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岁感染新冠母亲生前说的话，让这位老年病学主任很意外

莎伦·莱文（Sharon Levine）接到母亲所在养老院护士电话时，听到对方在哭。护士语无伦次地告诉她，他们养老院出现了新冠病例，已经有老人快死了，工作人员也被感染，但检测试剂盒已用完，也没有足够的防护用品，每个人都病得很重，都不知道到底谁在照顾谁。

在莱文的安慰下，这位护士终于停止哭泣，莱文慢慢询问母亲的情况。莱文的母亲91岁，莱文知道当时她已经有段时间吃喝很少，体重不断下降，肺也不太好。现在的确她的血氧饱和度很低，即使吸氧也没用。虽然无法确诊，但根据症状，莱文几乎可以确定是新冠肺炎。然而护士打电话来主要是因为她背部下方出现大面积疼痛，且在不断扩散，这种皮肤暗裂在医学上名为肯尼迪溃疡（Kennedy ulcer）。

莱文知道这意味着母亲快死了。在2019年成为麻省总医院老年病科主任之前，莱文给体弱多病的住家老人提供了三十年的家庭上门服务，每年她接触到的患者约1/4死亡。她知道肯尼迪溃疡出现在死前几个小时或几天。她希望去看望母亲，但几周前该养老院就已禁止探视，以减缓疫情传播。

莱文想着至少在电话里和母亲说说话，但最终也没能实现。

莱文在工作中，每天会和很多患者进行视频电话，询问他们在社交隔离下的情况，如获取食物和寻求帮助的方式。她明白患者也在担忧这种情况下自己生病后怎么办，所以会查看病历上每个人的临终愿望，确保他们的临终愿望在疫情下没有变。每当此时她都忍不住想起自己的母亲。

作为老年病学专家，莱文的工作覆盖老年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日常生活到慢性病，以及大手术后的随访等，讨论临终愿望只是她工作的一部分。她早期当医生时，看着62岁的父亲死于结肠癌，那天正好是从医院搬到临终关怀院的日子，父亲死时很痛苦，那一刻她发誓不会让自己的患者离世时像父亲那样难受。

因此，她会询问患者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有什么希望和担忧，寻求护理的目的。她还会问患者若自身不再具备做决定的能力，应由谁来代替。莱文表示，不一定必须是配偶或子女，也可以是真正了解患者的人。

这可能听上去很容易，但做起来没那么简单。有时，家属很难将临终者的愿望置于自己的私心之上。家属可能知道父母想要什么，但面对失去亲人的那沉重一刻，还是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更别提实现其愿望了。莱文记得几年前有位快百岁的患者，病情严重，心脏和肺已开始衰竭。他快死了，但很清楚自己想要离世的方式。他告诉莱文自己不想要复苏救治，甚至不想被送往医院。

莱文回忆说：“我认识他的女儿，她们本身就是医疗专业人员。”然而当患者向女儿们重复自己的临终选择时，女儿们还是忍不住一直劝说，想改变他的想法。最后患者不得不说：“我说不，难道你们听不懂吗？”

即使现在莱文不再负责上门服务，有时候也会去患者家里看诊。她喜欢将自己的工作融入患者的生活环境及家人，确保患者活动的安全性。来为首先是一名老年人医生，其次她还是调解员、牧师。例如，遇到子女为母亲的临终愿望而争吵时，莱文会告诉他们：“这是她自己的决定，能够帮她实现这个愿望，你是世上最幸运的孩子。”

面对母亲的临终选择，莱文也是这样做的。莱文的母亲安娜·莱文（Anna Levine）性格果断，从小就如此。做决定后就不轻易改变。她当过簿记员，结婚后育有两个女儿，18年后离婚，决定去读书，在14年间全职工作的同时上完了很多课程，包括哲学、宗教、乳腺癌治疗等。

之后莱文的母亲上了法学院念书，1991年拉着三个外孙上台领取法学博士学位。此后开始新的职业，为争夺抚养权的父母提供调解，为申请失业救济金被拒的父母提供咨询。当时她已经62岁了。

莱文母亲带着三个外孙领取自己的法学博士学位

就算在养老院，虽然已年过90，身体虚弱，她还是很孤傲。2019年2月，莱文作为医疗代理人，再次和她谈论临终愿望时，她曾说，希望医生尽其所能让她活着。莱文知道有些患者可能并不完全理解这意味着什么。她向母亲确认道：“你能告诉我复苏救治是什么意思吗？什么是插管？”

莱文说，母亲当时的回复是：“我当然知道，救护者会压住我胸口，电击，把管子插进我的喉咙。”说到插管，母亲甚至还高兴地补充道：“我已经做过插管啦，还活下来了！”

的确，不久前她就经历过一次急救，所以头脑还很清醒。于是莱文开始问若癌细胞扩散至全身或中风甚至失忆，是否还要复苏救治。莱文母亲的回答都是“不要”。

莱文后来说：“所以她并不是什么情况都要活着。我的很多患者也是这样。”他们想要复苏救治的前提可能是认知能力健全，疾病可承受。但莱文对母亲仍有一些不太理解的地方，有一次莱文问：“医生要带你去医院时，若你拒绝了，我们该怎么办？”

对于其它问题，她的回答都很明确，但对于这个问题，她的态度很不同：“你能做决定吗？”

所以莱文后来自己代母亲做了决定。接到护士电话几周前，当时母亲体重已轻了很多，纽约的医院也因疫情不堪重负，她和妹妹商量后，给养老院的医务主任打电话，表示希望改变母亲的临终选择，任何情况下都不用复苏救治，也不送往医院。

她没有犹豫。早在2019年，母亲就明确表示过，如果无法保证头脑清醒，就不想要再机械性地维持生命，而现在母亲越来越虚弱，使用呼吸机似乎也不太可能活下来。

真正到了那一刻，莱文却无法想象母亲在生命快要结束时还要适应疫情期间的新要求，每天被全副武装戴着口罩的护士轮流检查。莱文说：“我忍不住一直在想，那肯定不是她想要的。”

然而，莱文还是拜托医务主任确保母亲得到全天候护理，如果需要，可以使用抗焦虑药物，若出现疼痛或呼吸困难，可使用吗啡。接到电话后的几天里，养老院再无音信，工作人员一定很忙。有时莱文打很多次电话都没人接听，不得不同时发邮件追问。

莱文母亲于4月22日离世，官方原因是新冠肺炎，但之前她身体已很虚弱。由于疫情，莱文甚至只能远程参加葬礼。

母亲去世后第二天，莱文就开始工作看诊。之后在休假的一天她才意识到自己完全忍不住一直回想母亲在离世前那一周女儿不在身边，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听护理人员谈到母亲离世前的情景时，莱文对母亲的坦白感到非常意外：“她对护士说，‘我快死了。你待我一直很好。你会来参加我的葬礼吗？你可以保证我的两个女儿也来吗？’”

母亲去世前在她床边陪同了15分钟的社工后来告诉莱文，她离世时看起来很平和，没有出现呼吸困难。莱文多希望母亲在世时多了解她的真实想法，但现在不可能了。只有接到电话那天，住在纽约的妹妹亲自去了养老院，母亲对她说：“坐我旁边，再坐近点。”边说着就睡着了，几分钟后探视时间结束，妹妹不得不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