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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医生遇刺后的一年

2020/1/16 作者:韩逸   来源:人物 我要评论0
Tags: 医暴  医疗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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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推进ICU之前,在失血性休克发生前的最后一刻,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泌尿外科医生张卫兵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赶紧插管,我快死了。」

那是2018年12月14日,张卫兵例行出泌尿外科专家门诊——这是中南医院的优势学科,7年前被评为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而张卫兵是该科室的主任医师,从医经验超过20年。

当天上午十点左右,患者曾红平走进张卫兵的诊室,这是一位复诊患者,51岁,患有晚期前列腺癌,此前的治疗中,张卫兵是他的管床医生。手术,曾红平接受了化疗和内分泌治疗,整个诊治过程中,他并未对手术和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提出过异议。

诊室中,张卫兵给来复查的曾红平开了一些检查,后者随即离开。再次回到诊室时,曾红平的手中除了几张检查结果单,还有一把藏在身后的长刀。张卫兵接过检查单在电脑上登记资料的时候,曾红平在身后挥刀砍向了他的后脑。

张卫兵试图用手去抓住那把挥向自己的刀,但他的努力并没有奏效。喊叫和呼救声传出诊室,其他人赶来的时候,张卫兵已经被砍倒,头部、脖子、胸部、腹部都被砍伤,右手肌腱被砍断,手指骨折……

ICU里,抢救从当天上午进行到第二天凌晨3点。医生缝合了张卫兵脖子上20多厘米长的伤口,给后脑进行清创缝合。最长的刀口在腹部,肠道破裂、大血管断裂,因为失血过多,肠道损伤严重,医生们最终决定,截掉他2/3的小肠,「只想着先保命。」张卫兵同科室的主任刘同族说。

中南医院的各科室专家迅速成立了救治小组,还邀请了全国各领域顶尖的专家团队会诊。但在抢救期间,张卫兵的心跳还是停了两次,不得不使用人工心肺仪(ECMO)搭建体外循环——这通常被认为是挽救重症患者最高级别的救治手段,患者也要忍受感染的风险和极大的痛苦。

ICU外,张卫兵的妻子王芳五天五夜没有合眼,「你甚至怕自己去上个厕所,一出ICU,他就不在了。」她也在中南医院工作,是一名护士,作为医务工作者,她会根据从ICU走出来的同事的表情来判断丈夫的状况,「看上去非常糟糕」。

这也是中南医院外科大夫们经历过的最难熬的一次手术,整个医院都弥漫着低落的情绪,有人忍不住问,「为什么平时大家拼尽全力救治的患者,会拿着一把马刀,像宰羊一样宰割我们?」

行凶者曾红平永远带走了这个答案。砍伤张卫兵后,他慌不择路地爬出四楼窗台,坠楼而亡。殡仪馆中,他的骨灰多日无人认领,警方后来调查发现,他的银行卡已没有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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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再次回忆起那段守在ICU的日子,王芳告诉《人物》记者,「根本顾不上谴责凶手或者怎么样,你所担心的只是你身边所关心的这个人。」她祈祷张卫兵能快点醒,能给她机会去照顾他。

昏迷了整整六天后,张卫兵醒了。醒来的那一刻,他以为这是事发第二天的清晨,而自己只是睡了一觉,并不知道在这124个小时期间,自己经历了两次大手术,心脏停跳两次,输血量高达10000cc,相当于全身的血换了两遍。

王芳松了一口气,但没过多久,她发现,醒了之后的日子,「每一分每一秒都很难」。

张卫兵身上插了五六根引流管,用来引流液、尿液、自受损内脏的积液,脑水肿还没有完全消退,肺部也面临着感染的风险。好容易肺部过了感染关,伤口又渗血了……那段时间,他只能以一种姿势躺在病床上,王芳想给他翻个身,但哪怕只挪动一点点,都极其痛苦。

即便如此,最初,张卫兵对自己的状况是乐观的,作为一名外科医生,他知道普通的刀伤只要几个月就能结痂恢复。医护团队也决定一点一点地告诉他伤情和预后,发现了什么,再告诉什么。大部分的伤情,他都顺利接受了,但挂在肚子上的造口袋和无法自如活动的手,还是让他「消化」了很长时间。

当初抢救时,同事们曾试着替张卫兵保留更多肠道,想尽可能保证他日后的生活质量。但由于他腹部的伤口过大,出血点太多了,血压无法维持,整个人都在水肿,肚皮缝不上。最终,同事们只能截掉了他2/3的小肠,在肚子上做了一个造口,挂上一个袋子,以便接住排泄物——而这已是多方专家会诊后的最优方案。

每天,从造口排出的液体超过3000ml,造口袋需要一日一换。而肠道的蠕动是随机的,无法预测,如果更换过程中遇到蠕动,消化液会一下子喷出来,这是一种腐蚀性很强的液体,稍不注意,就会腐蚀周围的皮肤。对于王芳来说,这像是一场战役,因为,如果更换失败,或者弄脏了床单,张卫兵的情绪就会变差,「你能看出来,他会非常沮丧。」

他还能看得到自己受伤的手,同事刘同族明显感觉到,当得知自己的手部伤势时,张卫兵的情绪激动了。

对于一名外科医生来说,一双活动自如的手到底有多重要?曾有一个在医院流传甚广的段子或许可以作答——在医院,你可以通过按电梯按钮来确认一名医生是不是外科医生,因为,其他科室的医生都是用手按的,而外科医生,宁愿用头去按也不愿用手。

手是外科医生履行职责的重要「武器」  图源视觉中国

遇袭当天,张卫兵曾用手去抓过那把刀,这导致他的右手食指骨折、肌腱撕裂,3cm钢针露在手外,支楞着,左手也留下了刀口,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端起一杯水。最初,治疗组对他的手部状况并不乐观,他们不确定,这位战友是否还能重新拿起手术刀。张卫兵很心急,受伤之前,他带领的小组每个月都会进行六七十台手术,在科室接诊的手术量总是排名靠前。

医院请来了心理专家,但最终的面对和接受,还是得靠自己。王芳也会重复几句话安慰他,「多幸运啊,你已经活下来了。」「那个人已经失去生命了,还能要求他什么呢?」张卫兵说,他看着自己浑身的疤痕,只能自我调节,「无奈地接受」。

2019年的春节,除夕夜,张卫兵第一次走出他住了两个多月的ICU病房,去结直肠科会议室吃年夜饭。五六个人搀着他,架上轮椅,王芳推他过去。那条路只有五六十米,张卫兵觉得走了很久。路过一间间他再熟悉不过的病房,但这也是两个月以来除了天花板和窗帘之外,他看到的为数不多的风景。

会议室里,家人都在,妈妈和妹妹做了他爱吃的肉丝面和饺子,根本吃不下,只扒拉了三五口面。当下,他甚至有点沮丧,生气自己怎么不能再多吃一点。但那顿饭之后,王芳明显感觉到,张卫兵的情绪积极了很多。后来,他对她说,那顿饭让他感到了很大的希望,「我还能站起来,走出去。」

3

身上的伤在一点一点地恢复,但心里的阴影,却长久地存在着。

刚刚醒来的那段时间,张卫兵常常不敢闭眼,因为「一闭眼睛,就会想起当时的那一幕」。即便睡着了,睡着睡着,他还会惊醒,看着重症监护室米白色的窗帘说,有人。

噩梦就这样缠绕着他。

王芳试着给他积极的心理暗示。一旦他睡着后呼吸变得急促,她就会赶紧把他叫醒。有时候他会问,「我怎么了?」她就说,「没事,你睡得很好。」

她能察觉他对外界信息的抗拒。他不看手机,像是想把自己隔开。没有人问他那一天具体发生了什么。但好哥们儿来看他的时候,他自己会对他们讲,声音又轻又哑,「我这次真是九死一生。」

也有想不通的时候,躺在病床上,张卫兵会替自己不值,「我可以不从事这个职业,至少命还在啊。」

医生这个职业曾经带给他成就感和尊严感。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母亲有慢性肾病,常年需要看医生。那时候妈妈觉得,「什么年代都需要医生。」因此,想让他学医,做医生。

学医很苦,人的全身构造被按照解剖学一一拆分,努力背过,再联系起来,当作一个整体研究。这不是高中任何一门课程的加深或者拓宽,一切都要从头来,还不能有错。医学服务的对象是人,因此,医学生对自己的要求需要是「百分之百」,毕竟,考题的后面,都是患者的生命。

张卫兵读书特别努力,毕业之后分配到中南医院。工作期间,又在职读了硕士和博士。那时,他在急诊和其他科室轮转了半年,又做了一整年住院医师。手术从上午忙到凌晨,一天四五台是常事,有的大手术,一台要四五个小时。下了手术,凌晨两三点钟,回家倒头就睡,七点照常起床查房。仗着年轻身体好,泡面和盒饭打发一日三餐,然后抽空回家抓紧念书。

好容易拿到了学位,经验也越攒越多,做了主治医师,又有了科研压力。要看门诊,要做手术,还要在国外期刊发表论文,去晋升更高的职称。

但好在张卫兵是个开朗的人,这些压力大多都能自己化解。

在科室,他常常会做那个活跃气氛的人,遇到忧心忡忡的病人,还会说几句俏皮话儿。他不喜欢直呼患者的大名,年轻一点的,他喊「小伙子」;稍微年长一些的,他喊「小兄弟」,他为没钱继续就诊的病人垫过医药费,也在深夜赶到医院处理年轻医生解决不了的急症,即便那天不是他当班。从医近30年,他治愈过的患者不计其数,在某医疗服务平台上,有人称呼他「恩公」。

受伤后,张卫兵的心也是被患者一点点捂热的。在他没有醒来的那些天,很多人买了花到重症监护室门口去探望他。大家没法看到他,就把祝福写在千纸鹤里,一人一只攒了足足几百只。他诊治过的病人在网上看到他受伤的新闻,到处打听他的联系方式,加了他的微信给他打气,「不是所有的医生都像您一样,把病人当兄弟。」

他有位81岁的老患者,一直拿他当儿子。在他养病的日子里,自己熬了鸡汤给他送到病房里。还有一位十几年前患了肾癌的老人,和老伴都是下岗工人,听说他受伤了,从住在青山的家里出发,辗转好几趟车,拎着水果和牛奶来看他。

「那只是个意外。」他一遍遍跟自己说,大多数患者还是好的,他们还需要他。

照顾张卫兵的日子,王芳没睡过一个整觉。晚上每两个小时,她要给他翻一次身、喂几口水。他可以自己走路了,但肚子上的伤口是一个T形,最长的一道有29厘米,横贯腹部,还有粘连,哪边使劲儿都会疼。即便是坐起身来这个动作,他也需要有人在旁边拉一把。

有时候,王芳会觉得遥遥无期,看不到希望,「我觉得这真的是一辈子,要为别人的一个念头付出一辈子的代价,付出一辈子的牺牲。」但这一年多患者家属经历,也让她更理解了身为患者的不容易,她说,日后回到医院工作,她还会对患者更好一些,「为了让他们安心,也为了自己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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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6日,张卫兵做了造口还纳手术,术后,造口袋被摘掉了。但由于张卫兵的小肠已经不足一米,仅靠自主吸收的营养,没法满足日常所需,除了一日三餐,王芳还要为他冲肠内营养剂——这次手术前,王芳的作战对象是造口袋,而术后,则变成了一日N餐。

王芳在手机里下载了一堆美食APP,每天换着花样做新菜。但不论做了什么,别人觉得多好吃,张卫兵只是吃一点,就又吃不下了,以前,他是三分钟就能扒完一个盒饭的人,吃什么都不挑。

受伤前,身高1米78的张卫兵体重160斤,现在,这个数字已经降到了125斤,和他刚刚考入大学时的体重差不多。那时,他总吃不饱饭,营养不良。

2019年9月30日,在医院住了十个多月后,张卫兵终于出院回家了。

但每半个月一次的复查、检查单上的指标还随时牵动着王芳的神经。「蛋白低了,那就开始补蛋白,等蛋白补好了,下一次复查,钾又低了,下一次钾不低,蛋白不低,他怎么又身上疼了呢,然后又去查,是骨质疏松,等把骨质疏松治到不疼了,又感冒了,发烧了……永远不知道下一次再跟他查血,又会出现什么问题。」

被重伤摧毁的免疫系统仍在缓慢地重建。一个月前,一位关心张卫兵的病人到家里看他,王芳不在家,他也没注意,穿得少了一些,又坐得久了一些,晚上就发烧到39.5度,这是受伤之前他从来没有过的体温,「到三十七八度已经不得了了。」

刚受伤时,张卫兵同事接受采访时曾说,希望他伤好后去好好玩一玩,不要再回到让自己伤心的地方。但张卫兵发现,最终能让自己短暂地摆脱病痛的,还是工作。

还没出院时,有一天,他下意识地打开了一个在线看诊的APP,登陆自己的账号,回答患者的留言问题。现在回想起来,他依然觉得那是一个「本能的反应」。

出院回家一个多月后,张卫兵评估了身体状况之后,决定回医院上班。王芳仍然在家休息,准备三餐,照顾他的起居。上班的第一天,他买了水果和饮料,用小推车推进医生办公室,请所有同事吃。又在工作群发了两个红包,一个写着,「感恩有你们」。另一个写着,「有你们真好」。

他右手食指上,还有细长的疤痕,很僵硬,至今不能算是恢复完全,但已经可以做一些相对简单的手术。

2019年12月12日,张卫兵站上了阔别一年的手术台。走进手术室之前,大家站在走廊两边,每个人手里都拿了一瓶他喜欢喝的可乐。那是一台膀胱肿瘤的切除术,是病人亲自拜托他主刀的,因为,他信任他。

那天,张卫兵比以往更加集中注意力,保证每一步的准确。手术是电切镜完成的,严格来说,那不是真正的手术刀。他用了30分钟,很顺畅,和以往的速度差不多。他感觉右手还是有点麻木,和以前自如的感觉还是不太一样,但他觉得,自己从心理上已经准备好了再次拿起手术刀。

尽管体力还没法支撑张卫兵完成更大的手术,但这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同事们的预期。为了纪念他回归后的第一台手术,同事们还拍了一段小视频,题目叫做:「363天后,这个男人回来了……」

张卫兵重回手术室 图源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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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24日,平安夜,北京市民航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杨文医生被病人家属砍伤,抢救无效离世,随后,杨文医生遇袭的视频在互联网上传播。

张卫兵看到这则新闻,第一反应是,不敢点开。他把手机递给妻子,王芳看了,看完后感觉经历了「毁灭性的打击」,一下子被带回了一年前。当天晚上,王芳一夜没敢合眼,她担心张卫兵晚上再做噩梦。灯关着,她留意着张卫兵的状态。他果然惊醒了,告诉妻子,「有人在追我。」

此前,医院自己的心理医生来看过他,带着自己的家人和孩子,不像是一次问诊和评估,更像是同事之间闲话家常。张卫兵那天的精神状态不错,心理医生也觉得他恢复得不错。

但事实上,他仍然是个康复中的病人,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

由于还在恢复期,张卫兵暂时只在病房查房接诊,每天上午在办公室里解决别人的疑难杂症,但这已经足以耗尽他的体力,每天下班回到家,王芳形容他,「所有的能量都用光了,只有嘴巴能动。」

他还是会刻意地避开一些地方。

回到医院上班的近两个月时间里,张卫兵去过很多次门诊楼,但每一次都避开泌尿外科诊室所在的四楼。需要取钱的时候,他也不再去门诊楼外右侧的工商银行——那里成了他和王芳默认的禁忌之地。从前每次回家,他们会从医院正门进院,右转就可以直接开进家属楼,可现在他不让王芳右转,因为,那是凶手曾红平坠楼的地方。

张卫兵承认,自己开始变得有「戒心」,「绝大多数患者都是好人,但只要有一两个危险分子,风险就会变成100%。」

他的办公室门口曾经贴满了患者留下的彩色留言纸条。他回来之后,纸条拿掉了,墙上还留着一个心形的印子。但在他办公桌旁边的窗台上,摆着一瓶防狼喷雾,一根警用折叠棍。两样东西都是朋友送的,之前他就有,但从不随身携带。不方便,他也觉得不一定用得上。回来上班后,这两样防身器摆在他伸手就能摸到的地方。

患者曾经留下的纸条  韩逸 摄

他对所有突然闯入还是有戒备的状态。他的房间里人来人往,如果有来问路的陌生病人推门而入,坐在椅子里的张卫兵会挺直腰背,问,「你找谁?」有人站在背后也会让他紧张。有次他在低头写东西,王芳从身后走过去,张卫兵突然一下子抬起头,「心里一下子惊一下。」

这一年中,凶手曾红平的家人从没出现过,张卫兵没有获得任何来自行凶者亲属的道歉和赔偿。他并非全然心无芥蒂,但他更希望自己受到的伤害能够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改变。醒来之后,他曾数次想过,病人进医院之前,如果能过一道安检呢?

2020年1月,张卫兵愿望有了回响。广西省南宁市卫健委发出通知,创建「平安医院」,要求市属各三甲医院尽快安装安检门,配齐探测仪。在这则新闻的评论区,一位网友留言道:「保护医生的安全是好事,但如果现在去医院都要安检了,这实在令人难过。」

据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下属公众号「RUC新闻坊」统计, 2009年至2018年的十年间,中国大陆媒体共报道过295起伤医事件,其中,362 名医护人员受伤。2001年以来,至少有50位医务工作者因为暴力伤医事件而失去生命。

越来越多的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怀疑、甚至畏惧。

「我们还学这些干什么啊?」武汉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的教室就在张卫兵遇刺的门诊楼后面,出事之后,很多学生变得非常灰心。和他们一样,中南医院的一些医生也觉得不值得。这次杨文医生遇害后,中南医院的医生下了班忍不住打电话给朋友抱怨,「如果做医生要丢命,那干脆转行算了,不如就去开个民宿。」

张卫兵没有想过不做医生,但他也明白,作为医生,自己能做到的非常有限。

「医学能够解决的问题非常有限。」张卫兵希望更过的患者能够明白,医生和医学并非万能,即便面对有治疗方案的疾病,不同的个体差异也会令治疗呈现不同的结果。只是,生命教育的缺乏令无数中国人仍然无法接受「偶尔治愈」。

以及,如何让患者避免人财两空?如果一定要说受伤后的张卫兵对待患者有什么不同,现在,他会把患者的经济状况认真纳入考虑,「那些家庭条件很困难,手术效果又可能会不好的,我会建议他慎重接受治疗。」

如今,每天下午,张卫兵都会按时去做复健。康复医生会握住他的右手,前后活动,舒展关节,希望让僵硬的疤痕变得柔软。有时,他右手手腕上的红绳会露出来,那是王芳在他出院后买来的,「求个平安。」她自己也带着一根一模一样的。

这对夫妻已经无力再承受任何风险。看过杨文医生遇袭的视频后的那一刻,王芳心里说不出的难过,她的第一反应甚至是「恨不得要感谢凶手」,感谢他没有把张卫兵伤得那么重。当晚,凌晨四点,她写了长长的一条朋友圈,最后,她写道:「希望每一位医务工作者,都能看到明天的太阳。」

「医生和病人从来都不是对立的。」张卫兵说,「我们共同的敌人只有疾病」。他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穿着一件高领衬衫,高高的衣领后面藏着的,是他脖子上那道长达20公分的伤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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