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能「传染」?她好心捐赠5个器官,躲藏在里面的乳腺癌细胞却带走了三条人命。。。

2019-02-26 Why君 DrWhy

2007年,一名53岁的女性A因蛛网膜下腔出血去世了。离世前,她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将自己的器官捐献给其他人。离世后,A的器官也确实移植到了五位不同的病人身上。无论对于捐献者来说还是对于接受者来说,这都算的上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并不是!对于接下来的这五位器官接受者来说,究竟是幸,还是不幸,没有人说的清楚。她成功捐献了自己的器官A去世后,像其他器官捐献者一样,也接受了各

2007年,一名53岁的女性A因蛛网膜下腔出血去世了。离世前,她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将自己的器官捐献给其他人。

离世后,A的器官也确实移植到了五位不同的病人身上。无论对于捐献者来说还是对于接受者来说,这都算的上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

并不是!

对于接下来的这五位器官接受者来说,究竟是幸,还是不幸,没有人说的清楚。

她成功捐献了自己的器官

A去世后,像其他器官捐献者一样,也接受了各项严格筛查。包括病史、完整的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腹部和心脏的超声波检查、胸部X光检查和支气管检查等等。

所有的检查结果都显示,A一切正常,没有相关病史,也没有异常的发现或是有肿瘤的迹象。这意味着A的器官可以被捐献。

这样的结果简直好极了!

接下来,就是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了。在A去世后的一年里,她的心脏、肺、肝脏、肾脏分别移植到了五位不同的陌生人身上。

第一位接受器官移植的是B,他移植了A的心脏。

移植手术很顺利,B也一切正常,不过没多久,B就因为自身原因患败血症去世了[1]。

肺移植者C

除了心脏之外,A的肺、肝、肾也如愿地被移植到了四位不同的患者身上。

接受肺移植的是一位42岁的女性C,因为患有严重的肺部疾病,在2007年移植了A的肺。同B一样,C的移植手术很成功,手术恢复的也不错。

可就在大家认为C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意外到来了。

2008年8月,也就是移植后的第16个月,C出现了移植功能障碍。检查结果显示,C的纵隔淋巴结内出现了癌细胞。在对癌细胞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之后,医生确定了它们是ER+/ PR+乳腺癌细胞。

乳腺癌?这是怎么回事?

还没来得及消化这个结果,C又被紧接而来的另一件事情给暴击了。

医生们在对癌细胞进行了DNA分析后发现,原来这些可恶的癌细胞竟来源于供体器官肺。也就是说,是A将癌细胞“传”给了C。

更更更糟糕的是,一个月后,C的癌细胞扩散到了他的骨骼和肝脏。

2009年8月,C决定进行姑息治疗(主要是控制患者的疼痛及有关症状,并对心理、社会和精神问题予以重视),但没坚持几天,C就离世了。

会不会其他几位器官移植者也受到来自A的癌症“传染”了呢?

出于担心,欧洲器官移植中心及时将这一情况通报给了其他几位器官移植者,并转告他们及时进行相关检查。

检查结果显示,其他三个人都是阴性,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听上去,这确实是个不错的结果,只可惜,这不是故事的结局,而是故事的开始。

左肾移植者D

在另三位器官移植者中,接受左肾移植的是一位62岁的女性D。

在得知C去世的消息后,D第一时间去医院进行了检查。移植肾的CT扫描结果显示为阴性。

这样的结果当然是值得开心的,不过D始终害怕C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一直想要进行预防性抗激素治疗。但在查阅了一些资料后,发现文献中并没有支持这种治疗的数据,所以最终只能选择放弃。

的确,移植后的前五年D确实健健康康,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可就在第五年的时候,D的身体开始出现了一些状况,为了尽快查明原因,D决定去医院再次进行检查。

只是,这一检查不要紧,还真检查出了大问题!

D的腹部CT扫描结果显示,D的肝脏有多处病变。肝脏活检后发现,病变处是乳腺癌细胞浸润。基因检测后显示,乳腺癌同样来自于供体器官。不过,更让D难以接受的是,乳腺癌已经扩散到了她的肾脏、肝脏、骨骼、脾脏和其他几个消化道器官。

总之,D的情况很不乐观。

检查结果出来以后,院方建议D进行积极的治疗,但被D果断拒绝了。应该是意识到了自己糟糕到不能再糟糕的病情,所以D在与家属商量后,决定只进行姑息治疗。

2013年,D在被首次诊断为转移性乳腺癌2个月后去世了。

肝移植者E

同样遭遇不幸的,还有另外一位59岁的女性E。

E患有失代偿性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2007年,E进行了移植手术,接受了来自A捐献的肝脏。

起初,E的身体状况也很正常,但4年之后,E的移植肝开始出现了问题。

经医院检查,E的移植肝同样出现了来自供体器官的乳腺癌转移。

有了C的前车之鉴,E的家里人和朋友都劝她进行再次移植,但被E拒绝了,因为她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还算良好,没必要进行再次移植。

可能还是有些害怕吧,E选择了体外质子辐射消融治疗。当然效果还是有的,E的病情在最初的几年里还算稳定,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

但世事难料。2014年(移植术后7年)的时候,E的病情终究还是出现了恶化,癌症发生了转移。

这次,她拒绝了任何形式的癌症治疗,几个月后,E就去世了。

如果说当时E及时接受了朋友和家人的意见,或许,她还会有不一样的结局,可惜,她没有把握好这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

他是唯一的幸运儿

好在,在所有的移植者中,有一位活了下来。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说,他是幸运的,但从另一种程度来说,他的幸运或许还应该要感谢他自己!



F是一位32岁的男性,2007年的时候,F进行了右肾移植术。

当2010年,在被告知C发生了乳腺癌转移去世后,F便开始进行定期的肿瘤筛查,包括胸部X线和腹部超声检查。2011年1月的时候,F还进行了胸部CT扫描。

所幸所有的检查结果都没有异常!

正当所有人都为F的情况感到高兴的时候,一件晴天霹雳的事情发生了。

2011年7月,F照常去医院进行定期的肿瘤筛查,但这次,检查结果显示,F的右肾出现了癌细胞。同样,癌细胞来源于供体的乳腺癌转移。

不过,与其他几位移植者不同的是,F没有犹豫,而是直截了当地进行了移植肾切除术,术后还停止了免疫抑制治疗。此外,F还成功接受了紫杉醇联合曲妥珠单抗治疗1年。

事实证明,F所做的决定没有错,2012年8月,当F再次去医院进行检查的时候,他的病情已经得到了完全缓解。

2017年4月,是对F进行的最后一次随访,检查结果显示,F的体内仍然没有肿瘤。目前正等待着进行第二次移植。

为什么只有他活了下来

其实,关于癌症可以在实体器官移植后发生转移,之前也有过报道[2-6],但是从同一供者体内同时传播到四位接受者身上这还是头一次。

正常情况下,这种概率应该是极低的,因为之前有研究称,每个实体器官移植的肿瘤传播风险大概是在0.01% -0.05%[7,8]。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目前的供体恶性肿瘤筛查方法是有效的。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如果肿瘤转移情况一旦发生,那么死亡率还是很高的[8]。

关于在这一案例中,癌症是如何在没有任何恶性迹象的情况下从捐献者那里传播到接受者的,目前并没有确切的结论,还只处于推测阶段。

一种假设是,供体A活着的时候,各个器官已经发生了乳腺癌微转移,但现有的器官移植筛查手段并没有检查出来,当患者移植了器官后,在免疫抑制剂的影响下,癌细胞钻了空子[9]。

一般情况下,器官移植术后,需要长期应用免疫抑制剂,以防器官发生排斥反应。但另一方面,这也使得人体的免疫系统长期受到抑制,当免疫系统受抑制时,它也就丧失了对癌细胞的攻击力。

另一种假设是与器官移植相关的缺血-再灌注损伤有关。

虽然多数情况下,缺血再灌注后组织器官功能能够恢复,患者病情也能得到好转。但有时候,缺血可能会刺激静止的肿瘤细胞进入器官,诱导低氧肿瘤表型,导致多种血管活性基因的表达,从而促进肿瘤细胞的动员[10-12]。

那为什么只有F活了下来呢?

研究人员给出的解释是,当F发现自己被“传染”了癌症的时候,F及时进行了移植器官的切除,并且也及时地停止了免疫抑制剂的治疗,这从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癌症的再次扩散。

既然这么可怕,为什么当初A在进行器官捐献前筛查时,没有发现呢?

的确,所有的器官捐献者在捐献之前都会进行严格的医学检查,目的就是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但目前所使用的医学手段并不能检测到极早期的癌症。虽然研究人员也考虑过,如果在器官捐献前,对器官捐献者进行更深入的CT扫描可能会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但他们更多考虑的是,目前的器官捐献本来就少,如果筛选条件更加严格的话,这将会是雪上加霜。

不过,也请不要太过担心,毕竟发生这种事情的概率还是极低的。尽管目前针对器官捐献前的筛查还不能做到尽善尽美,但不可否认的是,器官移植能延续我们的生命。

参考文献:

[1].Matser Y A, Terpstra M L, Nadalin S, et al. Transmission of breast cancer by a single multiorgan donor to 4 transplant recipients[J]. American Journal of Transplantation, 2018, 18(7): 1810-1814.

[2].Bajaj N S, Watt C, Hadjiliadis D, et al. Donor transmission of malignant melanoma in a lung transplant recipient 32 years after curative resection[J]. Transplant International, 2010, 23(7): e26-e31.

[3].Ferreira G F, De Oliveira R A, Jorge L B, et al. Urothelial carcinoma transmission via kidney transplantation[J]. Nephrology Dialysis Transplantation, 2009, 25(2): 641-643.

[4].Lipshutz GS, Mihara N, Wong R, et al. Death from metastatic donor- derived ovarian cancer in a male kidney transplant recipient. Am J Transplant. 2009;9(2):428-432.

[5].Nalesnik M A, Woodle E S, Dimaio J M, et al. Donor‐transmitted malignancies in organ transplantation: Assessment of clinical risk[J]. American Journal of Transplantation, 2011, 11(6): 1140-1147.

[6].Ison M G, Nalesnik M A. An update on donor‐derived disease transmission in organ transplantation[J]. American Journal of Transplantation, 2011, 11(6): 1123-1130.

[7].Kauffman H M, McBride M A, Cherikh W S, et al. Transplant tumor registry: donor related malignancies[J]. Transplantation, 2002, 74(3): 358-362.

[8].Desai R, Collett D, Watson C J, et al. Cancer transmission from organ donors—unavoidable but low risk[J]. Transplantation, 2012, 94(12): 1200-1207.

[9].Franken B, De Groot M R, Mastboom W J B, et al. Circulating tumor cells, disease recurrence and survival in newly diagnosed breast cancer[J]. Breast Cancer Research, 2012, 14(5): R133.

[10].Riethmüller G, Klein C A. Early cancer cell dissemination and late metastatic relapse: clinical reflections and biological approaches to the dormancy problem in patients[C]//Seminars in cancer biology. Academic Press, 2001, 11(4): 307-311.

[11].Faller D V. Endothelial cell responses to hypoxic stress[J].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Pharmacology and Physiology, 1999, 26(1): 74-84.

[12].Koong A C, Denko N C, Hudson K M, et al. Candidate genes for the hypoxic tumor phenotype[J]. Cancer research, 2000, 60(4): 883-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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