁出台《器官移植法》和《脑死亡法》,目的是为了让脑死亡者捐出活体器官救活他人。

脑死亡病人从医学的角度上讲,这样的病人即使有呼吸心跳等生命特征,但是已没有任何的生存意义,实施脑死亡,可大大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也可以减少医疗负担。

而安乐死的病人则不同,虽然医学水平已回天无力,可是病人不但有呼吸和心跳,大脑的功能完好,用安乐死的方法,就相当于人为地让这些病人死去,在缺少法律和社会伦理支持的今天,医生为满足病人的作法无异于“杀人”。因此,在《器官移植法》和《脑死法》出台之后,再来谈安乐死的立法更有意义。

对人的不同认知决定了对安乐死的不同态度

有一种意见认为:可以不把安乐死难题当作医学伦理学问题,而作为一个哲学问题——即自杀的正当性问题——来对待。

对待自杀,不同国家、不同个体都有不同的态度,但是有一点是一定的,就是不鼓励自杀。

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人多是认为人类可以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来规避现实的风险;

而反对者则认为,人性的恶不可能完全通过制度来规避,这可能会给现实带来灾难。

作家史铁生在《安乐死》一文中写道:与其让他们(植物人)无辜地,在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无从行使自己的权利的状态下屈辱地呼吸,不如帮他们凛然并庄严地结束生命。这才是对他们以往人格的尊重,才是人道。

但是也有反对意见认为,生与死是人最大的问题,没有任何人、任何制度可以决定其他人的生死。

安乐死在中国

对于“安乐死”的立法,我国进行过多次尝试。

1988年,中国妇产科学和儿科专业的严仁英和胡亚美教授最早在全国人大提出“安乐死”议案;严仁英在议案中写下这么短短几句话:“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与其让一些绝症病人痛苦地受折磨,还不如让他们合法地安宁地结束他们的生命。”

1994年全国两会期间,广东32名代表联名提出“要求结合中国国情尽快制定‘安乐死’立法”议案;

1995年八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有170位人大代表递交了4份有关安乐死立法的议案。

1996年,上海市人大代表再次提出相关议案,呼吁国家在上海首先进行“安乐死”立法尝试。

在随后于1997年首次举行的全国性“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拥护安乐死,个别代表认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

2003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神经外科专家王忠诚,受胡亚美教授委托,向大会提交了在北京率先试行“安乐死”并建立相关法规的建议。

2003年7月媒体报道称,广东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在会办本省政协委员该提案时指出,立法实行“安乐死”有违宪法。有关负责人说:“不管实行‘安乐死’是自愿与否,实际上是对生存权的剥夺,而生存权是宪法直接保护的权利。”

因此,基于安乐死的问题比较复杂,涉及道德、伦理、法律、医学等诸多方面,时至今日,中国大陆尚未为之立法。

在台湾地区,2015年12月18日,《病人自主权利法》在台湾立法机构三读通过,未来包括末期病人、处于不可逆转昏迷状况、永久植物人状态、极重度失智与其他经公告疾病的患者都可选择拒绝或接受医疗,以达善终目的。该新法将于公布3年后实施。

也即,2019年1月6日,台湾地区将开始施行《病人自主权利法》。届时,台湾居民中的临终患者将可自主决定“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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