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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燕刚:每年通过科技成果转化推出10个千万富翁

2018/6/20 作者:王方怡   来源:医学创新评论 我要评论0
Tags: 医学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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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便被评上教授的刘燕刚,并没有选择做一名教授型专家。



“我一直认为,光研究不转化,是极大的浪费。”刘燕刚说,通过自己所学真正创造社会价值和财富才算“有意思”,但因当时尚无成熟的成果转化路径与模式,自己便一头扎进了这一领域。

“做科技成果转化倒不是为了挣钱,我想策划一些更大的项目。”刘燕刚现是上海交通大学(下称上海交大)先进产业技术研究院(下称产研院)院长,按照部门理念,完成产业化并非目的,调动更多力量推动先进技术发展才是目标。“我们要调动全校力量、联合各个学科,把一个个小项目推成更有社会价值的大项目。”

基于这一导向,刘燕刚及其同事们已成功推出一些案例,比如,把一个原可3000万元进行专利转让的项目,通过注入技术力量,将其成交价值提升至12.6亿元。

价格提升的背后,是技术含量的提升,和颠覆能力的增强。

对于刘燕刚而言,做有意义的事,而非做有名的事,是其价值追求。

追求:挖掘、培养与助推

“我自己常说,每年要通过科技成果转化在上海交大推出10个千万富翁。”

他亦是这样做的。

“我是把科技成果转化作为研究方向在做。”所以他不遗余力。

自2009年参与筹办产研院,刘燕刚见证着这一特殊部门的快速成长。

上海交大产研院现共有28名员工,划分4个部门:一为战略研究部,负责整合上海交大所有科研资源,并做出整体研究和规划;二为技术转移部,负责知识产权转移转化的法务工作;三为项目事业部,负责培育科研创新项目;四为综合办公室,提供综合服务。同时,产研院下设多个研究院,其中直管6个,协管12个。“根据不同地区的重点产业和优势产业,我们匹配相应的研究院或技术研究中心。”例如,生物医药研究落地云南,电子信息方向扎根深圳,材料制造领域匹配安徽,人工智能发展指向苏州……

与产研院同时开始建设的,是上海交大校内的创新转化体系。

该体系简称“1+3+6”,即1个实施意见、3个管理办法、6个操作细则,覆盖创新成果转化校内部分所有环节,厘清所有引起纠纷的可能,完善校内的科技成果转化管理体系,成为上海交大科技创新成果管理模式的一大亮点。

但是,产品一旦面向市场,问题仍然倍出。

第一环节的关键点涉及国有资产管理。针对该问题,上海交大正在研究校内管理办法。第二环节则在于项目进入市场后,“市场又是另外一件事。”刘燕刚坦言,创新项目的市场对接工作,需要由第三方服务机构承接,“服务业态需要培育起来。”为此,产研院特地建立多条市场对接渠道。首先,成立上海交大知识产权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由上海交大独资开办,且经教育部持批,可通过技术折价代表学校持股,成为上海交大这一“事业法人”支持的、可进行市场活动的“经济法人”。其次,成立上海高校知识产权运营创意中心,联合地方高校,借助上海交大的力量,提高地方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关注度。

说到此处,刘燕刚颇为骄傲。“成立知识产权管理公司,我们是全国高校独一份,教育部在过去20年来从没有批过一个。”获得如此重视和支持,让刘燕刚团队更加坚定其追求方向。

“作为一名老师,证明自己颇具眼光,善于挖掘和培养(创新项目),这就是我的追求。”刘燕刚说。

困难:资金、队伍与脱节

“其实我们产研院,在市场对接方面还有两件事情没有做好。”

刘燕刚十分坦率。

一是基金。谈及转化,必然要与资本扯上联系。一旦涉及资本,财政资金便难以投入,这就意味着上海交大不可能投钱。那么,资金从何而来?成立基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亟需引入社会资金。”刘燕刚表示,经过资本武装后,市场才更愿意为创新项目抛出高质量合作的橄榄枝。

二是技术经纪人。由于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在国内刚刚兴起,市场尚未成熟,因此,技术经纪人队伍亦未培养形成。

“好在我们处在闵行区。”作为上海的国家技术转移转化示范区,闵行区同样需要在基金、人才等方面发力,这将为上海交大及其附属各医院带来不少利好。

但具体推进仍存障碍。

“国家层面很是着急,但基层态度却不积极。”

这是刘燕刚对当前我国创新转化业态的感受。从国家层面来说,目前我国正处于转型关键期,大力鼓励创新转化是当下最强烈的呼吁之一。“但这是一条新路,毕竟以前没有走过,由此便会产生一种脱节。”

刘燕刚所说的脱节,指的是方向与行动的脱节。这种脱节的原因可以总结为“三不”,即不会、不能、不敢。

不会的原因在于没干过;不能的原因则在于体制机制待突破;不敢的原因则在于考核机制待改革。刘燕刚认为,在国家层面的政策鼓励下,“不能”的束缚逐渐松绑,“不会”的问题依靠学习,而更关键的限制在于“不敢”。“其实,现在从国务院到部委下发的文件来看,已经给予高校足够的自主权,关键在于高校敢不敢自己制定规则。”刘燕刚认为,国家层面相当开明,问题就在具体执行层。“如果具体执行层的考核机制与科技成果转化关系不大,那其就缺乏动力与勇气推动改变。”

诚然,如果有一件事既没干过、还有风险,并且不在职务考核范围内,有多少人愿意去做?这一点,在刘燕刚看来,正是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

医院:态度、难度与服务生态

具体到医院系统,难度则更上一楼。

基于多年经验,刘燕刚发现医生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积极性十足,“因为医生做出来的成果可能是几代人积累、或是自己艰难摸索出来的,医生希望把它转化成一项真正造福人类的产品。”为此,刘燕刚曾经带领团队,前往上海交大多家附属医院进行宣讲,但种种原因导致收效并不及预期。

同时,医院在多年发展历程中,积累了大量的高质量的临床创新成果,“可以说是一个巨大宝库。”刘燕刚说,但宝库上面仍压着许多石头,要想挖出宝藏,首先需要“铲石头”。即便宝藏已经挖出来,但产品是否可纳入医保仍然是个问号。“所以,医生更需要帮助。”

以曾溢滔院士团队的“转基因动物制药产业化项目”为例。作为我国基因诊断主要开拓者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曾溢滔带领团队研究20余载,成果掌握转基因动物乳腺生物反应器的专有技术,利用具有医药功效基因的动物乳汁,可达到大量生产各类药物的目的,创造性地在动物身上建药厂,从制药模式上创造低成本、效益高、无污染的颠覆性变革。但该项目由于牵扯到多个、多层管理主体,成果归属权益复杂;且因曾尝试多种转化模式和方法,导致其中涉及股权主体较多,转化工作“没人敢碰”。

刘燕刚团队介入后,通过有限合伙人制,厘清各类资产关系,通过巧妙又合法的模式设计,帮助该项目顺利推进转化进程。

刘燕刚强调,尽管如此,医院内部也没有必要组建庞大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团队。

他认为,社会应该形成科技成果转化第三方服务业态,而非将该工作交于每一机构。“目前,每个机构有1-2人负责管理科技创新成果即可。”通过产研院多年的运营,刘燕刚深知,一支高水平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团队,难培养、难留住、难干好。而现阶段,上海各医院待转化的科技成果数量都不高,单独建设团队显然不够科学合理。

“一定要把社会服务的机制和生态建立起来。”刘燕刚再次强调。

展望:2020年、转化医学与中医

什么叫社会进步?

采访过程,刘燕刚问向健康界。“社会进步就是工种越来越细化、专业化。”刘燕刚自问自答地说道,所以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一定要分化为专门的社会职能,但形成时间至少要在2020年以后。

2020年,在刘燕刚这里,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在他看来,2020年之前,我国将基本完成国家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体系的建设。“最关键的突破,还在于从体系设计、资源配置等方面解决不会、不能、不敢三个瓶颈。”

对于未来的信心,同时源于自身工作的大力进展。

2013年,上海交大成功拿下全国首个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上海),致力创新大科学设施的体制机制和管理模式,缩短基础和临床双向转化的时间,为转化医学提供开放基地,产生一批在转化医学领域有显示度的成果,为国内转化医学研究提供示范和引领作用。刘燕刚对此十分期待,并负责搭建市场化的转化体系。

从2009年至今,刘燕刚带领团队在科技创新成果领域越做越深,越做越细。“一接触才知道成果转化这件事情这么难。”

同时,越做越有眉目,越做越有成效,越做前路越清晰。

“等上海交大整个创新成果转化体系建设完善以后,我希望腾出更多时间做下一步我想做的事——振兴中医。”刘燕刚的内心,还有另外一个大梦想。

在借助科学解决医学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刘燕刚发现传统的中医药理论中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和挖掘。通过10年探寻,刘燕刚发现传统中医药背后深藏与现代科学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而且很多方子还处于民间科技阶段。为此,产研院特下设传统中医药挖掘创新中心,专门帮助民间医生发掘、培育和助推其方子的转化。

“所以说,先梳理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下一步的追求目标就是深挖中医文化,助力医学突破。”

而在刘燕刚的办公桌上,有一台能量检测仪,时时刻刻都在检测室内能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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