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联体大潮下，社会办医被边缘化？非公医疗机构“绑定”医联体必知两大路径
2019-10-19 申佳 健康界
截至2019年6月末，中国有52.3万余家非公医疗机构，其中社会办医医院数量达2.1万余家，已占全国医院总数的63.9%。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郝德明用“面广量大”来概括这一现状。国家卫健委为主导，联同各主管部门，连续出台促进社会办医发展的政策，尤以2019年6月发布的《关于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的意见》最为重量级，由十部委共同推出。但面对同期医联体、医共体的发展，部分
截至2019年6月末，中国有52.3万余家非公医疗机构，其中社会办医医院数量达2.1万余家，已占全国医院总数的63.9%。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郝德明用“面广量大”来概括这一现状。
国家卫健委为主导，联同各主管部门，连续出台促进社会办医发展的政策，尤以2019年6月发布的《关于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的意见》最为重量级，由十部委共同推出。
但面对同期医联体、医共体的发展，部分非公医疗从业人士认为，社会办医将被边缘化，表示在全国多地轰轰烈烈地开展医联体和医共体建设的时候，社会办医在全国多地未能进入医联体建设圈。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郝德明解释，把社会办医排挤出医联体，是一些地方的公立医院和地方相关主管部门对于社会办医存在偏见。
但客观而言，非公医疗作为公立医疗体系的补充，差异化发展实在必行，寻找政策鼓励的盈利空间，赛道符合趋势，亦是社会办医的必选项。
政策利好，但资本观望
社会办医主要其中在非公立医院、第三方医疗机构、诊所、健康管理机构、互联网医院五大领域。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负责人蔡长华曾在2019年6月的吹风会上表示，今后，各地在新增或调整医疗卫生资源时，凡是社会力量有意愿、有能力办医的，都要优先考虑由社会力量举办和运营。
事实上，社会办医数量增长喜人，仅就诊所而言，根据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统计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截止到今年6月底，我国诊所数量已达63.3万，对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5万，在所有基层医疗机构中增幅最大。
普华永道将社会办医过去十年的发展趋势，划分为三个时期，准备期（2010年至2014年）、高峰期（2015年至2016年）及调整期（2017年至2018年）三大阶段。
最早随着社会办医政策层面的松绑，资本潮开始向非公医疗领域涌动，从2010年起，国家开始出台政策鼓励社会办医，且力度在加强，各项政策红利效应逐渐显现，医院并购交易规模日益扩大。始于2013年的医院并购潮，也在2016年达到井喷状态。
至2016年，医院并购出现大幅度增长，交易规模达到高峰，已披露交易金额达161亿元，创该阶段最高纪录。但2016年的高峰之后，交易的数量和金额都呈现下滑趋势，进入调整期。2017年之后，社会办医领域的交易保持稳定态势，2018年已披露医院并购交易金额达144亿元。
目前社会办医的政策利好不断，但资本投入仍在观望，谨慎选择进入赛道。普华永道中国内地及香港并购交易服务国内市场及医疗行业并购服务主管合伙人钱立强介绍：2013年至2018年，妇幼专科医院累计并购交易金额总和为各专科最高；但也可以看到，由于妇幼、口腔及整容专科由于技术壁垒低，竞争激烈，投资金额在2018年显着下降。
哪些赛道符合政策趋势
尽管潮起潮落，多方势力“始终”在持续加大对非公医疗机构的投入和建设，社会办医的商业大潮未曾真正衰退。
以上海为例，根据第一财经研究院数据，目前上海社会办医的机构有2600多家，超过一半，其中诊所859家，但分布不均衡。不管是诊所还是门诊部，扎堆口腔、医美、中医，而妇科、儿科、外科的诊所以及儿科、骨科和普外的门诊部则大大减少。
但钱立强则根据普华永道的数据解析，近年来，眼科、肿瘤及脑科等技术壁垒高且产业链价值高的专科，受到综合型上市公司及医疗管理集团的追捧，按交易额计算在2018年跃升成为最热门的三大专科。妇科、儿科等由于竞争激烈、壁垒低，资本机构进入时愈加谨慎。
深圳市上医惠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谢汝石也告诉健康界，口腔、医美等机构分布较多，和整个市场空间的大小以及赚钱的难易程度是相匹配的。但这样一个分布状况，和政策的预期是有落差的。
政策的预期是什么呢？“社会办医要行稳致远，必须先找准定位。”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王贺胜表示，“找准定位”是社会办医相关政策的出发点、落脚点，也是这项事业顺利发展的前提条件。
以诊所的发展为例，今年5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国家医保局制定的《关于开展促进诊所发展试点的意见》，其中提出诊所发展的目标是：为基层提供常见病、多发病诊疗服务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规范化、标准化水平全面提升，形成更多高质量、高水平的诊所；成为公立医院服务体系的重要补充。
王贺胜指出，社会办医的定位表明，其旨在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差异化的健康服务需求。比如，伴随着“银发浪潮”到来，日益增多的康复、护理、医养结合等方面的服务需求；比如，儿科、精神科、妇产科、眼科等社会紧缺的医疗卫生服务专业领域的需求；再比如，对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在医学检验、血液透析、医学影像等方面的需求。
医联体“绑定”非公医疗
“诊所这样的非公医疗机构完全可以进入医联体，但进入医联体是有条件的。”谢汝石告诉健康界。所谓的条件，第一定位是符合政策预期，第二是为基层常见病、多发病服务。
以北京为例，前期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北京市发改委等五部门联合制定了北京市促进诊所发展试点的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各试点区卫生健康委在建设区域医联体过程中，根据诊所意愿，将其纳入医联体建设。
北京规定，2020年3月底前，各试点区纳入辖区医联体范围的诊所应不少于1家，并在诊所和合作医疗机构之间建立双向转诊制度。2020年6月底前，各试点区卫生健康委应至少确定1家诊所，将其纳入可以提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医疗机构范围。
纳入到当地的建设里，非公医疗机构就能够对接到更多的患者资源。上海在2014年已启动“1+1+1”的医疗机组合签约，也就是说，一个居民可以和一个社区医疗服务中心、一个二级医院和一个三级医院签约，即首诊在社区以及家庭医生，如果有进一步需求则转诊到二级医院和三级医院。
至2018年底，上海的常驻居民签约666万，占到30%，大部分都是老人和患者，而剩余的70%里则是非公医疗机构广阔的市场空间，同时，政府也可以通过购买服务来提供支持。
具体而言，上海公立医疗机构发达，推动公立医疗机构的医生的多点执业，切实可行。2019年4月29日，上海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支持新虹桥国际医学园区社会办医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也就是新虹桥“十条新政”。这也是2018年7月“健康服务业50条”之后，上海进一步放宽社会办医之举。其核心是推动公立医疗机构和社会办医资源的流动与整合，打破“玻璃门”、“弹簧门”。
上海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建设发展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杭文权介绍，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就是上海政府的一个尝试，希望能够推动公立医院的医生更“阳光”、更合法开立诊所，或者说更“阳光”地在诊所里面多点执业。“医生现在都积聚在公立医院里，希望通过一系列新政可以释放出来。医生不需要天天在园区工作，我们希望能使他们与园区建立一种阳光的多点执业关系。”
今年7月，上海闵行区发布了“闵八条”，以推动公立医疗机构与社会办医形成顺畅的资源流动，以及“基于成本、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社会接受”的分配机制，通过社会办医购买服务等方式，保障公立医疗机构输出资源的合理补偿。
上海的医生多点执业以机构对机构的方式来进行，就是公立医疗机构通过委托管理、专科联盟、多中心合作的形式，向社会办医输出品牌、技术、人才、管理等资源。这部分品牌资源输出，相关社会办医机构按其收入总量不低于5%进行购买。
同时，由此增加的公立医疗机构的内部工作负荷，社会办医原则上按其收入总量的15%左右加以补偿，这就形成了公立医疗机构和社会办医之间分享的基本机制。“这样5%和15%加起来，大概社会办医收入总量的20%可以支付给公立医疗机构输出的资源。”杭文权说，这只是一个政府的引导数字，具体还要根据不同的专科和合作内容，双方自行商定。
北京和上海正在进行的尝试，可为非公医疗机构在医改大势下，如何与公立医疗体系融合发展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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