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深处乡村医生的守望
2018-05-23 张赫 健康时报网
52岁的退伍卫生兵给村民看诊一次收2毛钱；67岁老人每天接诊百位患者垫付万元药费；90后的姑娘说，学医的初衷就是为了给穷人看病；42岁中年“顶梁柱”半农半医才能勉强养家却从未放弃……他们是乡村医生，健康时报记者来到广西边陲村落，跟这些乡村医生一起置身于一座座蜿蜒望不到尽头高山中。风雨里抱着药箱奔跑，深夜里在高山中摸索前行。一辆自行车，一双手、一颗心，就是全部力量的来源。健康和脱贫一个都不能少
52岁的退伍卫生兵给村民看诊一次收2毛钱；
67岁老人每天接诊百位患者垫付万元药费；
90后的姑娘说，学医的初衷就是为了给穷人看病；
42岁中年“顶梁柱”半农半医才能勉强养家却从未放弃……
他们是乡村医生，健康时报记者来到广西边陲村落，跟这些乡村医生一起置身于一座座蜿蜒望不到尽头高山中。
风雨里抱着药箱奔跑，深夜里在高山中摸索前行。
一辆自行车，一双手、一颗心，就是全部力量的来源。
健康和脱贫一个都不能少！
90后乡医说：学医的初心，就是给穷人看病
3间一人高的小砖房，外墙白色的涂料已经被雨水冲刷得快没了痕迹，木质窗框仿佛一碰就碎的酥软，这就是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安阳镇阳安村的卫生室，也是全村5000多村民的依赖。
石芳艳和蓝小河，一个27岁，一个35岁，两个姑娘是全村仅有的村医。
在河池市卫生学校毕业后，90后姑娘石芳艳也曾跟着同学一起去市里的医院面试，在一家妇产医院工作一年后，石芳艳回家了。
一身浅粉色老式西装，一双白色帆布鞋。坐在记者对面的90后姑娘，如今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也是全村5000多百姓的健康守门人。
石芳艳告诉记者，在走出大山上学的时候，一年2800元的学费都是乡亲们给凑出来的，当时想学医的初衷也是以为村子里的百姓，有太多人看不起病，更没有条件走到县医院治疗。
“这两年里自己一共投入了4万多，一半都是借的，既然我回来了，就要做点什么”。决定回村的那天，石芳艳取出自己工作一年的2万多元积蓄，开始了购药、买设备的计划。
“18岁那年在桂林市卫生学校毕业，直接去广东签约了深圳一家私营医院做护理工作，那是2001年，当时在深圳刚入职的实习工资和现在做村医的收入一样。”桂林市龙胜县白湾村乡医蒙丽琴说。
白湾村和其他村落一样，分别坐落在几座大山上，一部分村民安家在山脚下，一部分则安家在山腰，还有一部分选择住在山顶上，这三部分的村民分别是不同的民族，他们唯一的健康“指望”从17年前开始就是这个瘦弱的姑娘了。
谈起为何会在深圳返回白湾村，蒙丽琴抿了抿嘴，停顿了两秒说，在深圳工作后第一个春节回家时，乡团委组织外出青年代表一起慰问山区贫困村民，蒙丽琴跟着乡镇领导来到了白湾村山顶的一个农家。
“进屋子里后发现，只有床上的房顶不漏天，其他地方的房顶都可以看到阳光，锅台上半盆杂粮饭就是全家三口人一天的食物。”蒙丽琴告诉记者，这户贫困家庭一共5口人，两个老人和两个儿子，男主人和小儿子都瘫痪在床，小儿子的女儿刚满3岁，大儿子在广州打工供养全家，家里的一亩半山地是67岁的老太太一个人打理。
在慰问后要离开时，蒙丽琴和领导们一样，掏出了自己身上的现金，至少帮助老人一家过一个更好的新年，收下几十块钱后，老人坚决要给这行慰问团带些东西表达谢意。
“当时看见老人颤颤巍巍地把4个鸡蛋用树叶包了好几层，眼泪终于控制不住了。老人3岁的小孙女靠在锅台旁一直盯着这一捧鸡蛋，我马上走过去把鸡蛋剥开一半想给孩子吃……”最让蒙丽琴下定决心回来的，是接下来的一幕，小女孩双手捧着鸡蛋，慢慢地伸出了舌头开始舔剥了壳的鸡蛋清，一边舔着，一边抬起头看着慰问团的人。
蒙丽琴告诉记者，就是在那一刻，他下定了回村做村医的决心。
如果不是因病返贫，很多家庭不至于支离破碎，如果在大病初期就开始防治，很多大病都可以防患于未然。其实不仅仅是17年前，目前我国因病返贫的家庭依然数不胜数，特别是是在位置偏僻、经济不发达的山区，很多农民不把身体的小毛病当回事，往往延误了病情，直至疾病拖垮了身体，拖垮了家庭的经济支柱。
据原国家卫计委统计，截至2017年底，全国尚有近3000万贫困人口未脱贫，其中因病致贫返贫家庭占比40%左右。患大病和慢性病的贫困人口占20%左右。由于家庭收入水平较低，农村地区普通群众一旦患上大病、重病，将容易导致发生因病致贫返贫，也由于无法负担体检费用，当病情恶化到一定程度时往往已经是晚期。而在这个过程中，乡村医生作为我国9亿农民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守护人，责任更加重大。
蒙丽琴告诉记者，正是这样十年如一日的付出，村民们更加信赖这个有学问、真心付出的姑娘，在5年前竞选村支书时，29岁的蒙丽琴全票通过竞选，成为白湾村第一位女支书。
蒙丽琴说，接下来会尽量多参加中医学习和慢病管理、急病抢救的知识，也想把山区的水果通过互联网改变营销模式，还是那一个梦想，健康和致富，一个都不能少！
村医家的电话号码写上百姓墙
牵着的是全村***的救命线
“我们村现在高血压比较严重的有189个老人，糖尿病打胰岛素的有28个老人，还有部分吃降糖药可以控制的，心脑血管病也要及时帮他们监测，还有2个精神病患者，定期要带他们去县里做免费检查，这些老人对自己的身体真是不上心……”石芳艳给记者念叨着自己的村子里病患的情况，眼神里满是温柔。
在90后村医石芳艳的回忆里，有很多想起来都依然想哭的日子，她所在的村一共有16个队，每个月都要下队给农民做健康科普，还要做一些基础检查，一个队就要在山里走一整天。
“我也会想，以后同学们都华丽精致，能给孩子和家人更好的生活，只有我依然土里来土里去，也担心过心里会有不平衡。”
石芳艳若有所思的笑着说，可学医的初衷就是为了乡亲们，没有什么比初心更重要的。
医百旺镇仁合村一共有2650村民，村医蓝天岭说，近3000名村民的村落是“大村”，理论上至少要有2个村医，但是另一个村医已经60岁，大腿骨折走路跛足，目前全村百姓的基础健康都靠蓝天岭一个人去维护。
“做村医的前四年都是靠走路，一年要走坏好几双妈妈给做的千层底布鞋，到了2000年才有自行车，为了省钱到县城买了二手自行车，心想着以后村民有急病终于能不靠跑着去救了！”
回忆起回村的这几十年，52岁的谭绍统告诉记者，最远的时候，一天要走20里山路，那时没有自行车，没有摩托，背着木质的大药箱和仪器，一走就是一整天，无论什么时候有人来家里找，即使是半夜已经睡下，也会直接起身，新婚妻子给自己起的外号叫“谭一件儿”，看见有患病家属来找，跳起来穿上一件衣服就跟着跑出去了。
“后来村里有了电话，乡亲们家里的墙上、日历上都写着我家的号码，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串号码就是救命的数字。”谭绍统告诉记者，正是村民的信任和依赖，成就了一直不满足于目前医术的自己。
“深圳不缺我，但家乡缺我。”蒙丽琴回村做乡医的那年，刚满18岁，而这一干就是17年。
在这些年里，蒙丽琴走遍了白湾村附近的所有大山，从前没有灯，没有手机，为了给一位87岁的哮喘老人每个月输液治疗一次，蒙丽琴每20天就要背着药箱和输液设备徒步走15里山路，8年如一日，直至老人去世，蒙丽琴只有在自己生娃前后的2个月没有上山出诊。
“有时候走4小时山路，到老人家里双脚都抽筋不能动了，老人就会帮我把脚放在新端来的热水盆里，反复地搓揉。”
截止2016年，我国一共有64.9万个村卫生室，138.1万名乡村医生，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我国相加，农民总数近9.3亿人，虽然村医数量严重短缺，但按照卫生室算，每1500村民也应该对应一个村医，而在整个广西，基本上所有村落都没有能达到平均值。
石芳艳说，去年儿子2岁多，女儿只有7个月大，我背上的筐里背着一个，手里拉着一个，走20分钟的山路去给瘫痪的老人去做检查，为了节省留守老人的开支，石芳艳给老人开具的降压药是进价7块钱的硝苯地平缓释片，她一天吃两次，一次一片，一个月老人需要一盒药，每查一次血压石芳艳就会顺便给老人带好下个月的用药，而这一盒药，她只赚1块5毛钱。
“我的存在，就是村民的希望，到我家的山路和电话号码，就是病人的生命线，被需要是我的荣耀。”
说到这，这个90后的姑娘用手捋了一下头发羞涩地说，哪怕我什么都没有，以后也一样可以成为孩子们的骄傲。
退伍卫生兵看一个病人只收两毛
村医也有一个“老有所养”的愿望
35年前入伍当兵，1985年在广西边境排雷立下3等功，被部队奖励免费学习卫生兵，退伍后一个人“北漂”学中医，学成后继续做村医，在为当地百姓看病时一次只收两毛钱的诊疗费，而这还是从1999年就定下的价格，一直没变过，这就是都安县高岭镇三合村毛南族村医谭绍统。
在临近县城的所有村医中，谭绍统属于“贵族”。因为有很多城里人转程到大山里找“谭乡医”，更有很多国外患者慕名而来。做村医近30年，谭绍统医治好无数患者，针灸止痛、正骨手法远近闻名，骨质增生和腰间盘突出的治疗最得手，如今中医手法闻名遐迩，泰国、俄罗斯、印度等很多国家的患者都入山求医。
说到这，52岁的谭绍统笑了笑说，这些人经济条件都很好，我不会给他们优惠，但村子里的百姓就不一样了，特别是贫困的孤寡老人，我给全村指定了“2毛钱”标准，看一次病，开一次处方，只给我2毛钱就行，这个数字，已经沿用了近20年没有变。
“很多村民不给钱心里过意不去，我多都出诊费也会不忍心，干脆定下了2毛钱的约定。”谭绍统说着，用手擦拭着头上的汗珠。
随后，谭绍统为记者翻看了村里卫生室的看诊记录，在其中一页的前一天上午的看诊记录里，谭绍统清清楚楚地记录着每一个村民的名字、病症、开具处方等，但有一列却记录的完全一样，借款方式和价格：未付款，整整13行，都是“未付款”。
“这就是村民看病的情况，经常欠账拿药，有些村民会在年末还钱，但那些没有劳动力的老人则无力偿还，都是我一个人来承担。”谭绍统指着记录说，没有什么比命重要。
和谭绍统一样，现在42岁的蓝天岭，1996年开始做村医，他也是3个孩子的父亲。
“我们百旺镇共有10个自然村里，一共有5万村民，但是这五万村民只有16个村医。”蓝天岭告诉记者，在这些乡村医生里，11个年龄在40岁以上，最小的一位也有35岁，这些村医的平均年收入不超过1.5万元，最近几年平均下来，一个月村医的收入只有900元左右，这对于像蓝天岭这样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来说，这些报酬根本支撑不起家庭的开支。
“收入上不去，队伍就难稳定。”中国卫生医学会副秘书长王禄生(核实一下身份)曾说，收入低已成为乡村医生流失严重的首要问题。
蓝天岭也是最真实乡村医生的写照。“家里有三亩地，妻子种桑叶养蚕，我也跟着一起做农活，一年大概还能有3万的收入，要不是有这些地和妻子的支持，真不知道怎么在村医的岗位上坚持。”蓝天岭告诉记者，身边的所有村医都不靠村医赚钱，但最担心的还是退休后的生活，没有工资，没有补助，也没有保险，“赤脚”医生的晚年可能要“赤裸”了。
蓝天岭无奈地笑着说，自己的身份始终没有变，仍然是农民。
据90后村医姑娘石芳艳回忆，自从7年前自己外出求学，村子里就一直都是一个村医，根本招不到人。自从2009年国家实行基本药物制度，取消药品加成后，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村医收入被“砍掉”了一大半，大部分村医一年下来收入不到1万块钱。再加上村医工作环节的恶劣，退休的乡医也没有养老来源，让很多乡村医生不得不趁着还不算太老，放弃本行而另谋出路，年轻村医更是望而却步。
乡村医生不属于编制人员，退休后自然也没有养老金。这也是乡村医生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的写照，近年来，很多地区已经开始把村医纳入卫生院编制，解决养老问题，但是国家层面仍然没有统一法规。
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内江市副市长陈朗陈朗建议国家出台政策，建立乡村医生养老保障机制，确定政府补助离岗老年乡村医生生活补助标准，对从事乡村医生工作年限较长的，在确定基准年限基础上，每增加3年或5年可提高一个档次给予补助。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乡村医生“老有所养”的愿望便会实现。
培训和学习是乡村医生的渴望
67岁白发村医：还有很多病我还治不了
在县城乡村医生培训教室里，52岁的谭绍统在近200个村医中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两小时的课程，谭绍统记了6页的笔记，每一笔都写满了谨慎和谦逊。
说话慢条斯理、一双磨破了边的布鞋，手里拎着培训用来装笔本的袋子，走路时双手紧紧地靠着双腿，其他村医说，谭绍统根本不用来培训，这时，谭绍统不好意思地笑笑说，学无止境，很多病我还治不了。
谭绍统经常自己出去学习，参加各种省级甚至是全国的针灸培训，很多中药名家的门前都有过谭绍统的身影。
事实上，相比较谭绍统的学习之路，仍有许多村医想要通过学习来提高自己行医水平的想法并不能实现。近年来，随着我国乡村医生政策的落实，很多省市已经开始了对乡村医生的培训，光在2018年以来，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就开启了近30场乡医培训，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乡医的水平。
今年两会上，也有代表建议由国家设立专项经费，委托医学院校，针对农村户口高考生，开设大专学历以上的农村医学专业学科，实行村来村回，面向目前在岗的乡村医生举办免费学历培训班等。
“钱跟人的性命比起来，根本算不上什么，农村老百姓和城里人不一样，身体不舒服，基本不会去医院花钱检查，大都选择忍着，我的工作就是尽可能地了解村子里每一位村民的健康状况，当他们得了比较重的疾病的时候，提醒他们，好让他们能及时得到治疗。”
满头白发的都安瑶族自治县澄江镇六住村67岁村医谭子玲在说起自己近50年的村医旅程时说，村里的百姓不容易，我会中医，很多病都能帮到相亲们，已经很满足了。
在中恒举办的此次乡村医生培训上，谭子玲是近200个长途跋涉参加培训的村医中年龄最大的一位。
“我骑了40分钟摩托到镇里，然后换客车坐了4小时到县城，听说有免费的培训激动了好几天！”谭子玲大笑地指着椅子上的大包说，这都是乡亲们的病例和诊断，很多我不懂的都拿来请教这次来培训的北京专家。
说到这，身旁的42岁村医说，别看这大爷都这么大岁数了，远近村镇的相亲们都离不开他，风湿、关节痛还有妇科病都治疗的可好呢！
谭子玲告诉记者，自己所在的六住村有1600多村民，要是什么病都到县城治，当天往返都是难题，特别是行动不便的老人，外出看病更是奢侈，也是为了帮村民守住第一道健康屏障，这位年仅古稀的老人不仅每天研究各种草药，寻找外出学习机会，更是中医书籍从不离手。
“我现在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接诊100多位患者，都是各个邻村的，还有翻越几座山来找我开处方的，很多家庭一贫如洗，还有近200个病人没有给结算药钱。”谭子玲一边说一边摸着桌子上的中医药典，眼神里满是骄傲。
“不怕苦，累点没关系，能救一个是一个嘛。”67岁的谭子玲一直在笑着。
在那本被翻得起了毛边的中医书的封面上清楚的写着：
不为良相，变为良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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