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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诡笔记|清末民初,治牙疼居然真能挑出“牙虫儿”

2020/1/4 作者:呼延云(推理小说作家)   来源:澎湃新闻 我要评论0
Tags: 牙疼  牙虫儿  口腔医学  

在刚刚过去的2019年,倘若总结一下微博上什么商品销售最火、什么商品被各路大V们集体推荐得最多,一马当先的,当属不同品牌的电动牙刷和洗牙器。作为一位曾经的健康媒体记者,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对牙齿健康的维护与关注,与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息息相关,认真刷牙、定期洗牙、从小护牙完全可以视为发达国家的标志。而且一般来说,“牙好,口就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确实有其逻辑上的合理性,在爱牙上做得比较好的国家,国民普遍都比较长寿。所以,2019年的这股普及新型牙具和洁牙理念的风尚,不应仅仅视为商业运作,更应看成我国医疗卫生领域不断进步和国民保健意识不断提高的象征。

最近一段时间,笔者在翻阅多部清末民初的笔记时,都发现了跟治疗牙病相关的段落,摘引出来,恰恰可以描绘出一幅“牙科乱象图”,读来有趣,又引人深思。

一、宁可满口齿落,不可西医入国

现代人提起中医,臧否不一。客观地说,我们的老祖宗是很对得起子孙的,尤其在医学上,曾经绝对领先于世界。就说牙科吧,在扁鹊、张仲景、李时珍等名医所着的医书中,都有大量跟牙齿保健相关的记述,比如张仲景的《金匮要略》有“小儿疳虫蚀齿方”,葛洪在《抱朴子》里提出叩齿保健法,宋代笔记《玉壶清话》载治齿药歌一首曰:“猪牙皂角及生姜,西国升麻蜀地黄。木律旱莲槐角子,细辛槐叶要相当。青盐等分同烧毁,研末将来使最良。揩齿牢牙须鬓黑,谁知世上有仙方!”南宋名医严用和的《严氏济生方》记载当时的人“每日清晨以牙刷刷牙,皂角浓汁楷牙旬日数更,无一切齿疾”,还出现了专门生产和经营牙刷、牙膏的“刷牙铺”、“牙粉行”等等……这些足以说明,中医不仅很早对防治牙病有了正确的知识、经验和方法,而且在民间具有相当高的普及率。

但是,随着西方医学的不断发展,尤其是法国医生皮埃尔·福歇尔于1728年出版《外科牙医》之后,牙科在欧洲各国获得飞速进步,特别是各种手术的推广,极大地缓解和治愈了牙病患者的痛苦。与此同时,中医在牙病治疗上进展有限,清末的笔记中提及牙病,多半还是用偏方施治。比如《浪迹丛谈》中谈到治疗牙痛,“最灵”的处方是冰黄散:“用牙硝三钱,硼砂三钱,明雄黄二钱,冰片一分五厘,麝香五厘,合共为末,每用少许擦牙,有神效。”而治疗牙齿出血和固齿健龈则是:“生地黄、细辛、白芷、皂角各一两,去黑皮并子,入藏瓶,用黄泥封固,以炭火五、六个煅,令炭尽,入白僵蚕一分,甘草二钱,合为细末,早晚用揩齿牙。”还有漱口水:“用细辛、芫花、川椒、小麦各五钱煎汤漱口者,亦效,但不可咽下,或用好烧酒漱口,亦可。”总的来看,多为内服和外敷。当然还有些玄而又玄的言辞,比如《两般秋雨庵随笔》写:“目有病当存之,齿有病当劳之,治目当如治民,治齿当如治军。治民当如曹参之治齐,治军当如商鞅之治军。”又是传统文化中“医儒不分家”的产物。

有趣的是,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不断引进,西医牙科诊所逐渐在各地有所开设,并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这反而引起了一些保守派的攻击。在光绪年间任吏部主事、苏州知府的何刚德在笔记《客座偶谈》中引用郑稚莘言曰:“齿与相表里,齿之咀嚼力有若干度,胃之消化量亦有若干度;若齿之力强,而胃之量弱,未有不受病者。今之补牙,是助齿之力,而不能助胃之量,害事孰甚。况补牙种种不便,流弊尤不可胜言乎。”这段话的大致意思是,牙齿和胃互为表里,人老了,牙齿坏了,同时胃力也下降了,正好可以少食慢食,这时如果补牙,等于是扶持了齿力,而胃力不能增进,导致食量增加而肠胃不能消化,反而致病。听起来似乎有理,其实是一段谬论。首先从保健医学的角度讲,任何年龄都应该适量饮食、细嚼慢咽,其次年龄大了肠胃的蠕动和消化能力确实不如年轻时,但这种情况下,如果要补充营养,就更需要坚固的牙齿,不仅能够正常摄入主食、菜蔬和肉蛋,同时可以食用相对坚硬的干果等等,以达到膳食平衡。

何刚德很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守旧派,宁可满口齿落,不可西医入国。他自己年老时一共掉了七颗牙,“凡落齿时,虽不甚痛苦,终觉累赘,有人屡劝补牙,余终深信稚莘之说为不可破也”,表现得相当顽固。而他护齿洁牙,靠的是“防风”:“齿病只有风、火、虫三种,而风尤甚。医家重治火、虫,而略于风。此方用薄荷八钱治风,为独得之秘。”以及卫辉知府华辉赠他的擦药偏方:“生熟石膏四两,青盐二两,骨碎补六钱,薄荷八钱,四味而已。”

二、牙齿美白秘方,竟是稀释盐酸

科学不昌,必然导致诈骗横行。就在西医牙科缓慢地,克服重重障碍地进入中国之时,另外一种牙科治疗方式在民间流行起来,俗称“挑柴吊汉儿”的,其实就是江湖医生施行的骗局。

清末民初,拔牙镶牙治牙病跟治疗阳痿早泄、点痦子、治脚气归入一类,都属于不关乎人命的,所以很多地方的卫生局不设考核,无照亦可营业。连阔如在《江湖丛谈》一书中记载,当时北京的这些“牙医”们都散落在各个市场里,支着药摊儿,上面挂一“XX牙疼药,立时止疼,不灵退洋(指洋钱)”的幌子。有些个患牙疼的人,找他当面去治。这些“医生”单有一种密不外传的药物,抹在患牙上立刻就不疼了,可是药劲儿过了照样疼。患者再找他,他就有话说了:“这个病要想去根儿,必须把牙洞里面的虫子给拔出来,才能永远不犯。”病人疼的龇牙咧嘴,当然渴望彻底治好,多花几个钱也认了。然后神奇的一幕发生了:“他用根细篾儿另抹上点儿药,待不了一袋烟的工夫,再用骨头针儿,从牙上往外拨吧,像线头儿似的小虫子,全都拨出嘴来,还都是活的。”病就算治好了。

稍有现代医学知识的人都知道,造成牙疼的原因,多是牙龈炎、牙周炎、龋齿或折裂牙而导致牙髓感染所引起的,哪里有什么真的虫子?!可是在那愚昧的时代,一见到活生生的肉虫,患者的病就算好了一半,喜滋滋地交钱走人。可是还没走到家,牙又疼得挖心钻髓的,再去市场里找那个医生,可就再也找不到了……原来,“医生”的治病其实是变了个魔术,“做这样生意,必须事先将菜虫子粘在细篾底下,往牙上一绷,菜虫儿便掉在牙上,愣一会儿再取出来。小小的戏法儿,便能馈下杵来(要下钱来)。”据连阔如回忆,这种生意曾经很是发达,后来随着知识日见开化,才渐渐没人再上当了。

不过,骗子们总是能花样翻新的,既然支摊儿蒙不了事,那就增加“权威感”,租门脸,挂上专治牙病的招牌。这种门脸往往油漆彩画,颇为唬人,其实都是金玉在外,败絮其中,几样简单的医疗器械,无一不是锈迹斑斑,肮脏不堪,然而患者还是源源而来。那时的人们平常不注意口腔卫生,久而久之,牙齿受损,疼痛难忍,江湖医生们唯一的方法就是拔而镶之,所镶之牙也自然不是什么好材料,没有多久就镶而复拔,拔而复镶……最终落得满口假牙,所以那时的这些所谓“牙科诊所”,其实都是“镶牙诊所”。

还有一种颇受欢迎的生意,就是治疗牙齿黑黄的。“医生”将一种淡黄色的液体抹在患者牙齿的表面,黑褐色或黄色的污垢立即脱落,露出一嘴洁白如玉的牙齿,这种“奇妙的美容术”曾经让很多患者惊叹不已,但用不了多久,牙齿就会坏掉。原来,那种淡黄色的液体只是经过稀释的盐酸,其腐蚀性极大,所以在除掉牙垢和牙菌斑的同时,也破坏了牙齿表面的釉质。

骗子们的生意一帆风顺,正经牙医却反而有生命危险。清代王无生所着笔记《述庵秘录》中记过一事:有一天,城里的一位有名的牙医,家中突然来了个客人,客人“以脱齿一枚令其镶配”。牙医说镶牙必须见到患者本人才行啊,那客人才承认自己乃是宫中的太监,带着牙医进了皇宫,“至宫中一极远极深之处,见一人服青布袍,独坐座上,面色惨黑,痛苦之状,目不忍见。口齿上津津血液溢露”。牙医为他镶好了牙。第二天那位太监再次来访,说昨天镶牙效果很好,那位患者特地让他赠给牙医一个荷包及四两银子表示感谢。又过了一天,有个陌生人仓皇走进牙医的家,痛哭道:我是那位导引你进宫的太监的兄弟,如今他已被太后扑杀,“尸骇掷露,无钱买棺”。牙医大惊,仔细一打听才知道,那位穿着青布袍的患者乃是光绪皇帝,牙齿是被西太后指使人打脱的,而慈禧又恨那位太监找人为光绪镶牙,故扑杀之。

三、正规牙医收入,轻松可破百万

随着时间推移,西医牙科诊所逐渐普及,而在牙医的人才培训方面也日见成就,特别是在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上海,尤显突出。

1926年的《新上海》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说明了上海牙科兴起的盛况。上海当时已经有了专门的牙科学校,一所叫做中国第一医科学校,位于汉口路九号,由俄国人设立,有七八个学生,既教学,也对外治疗各种牙病;还有一所叫做万国牙科学社,位于南京路,由一位名叫陈思明的人设立,除了教学和治病外,还兼售各种医科材料,据说全国各地牙医室内所挂的一张齿部解剖图,就是由他印刷发行的,每张五角钱,在当时不算便宜,但销量很不错。当时的上海,牙科诊所多设于南京路,很多欧洲牙医就在那里营业,江西路上还出现了赫德、裴盘等品牌诊所;其次是虹口,那里是日本的牙科医生汇聚地;中国的牙科医生中,最著名的有江西路的徐紫峰、南京路的徐峻民、霞飞路的司徒博、三马路的郑灼臣。专门为女性患者诊治的女牙医也有几位,多是欧洲人,当时的一大新闻是,有位名叫宋佩珍的中国女牙医,在俭德会附近开设了一家独立诊所,“这是中国破天荒的第一个女牙医”,引起了社会上很大的反响。

这篇文章可谓对1926年上海牙医情况的摸底。在随后的时间里,中国牙医培训和诊疗又取得不断的发展。据1934到1936年间的统计,全国公立大学医学院、独立医学院及医药牙医专科学校共计33所,上海占了8所,而医师的主治科别分类,又以普通外科和内科最多,第三就是牙科。与此同时,随着当时的国民政府对学生体检工作的推进,牙齿卫生也被纳入体检的项目之一。在1933年北平市社会局卫生教育委员会制订的晨间体检章程的第六条中,就有“该生放下两手,张口并露出牙齿,教员注意该生口腔内是否清洁,有无牙疾”的字样。

到1947年,据上海医师公会的调查,牙科医师中领有正式医师执照者117人,而领有临时执照者147人,这也必然会吸引患者接受更加科学、规范的牙科保健与治疗。同时,牙医的收入也水涨船高。正规的牙医在四十年代末收入二三百万算是保守的。有上海档案馆的资料为证:“牙医吴绶章,300余万元;西医司徒博,办理一牙医院,规模相当可观,有医师二三人,护士数名;包宜蕴,收入200万元,家有一妻三子一女一护士一车夫;牙医科瓦伊康,700万元收入;汪公复,资产3000万元,月收入400万元。”由此可见,当时的优秀牙医在生活水平上已经进入中上游。
 
不过,牙医作为一种“高收入行业”是世界性的。有些“不懂行情”的患者,还闹出笑话来。《汪穰卿笔记》中记一事,有个姓欧阳的人到英国旅行,住在旅馆里,有一天牙齿掉落,他非要拿腔作势,使人召牙医来镶牙,“造型配质,往返凡三四”。镶牙之后结账时,账单上写着一百五十英镑。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把欧阳吓呆了,问其他在英华人:“岂英伦配牙至一百五十镑欤?!”人家说谁让你不自己去牙科诊所,反而把医生召到旅馆诊治的。欧阳实在没办法,到那位牙医的诊所理论,牙医说:镶牙虽贵,但明码标价。倘若你一开始就来我的诊所,那么就按照定价收费即可,但你是把我叫到旅馆诊治的,就涉及到路上花费的时间,而在那段时间里我给其他来诊所的患者施治也可以有收入,所以必须收你的钟点费。两个人辩论再三,乃以一百二十镑作罢。

迄今,牙科医生都属于待遇颇高的职业,不过想成为一位合格的牙医,所要接受的教育和职业训练也相当艰苦和漫长,高技术高收入本是天经地义之事,从另一个角度也提示我们:每天认真刷牙,做好牙齿保健,别等到躺在牙科诊室里,一边体验难言之痛,一边付出高额的诊疗费用,再肉疼并心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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