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台手术都抵不上一篇论文
2018-07-18 王京仔 法制周末
晚上9点半，张斐走进书房，拿起书本，睡前的两个多小时，是他一天中难得的查阅资料和写文章的时间。“准备评中级职称。”今年刚迎来第二个宝宝的张斐，倍感养家的压力，晋升主治医师成了他的选择，而科研论文就是最大的压力。7月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公布，其中临床医生“不简单以学术头衔等确定薪酬待遇”的人才评价改革
晚上9点半，张斐走进书房，拿起书本，睡前的两个多小时，是他一天中难得的查阅资料和写文章的时间。
“准备评中级职称。”今年刚迎来第二个宝宝的张斐，倍感养家的压力，晋升主治医师成了他的选择，而科研论文就是最大的压力。
7月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公布，其中临床医生“不简单以学术头衔等确定薪酬待遇”的人才评价改革让张斐尤为关注。
什么代表科研水平
在县里最好的公立医院，张斐的看诊压力并不小，每天都忙得连轴转。
即使如此，他也不得不在每天有限的“精力”中抽出时间准备论文：“要升职就得有论文。”像张斐一样的临床医生面临的现实是，学术论文成了医学水平最直观的体现，也成为了加薪路上的“枷锁”。
“搞科研、搞学术”让张斐有些头疼，“看病人、写病历、做手术”就填满了他的工作时间，论文必须额外“耗时耗力”，而且科研条件也一般，“即使不做基础研究，做临床研究也需要大量的数据和精力”。
论文发表途径也是个问题，“越往后评职称，期刊要求越高，对于我们县级和一些基层医生来说，就越难”。张斐直言。
即使投搞并发表在那些专业的期刊，也并不意味着，这些学术论文就能代表真正的科研水平。
2017年4月，就曾爆发过一起大规模的医学论文造假案。
世界最大学术出版机构之一的施普林格出版社发表撤稿声明，旗下期刊《肿瘤生物学》宣布撤回107篇发表于2012年至2015年的论文，原因是同行评议造假。107篇论文全部和中国研究机构有关，创下了正规学术期刊单次撤稿数量之最。
该撤稿事件一共涉及524名医生，其中不乏就职于解放军总医院、北京协和医院、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同济大学附属医院等国内知名三甲医院和复旦大学、武汉大学、肿瘤研究所等知名研究院所的专家学者。
“每个医生都要做科研，下至基层医院，上至三甲医院，不管你是不是临床，那就难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尽管张斐也不认同学术造假，但他认为更应该直面造假背后临床医生人才评价制度的问题。
不唯论文
“硬着头皮上。”在精力有限，科研能力、水平有限的情况下，张斐告诉记者，有人会找别人代写论文，这被认为是一种省事的方法，而有些还有科研任务要求的医生还会找科研服务公司外包科研项目。
业内也有中介公司提供论文“绿色通道”发表的服务，但往往结果却是：“受骗就不说了，造假就更难避免。”张斐也透着无奈。
而相较于“不管过程、只管结果”的论文公司，也会有公司为有科研任务的医生提供项目服务，在项目经费范围内，“根据科研经验调整研究设计，确保最终结题成果”。
“就算结果不是假的，这能代表医生真正的医学水平吗？”在张斐看来，支撑这些虚假繁荣的正是背后的利益。
“不做科研，没法评职称晋升；没有论文，就没法升职加薪。”当医生的升职渠道和薪水与科研、论文硬性绑定在一起，甚至没有学术论文连一些会议都没机会参加，张斐告诉记者，“当论文这些东西成了临床医生评价的主要标准，问题就不可避免”。
实际上，在去年最大规模医学论文造假案曝光之后，不少医学专业人士就对“临床医生要不要科研”发表了看法。
有部分医生指出，医生的临床工作和科研并不是完全割裂和冲突的，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临床医生在临床研究方面更具有优势。曾就职某省会城市三甲医院，现正读博的曾家就认为，医学进步离不开科研，尤其是三甲医院的医生更是要具备一定的科研水平。
“如今，论文、学位与职称晋升和待遇有关，这就形成了一条‘利益链’，在利益至上的今天，年轻医生只能围绕着这个‘利益链’转。”以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原院长秦伯益为代表的改革派直言。
“但不是每个医生都必须做科研，更不可能要求每个医生都作出有创新价值的科研成果。”在他看来，医学的进步有待于医生的临床医疗实践和研究，当然也要鼓励医生做医学研究。
“医生的首要工作是看病。”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医药学部主任段树民指出，但要平衡看病和学术两方面的要求，对例如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生有一定的学术要求是应该的。
“要求所有的医生都发表论文显然是不合理的。”他直言，医生的晋升和考核，不应该简单以发表论文为唯一指标。
“应该是自愿的。”张斐也认同，不应让科研成为临床医生的“强制枷锁”，擅长科研就专攻科研，擅长临床的就讲临床，科研可以是加分项。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多少台手术都比不上一篇论文”。
水平评价难题
实际上，国家对于临床医生的科研评价已经纳入改革计划之中。
今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就提出要改进医疗卫生人才评价制度。
这份意见指出，建立符合全科医生岗位特点的评价机制，考核其掌握全科医学基本理论知识、常见病多发病诊疗、预防保健和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能力，将签约居民数量、接诊量、服务质量、群众满意度作为重要评价因素。
而在此次的《意见》中，又提出，支持符合条件的医院等单位自主开展职称评审，“选择部分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试点开展临床医生科研评价改革工作。不简单地以学术头衔、人才称号确定薪酬待遇、配置学术资源”。
在为消除“硬性捆绑”高兴之余，张斐也有着自己的担忧：“没有了论文指标，那又以什么为标准？”
此前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呼吁改革，认为评价医生要看潜力，看是否具备临床创新能力，是否有临床科研、思维能力，是否能够创造新的理念、技术、设备、仪器。
一位二甲医院已退休的院长告诉记者，临床医生评价改革的重点在于论文“量化”死板，但难点也在于“临床业务能力、水平”很难进行指标评价，“水平怎么评价，谁说了算都是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在他看来，现在论文之所以成为指标，“一目了然，最方便评价，也相对公平”。
而且当评价标准未明确的时候，“灰色空间和因利益而产生的腐败或许是更大的问题”，在他看来，更细化的评价标准和制度保障才是改革能否有成效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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