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干预心血管事件链，构筑心血管疾病的全面防线 

高血压是最常见的慢性病，《中国心血管病报告 2012》显示，在导致我国居民死亡的因素中，心血管病居于首位，而 50% 以上的心血管事件与高血压相关。 我国高血压控制现状极为严峻。有调查显示，高血压的知晓率为 30.2%，治疗率为 24.7%，控制率为 6.1%。《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 2015》显示 :2012 年全国 18 岁及以上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为 25.2%，城市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为 26.8%，农村为 23.5%。因此，控制高血压的发病及减轻其危害程度已成为当务之急。

pixabay

近年来，高血压治疗开始注重于强调以降压为基础，同时降低心血管事件发生风险，改善患者预后的治疗策略。药物治疗是控制血压最有效的措施。目前高血压的治疗仍以药物治疗为主要方式，传统的5大类降压药一般有一定降压效果，但在一定程度上降压效果并不好，比如针对肾功能不全患者的治疗，需要新型的降压药物，既可以降压，也能够预防心血管疾病或事件的发生。

2019年发表在Journal of Clinical Hypertension杂志的一项III期多中心、随机、双盲、阳性对照研究，共纳入1438例18岁及以上的亚洲轻中度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平均坐位收缩压 ≥140至<180 mm Hg），其中中国患者占85%，并选取了ARB类药物中降压效果最好的奥美沙坦作为对照药。结果显示，治疗8周后，沙库巴曲缬沙坦的降压效果显著优于奥美沙坦，且能明显改善患者的血压应答率和达标率。

霍勇教授表示，“沙库巴曲缬沙坦在降压方面表现出降幅大、起效快、24小时控压的特点，同时对心脏、肾脏和血管等器官也表现出优越的保护作用，可以多途径阻断心血管事件链，降低心血管事件的发生风险。沙库巴曲缬沙坦在高血压领域的应用将进一步优化现有治疗方案，对高血压管理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同时，多项研究显示，无论高血压患者血压水平高低、是否合并危险因素或心肾损害，沙库巴曲缬沙坦均表现出普适的降压疗效。与传统降压药物相比，其降压更强，降压幅度突破传统单药降幅极限，心脏、肾脏和血管保护更强，且更安全。

全面干预心血管事件链，构筑心血管疾病的全面防线 

近年来，高血压的治疗方式已经从开始的单纯降压转变为全程管理，以降压为基础，兼顾心脑肾及血管的器官保护，降低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风险。心血管疾病是累及全身的病变。因此，整体干预血管病变的 策略才是降低各种心血管事件和改善患者远期预后的根本措施。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孙宁玲教授表示，“高血压不仅会带来头痛、头晕、耳鸣等症状，更严重的是对心、脑、肾以及全身血管的损害，进而增加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数据显示，我国高血压患者合并心脑肾疾病的比例高达50%，1/3的心血管死亡可归因于高血压。”

1991年， 心脏病学泰斗Braunwald E和Dzau V教授等发表专家共识，首次提出“心血管事件链”概念，指的是从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开始，引起血管和心脏的变化，如左室肥厚、心肌缺血，进而发展到心梗，最后导致心衰及死亡的过程。对此，孙宁玲教授强调，“在血压治疗的时候，不单单仅仅是关注降血压，而是提早预防心血管事件链的发生。同时，长期动脉粥样硬化是慢性心脏病、心肌梗死、冠心病等高危因素，而这些疾病都会引起心室重构。此后，所有心血管相关疾病的终末期，都会引发心力衰竭，如果控制不佳，患者的生活质量会非常差，由于呼吸困难、足踝肿胀、乏力等症状，患者饱受睡不好、动不了的痛苦，还会经常住院，甚至面临死亡威胁。”

孙宁玲教授介绍，“依据目前的临床证据，沙血管紧张素受体脑啡肽酶抑制剂（ARNI）将有望成为高血压治疗的创新药物类型，而且未来会是更重要的一类降压药。ARNI类药物具有强效降压、持续控压、保护器官的作用。多项研究显示，无论血压水平高低、合并危险因素或心肾损害，沙库巴曲缬沙坦均表现出普适的降压疗效。与传统降压药物相比，其降压更强，降压幅度突破传统单药降幅极限，心脏、肾脏和血管保护更强，且更安全，具有降幅大、起效快、24小时控压的特点。”

高血压愈发年轻化，预防关口前移刻不容缓 

高血压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高血压年轻化的趋势愈发明显。根据中国高血压调查（CHS）显示，34岁以下的年轻男性高血压的患病率高达20.4%，少年儿童高血压患病病率也呈持续上升趋势，年均增加0.16个百分点。虽然这个数字远低于中老年人，但年轻患者对自己患高血压的知晓比例、接受治疗和血压控制达标的比例，也只有中老年患者的50%左右。

2017年美国AHA/ACC对高血压进行了重新定义和分类，将血压分为正常血压、血压升高、1级高血压和2级高血压。高血压的诊断标准从140/90mmHg将为130/80 mmHg界限，血压水平在120～129/＜80mmHg即为血压升高。来自杜兰大学公共卫生流行病学系和西北大学医学院的科研人员，估算了新旧指南的血压阈值与美国成年人心血管事件和死亡的关联。数据指出，按照新标准，使美国高血压患者人数增加了13.7%（3110万）。20岁到39岁患病人群从662万上升到1666万，相差人数1000多万。

然而，2018年欧洲ESC发布的高血压诊断标准未追随美国的标准，依旧沿用了140/90 mmHg的诊断界值。新指南则更加强调危险因素、靶器官损害评估以及预后价值的重要性。同时，在对降压年纪不再保守，重点考虑生物学年龄而非实质年龄。虽然欧美两部指南看似有很大差别，但其实殊途同归，都提倡早期干预中高危高血压患者，并提高血压达标率，最终改善患者预后。

对此，孙宁玲教授表示，“高血压新定义对当今世界血压管理具有很深远的意义。高血压患病率高但治疗率偏低，降低高血压诊断门槛，有助于提高医师和患者对高血压的重视程度，可部分弥补治疗率的不足。但我国人口基数大，数亿高血压患者，若人人都推崇130/80 mmHg，也会增加经济成本。美国实施此方案主要是预防角度，督促人们改变生活方式，进而调整达到血压阈值。目前，我国在血压控制已经从治疗向预防转移，比如慢性肾病的高血压患者、蛋白尿的高血压患者就是130/80mmHg，糖尿病的是130/80mmHg，对于特殊人群目标值为140/90mmHg，根据个体差异进行治疗。”

尽管美国新指南提倡新定义增加的这部分高血压人群优先生活方式干预，但我国在执行和治疗上存在很大的差别，目前仍然需要大规模临床试验，来确定中青年人群降压治疗的理想目标值，实现长期的疾病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