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器官路上报废？看美国怎么做

2009年9月，我在美国奥马哈市的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University of Nebraska Medical Center, UNMC）移植外科进行交流学习。 作为国内医学院到美国的交换学生，我可以自由选择轮转学习的科室。移植外科号称“疯狂的科室”，它神秘的色彩最让我心动。而且UNMC在器官移植方面的成就驰名全美，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器官移植外科。 但毫不夸张地说，同其他任何科室的轮转学习相比，在UNMC医院器官移植外科的实习最为辛苦。短短几周的实习过程中，我亲身感受了美国移植外科医生的“魔鬼”工作状态，同时也体会到这项伟大技术带给患者“重生”的神圣瞬间。 作为轮转学生，每天早上6点钟之前我必须到达病房，与住院医生一同查房，并向上级医生汇报病例。查房结束后，再转到手术室观摩手术。器官移植外科的手术很复杂，会由不同专科的外科医生相互协作完成，耗时平均6小时以上。一台手术完成后常常已到下午，然后拖着酸麻颤抖的双腿去吃“早饭”。 由于器官移植的特殊性，移植术后的病人若再次入院，均由当时完成移植手术的外科团队来收治，即“配件”出现问题，你们得负责“售后服务”。因此，移植外科的医生们不仅承担了大量的移植手术，往往还要负责照看很多移植术后再次入院的病人。这些病人虽然不需要再次接受手术治疗，但在另外一方面，移植外科团队又承担起了内科医生的职责。若病人的情况较为复杂，则还需组建跨学科的医生队伍进行“专家会诊”。 有一次，在一例肝移植术后再次入院患者的诊疗中，我发现查房团队中竟然来了移植外科、肝脏外科、消化内科、影像科的医生，晃晃荡荡十余人。他们从各自专科的角度对病例提出独立见解，共同制定诊疗计划，大家指手画脚，甚至争吵。但这个过程非常有意思，有思想的火花，也有火药味。 他们的上级医生对带教学生很有一套。在查房时间之外，上级医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带教年轻医生的机会。一次大查房结束后，Wendy主任把团队里的所有年轻医生和学生都带到示教室里，温和地说“我们进来聊聊吧！”（“Let's have a talk here.”）我还纳闷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原来主任是想借机总结回顾一下最近团队里收治的疾病。而互动教学的方式也令我完全没有想到：主任在白板上写下“Hirschsprung Disease”（先天性巨结肠），然后先让年级最低的学生回想这个疾病的表现、诊断、治疗要点，随后让年资稍高的住院医生补充，再轮到高年资专科住院医生发言。来自尼日利亚的专科住院医生Ann不愧为Wendy主任的得意门生，她不仅一一纠正了低年资医生的错误，甚至随手画出了一幅该病手术切除范围的示意图。Wendy主任非常满意，她对前面的讨论进行了简单的总结。 在教学的过程中，上级医生丝毫没有架子。讨论中每个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轻松的讨论氛围丝毫不会让人觉得拘束。“三人行必有我师”，经过了团队成员之间互相分享知识、切磋讨论，每个人都能轻松地记住疾病的要点，可谓事半功倍。在手术和查房之余的这堂课正是美国外科医生极其严格的培训体系的缩影，难怪美国的外科医生大都文武双全，被称作“会开刀的内科医生”。 入院第十天的深夜，我跟随两名住院医生一同到附近医院进行器官提取手术（Organ Procurement）。我们将在一名已经诊断为脑死亡的患者身上进行器官提取。 因为是第一次真刀真枪地表现，开腹后，我格外小心。我们分离每一处韧带，并将肝脏周围重要的血管完整地保留下来，以便在接受者身上再次接通。肝脏被完整地提取出后，迅速封闭、低温保存。之后再完成腹腔和皮肤的缝合，使腹部外观接近正常，以给予捐赠者最大的尊严。 当我们开车回到UNMC医院时，已是次日破晓。器官受者端的移植手术也立即开始。8个小时之后，手术顺利结束。器官供者和受者的手术相加共耗时16个小时，带我的住院医生不仅全程参与，而且只在两台手术之间的驱车途中简单吃过一点东西。下午4点钟，当她告诉我“你可以回家了!”的时候，我已经精疲力尽。但她却强打精神，加入到了科室查房的团队。 UNMC的器官移植是他们的传统强项，在全美范围内位居前列。所以UNMC的移植外科医生有自己的“专机”，他们经常乘小型飞机到其他州提取器官或完成手术。在轮转期间，我有幸开了次“洋荤”，跟随肝脏移植团队到南卡罗莱纳州的查尔斯顿（Charleston）进行一次器官提取。 下午四点钟，我随几位医生驱车来到了奥马哈机场。令我惊讶的是，机场方面不需要checkin，也无需安检，我们出示证件后，径直来到停机坪。这时候，一架属于UNMC医院移植团队的专用小型飞机已经准备就绪了。机场为我们预留了“专用”跑道。这架小型飞机最多可搭载11人，包括2名飞行员。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飞行后，我们“肝脏团队”顺利抵达目的地。当我刚刚踏上舷梯时，竟然发现对方医院的救护车也已经停在跟前。 然而，正当我们准备开始器官提取手术的时候，才得知同一名脑死亡患者的心脏被安排由另一个州某医院的外科团队提取以供心脏移植。他们的“心脏团队”竟然还没有按计划飞抵查尔斯顿。按照美国相关法律规定，所有参与手术者必须抵达医院才能对患者开始器官提取手术。（“Everyone should be in the hospital before the first incision is made.”）于是我们被安排在外科医生休息室的长凳上将就了一宿，待第二天清晨才准上台手术。 对于来自不同州三个城市的三个家庭而言，这一晚无人入睡。在查尔斯顿的医院里，那个已经被判定为脑死亡的器官捐赠者正在靠呼吸机维持着生命体征，而另外两座城市的某两间病房里，两个等待接收器官移植的患者和他们的家庭，对即将发生的一切怀着无限的期待。 次日早晨七点，“肝脏团队”和“心脏团队”同时开工，各取所需。提取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全程仅用时2个小时，两个团队几乎同时结束。我所在肝脏团队将来之不易的肝脏冷冻保存后，马不停蹄地赶往机场，准备返回奥马哈。 按照原计划，我们应该在出发当天深夜前返回奥马哈，行程已经被推迟了10多个小时，但团队中似乎没有人有任何的抱怨。住院医生Edmund本应在当晚返回奥马哈后就下班，并且刚好轮到次日休息。因为这次突发情况，他的休息日也就泡了汤。我们扮鬼脸“安慰”他，Edmund笑着说，“我在南卡罗莱纳州的这个假期过得也不错！” 带着“辛勤收获”的肝脏返程之前，团队中年资最高的麻醉医生慷慨地请大家在机场附近的快餐店补了一顿早餐，作为犒劳。 作者手记：这段经历发生三年前，但现在想起来仍记忆犹新。给我印象最深的在于两处：一是移植外科团队中每位医生表现出的职业素养和精益求精的态度；二是医疗团队背后的系统和体制对器官移植这项医学技术的巨大支持。 从一家医院为器官提取配备的专用小型飞机、所在城市小型机场里器官移植专机保留的专用跑道，不难看出器官移植在美国所得到的巨大支持。而这架飞机，每周都往返于不同城市之间，一次次载着医疗精英们踏上挽救生命的旅程。正因为有了相关制度的有力保障和全社会的积极配合，才保证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也体现出整个社会对器官移植的重视和对每个生命发自内心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