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 Worldometers世界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8月17日16时，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突破2183万例，达到21836828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77万例，达到773197例。美国是新冠肺炎最严重的国家，确诊累计病例突破556万例，达到5566632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17万例，达到173128例，并且美国儿童新冠病例的数量和比率一直在“稳步上升”达到7.3%。目前，有83个国家确诊病例过万。 全球疫情概况，截至2020年8月16日，WHO,CBS 韩国、日本、新西兰、意大利等多地疫情出现反弹，并有亚洲多地发现突变毒株的情况。 据《新印度快报》报道，来自新德里的CSIR-基因组学和综合生物学研究所（IGIB）和布巴内斯瓦尔的医学科学研究所和SUM医院的研究人员通过对1536个样本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基因组测序，发现了73个新冠病毒毒株的新变种，并且首次在印度发现了两个新的病毒谱系B.1.112和B.1.99，虽然还需要进一步的广泛研究，但这些基因系暗示了新冠病毒的新变异。 新冠病毒结构示意，Rohan Bir Singh, MD 马来西亚医药研究机构（IMR）日前初步检测也证实，马来西亚首次检测到了一种新型冠状病毒的毒株，发现其传染性是原来的10倍。这种变异早些时候在世界其他地区出现，被称为D614G突变。马来西亚卫生总监诺希山表示，研究发现D614G突变拥有10倍更强的感染力，如果是经由“超级传播者”散播出去，更容易传染人。 2周前，越南也发现新冠病毒新毒株，据越通社报道，越南沿海城市岘港及周边省份近期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由一种该国此前未经历过的，且已经发生变异的新冠病毒引发的。越南研究人员推测新毒株来自海外，可能在6月或7月初进入越南，还有研究人员透露，新毒株曾出现在英国、爱尔兰和孟加拉国。 NHK报道日本疫情反弹，NHK 日本国家传染病研究所月早些时候发布了其对新冠病毒的详细遗传分析结果。研究称，这种新冠病毒于3月中旬开始在日本传播，属欧洲病毒株，起源于中国武汉市，并通过欧洲进入日本，这种毒株引起的疫情似乎在五月份在日本消退。 6月中旬起，以东京为中心出现了具有新型基因序列的新冠病毒，它们是欧洲病毒株的突变版本，并向全国各地扩散，研究人员尚未确认该病毒的致病性突变。目前日本国内大量增加的确诊患者大都属于这种变异后新冠病毒的感染者。研究结果表明，该病毒可继续通过无症状携带者和症状较轻的携带者传播。 研究人员于今年7月发现新冠病毒发生D614G变异毒株，有专家警告称，由于现有的疫苗研究，没包括这个变异毒株，这使得研发中的疫苗可能无法有效应对变种病毒。 D614G突变，指的是病毒的第614位氨基酸(amino acid)，从D（冬天氨酸，aspartic acid），变成G（甘氨酸，glycine acid），因此这项变异称为D614G，于今年2月开始在欧洲出现。病毒一直在迅速变异中，大多数突变是不明显的，但D614G很重要因为它是“峰值蛋白”突变。 Korber et al. (2020). Tracking Changes in SARS-CoV-2 Spike: Evidence that D614G Increases Infectivity of the COVID-19 Virus. 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Bette Korber团队发表在《细胞》（Cell）论文表明，G614在他们所研究的几乎每个国家和地区都变得越来越普遍，而D614实际上已经消失了。这可能表明它已被G614超越，但也可能是一个巧合。美国Scripps Research的计算生物学家克里斯蒂安·安德森（Kristian Andersen）表示，由于随机概率，任何一种突变都可能在全世界引起很高的频率，这事儿常常发生。 Grubaugh et al., Making Sense of Mutation: What D614G Means for the COVID-19 Pandemic Remains Unclear, Cell (2020), https://doi.org/10.1016/j.cell.2020.06.040 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微生物疾病流行病学助理教授Nathan D. Grubaugh7月份发表在《细胞》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评论中指出，病毒脱落或核糖核酸(RNA, ribonucleic acid)不能反映病毒的传播能力，大部份人与人之间的传播都发生在症状前期，而上述研究则是检测病患处于症状期的情况。细胞培养实验工作不一定能转化为现实人类疾病传播模型。Grubaugh等人的最终总结评论说，科学还没有结论。 上海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此前公开评述《细胞》这篇研究时也表示，虽然29%新冠病毒样本出现D614G变异，目前的证据并无法证实D614G突变病毒株的毒性更强，而且D614G突变不太可能对目前正在研制的疫苗的疗效产生重大影响。但是在疫情逐渐进入深水区之际，后续还会有较多的不确定性，还需要更多实验验证和监测变异现象。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D614G突变会在刺突蛋白结构中产生较小的变化，RBD可以更有效地结合ACE2受体。 病毒感染性与D614G关联，Korber et al. (2020). Tracking Changes in SARS-CoV-2 Spike: Evidence that D614G Increases Infectivity of the COVID-19 Virus. Korber团队使用结构建模方法表明D614G突变使刺突蛋白保持在“具有感染能力（开放）状态”。文章说，研究结果显示，感染G614变体的患者，与感染D614变体患者相比，G614变体患者体内拥有更高的病毒载量。在实验室内培养的人类细胞中，G614变体展示更高的感染率。G614毒株能有效感染所测试的4种细胞系，其感染力比原始的武汉-1菌株高出10倍。 Li et al., 2020, Cell 182, 1–11 September 3, 2020 The Impact of Mutations in SARS-CoV-2 Spike on Viral Infectivity and Antigenicity，https://doi.org/10.1016/j.cell.2020.07.012 世界卫生组织在中国合作机构同样发表在《细胞》的研究也表明，G614变异株仍然易于被从感染患者中分离出的抗体所中和，研究发现RBD外部的氨基酸变化（D614G）更具传染性，但没有证据表明对中和抗体有抗性。 不过，目前的证据表明，G614变体不比D614变体更致命，因此治疗方式不会存有太多差异。 此外，文章也说，基于病毒的突变不会改变刺突蛋白的免疫原性部份，即受体结合域，因此G614变体与D614变体应对疫苗产生相同的反应。 尽管已经有很多关于此突变对COVID-19大流行意味着什么的评论，但是G614的全球扩张（无论是自然选择还是偶然）都意味着该变异现在是大流行。我们从体外和临床数据可以清楚地看出，G614具有独特的表型，但是尚不清楚这是否是对人ACE2的适应性，是否增加了可传播性或是否会产生明显的作用。 最后，我们应该考虑G614和D614变体的相对患病率。现在，全球几乎所有流通的SARS-CoV-2都是G614变体。因此，确实没有理由开发两种疫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