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 医学人才培养须建立预警机制
2017-04-13 王之康 中国科学报
熊思东谈到，在西方国家，大学教育的自由度非常大，设置什么专业、招多少学生、怎么培养，这些都是大学可以决定的事，政府从来不干预。近两年，儿科医生短缺的话题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热点话题，曾有一份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目前儿科医生的缺口已经超过了20万人。而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这个缺口将会越来越大。“事实上，不仅是儿科医生缺乏，在我国，妇产科、急诊科等很多领域的医生也都缺乏。”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
熊思东谈到，在西方国家，大学教育的自由度非常大，设置什么专业、招多少学生、怎么培养，这些都是大学可以决定的事，政府从来不干预。
近两年，儿科医生短缺的话题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热点话题，曾有一份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目前儿科医生的缺口已经超过了20万人。而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这个缺口将会越来越大。
“事实上，不仅是儿科医生缺乏，在我国，妇产科、急诊科等很多领域的医生也都缺乏。”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对于这一问题，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表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医学人才结构性短缺的问题，我们需要在国家层面建立一套完善的预警机制，对一段时间内的医学人才供给情况进行全方位的考量。
那么，什么是医学人才培养的预警机制？它又将怎样发挥作用来解决难题呢？
医学生培养须科学规划
熊思东谈到，在西方国家，大学教育的自由度非常大，设置什么专业、招多少学生、怎么培养，这些都是大学可以决定的事，政府从来不干预。
“但有一件事情是政府严格干预的，那就是医学生的培养规模和结构，大学不能自由招录。”他说，反观我国，很多方面都控制得很严、规划得很好，但恰恰在医学生的培养方面，虽然有规划，却规划得不到位。
比如我国2011年发布的《医药卫生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2011－2020年）》，虽然要求“有重点地分步培养医药卫生急需紧缺专门人才”，包括儿科医师、药师、精神卫生等领域，计划到2020年使各类专门人才急需紧缺状况得以改善，但是规划得过于宏观，医学院校无法从中找到适合自己发展和国家需要的招生规模与培养结构。
在熊思东看来，医学人才的培养是需要顶层设计与科学规划的。“我们到底要培养什么样口径的医学人才？培养什么样结构的医学人才？换句话说，我们的医学人才数量和结构如何来平衡？具体如何设计、如何规划？这就需要预警机制了。”他说。
“因为我们国家地大人多、社会结构层次复杂，医学人才是千家万户、每一个阶层都需要的，培养医学人才是一个庞大的工程。”熊思东说，我国处于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过程中，人员的流动、社会结构的变化非常迅速，这也增加了不稳定性。
熊思东指出，医学人才的培养周期很长，人才的滞后性非常明显。“一般需要五年的本科培养，加上两到三年的规培，再加上临床实践，培养一名医学生大约需要八年时间，非常缓慢。”他说。
“而且，医学人才的来源单一，只能依赖于医学院校的培养。”熊思东说，如果新闻学缺教师，可以由新闻学院培养，也可以请媒体记者担任，还可以请宣传管理部门的专家、官员来做，但如果医生缺了，除了医学院校，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培养。
熊思东强调，预警机制就是加强医学人才培养的预警机制，它是针对整个医学人才培养的，不仅要预测当下，更要预测最短八年的培养周期。
医生缺乏是系统性问题
目前，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儿科医生荒”。“单独二孩”政策把它从一个隐性问题变成了显性问题，“全面二孩”政策则把它从一个显性问题变成了亟待解决、矛盾尖锐的问题。在熊思东看来，其实这一问题多年前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1998年7月，教育部颁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儿科医学专业被以“专业划分过细，专业范围过窄”为由列入调整范围。从1999年起，大多数医学院校停止招收儿科医学本科专业学生。
“当年政策的效果经过缓慢发酵，终于变成了如今的‘儿科医生荒’。”对此，熊思东颇感遗憾，而之所以此前不知道现在的情况，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建立医学人才培养的预警机制。
熊思东指出，一个行业的人员缺乏，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决，一个是入口关，一个是出口关。入口关是指要有足够的来源，出口关就是抓好培养质量。“医学人才培养的预警机制就是把好入口关，要有规划和预警。”他说。
熊思东认为，“儿科医生荒”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因为儿科是在产科之后的，还要有很多接生的产科医生，现在国家又在推行基层首诊、双向转诊制度，基层的全科医生也有大量需求。
“你会发现，由于医学人才来源的单一性、培养的滞后性等特点，实际上已经逐渐形成了不是单一某科医生的缺乏，而是系统性的缺乏。”熊思东说，现在是儿科医生缺乏，很快可能就会发现产科医生、急诊科医生、放射科医生、全科医生等缺乏，就像“按下葫芦浮起瓢”。
因此，熊思东强调，建立全国的医学人才培养预警机制非常迫切，而且我国也有建立这样一套预警机制的基础。
“经过这么多年的医疗卫生体系改革，我们对人才需求的预测有基础。”熊思东说，互联网、大数据的广泛应用，使我们有了技术基础，而且健康也已成为政府最大的民生工程，各级政府积极投入，使我们有了政府的政策基础，“关键是要重视，要建立这样的预警机制”。
全国一盘棋规划很必要
熊思东觉得，在我国的人才培养领域，相较于其它学科的人才培养，对医学人才的培养曾相对更加混乱。“到目前为止，谁都不知道到底要培养多少医学生，虽然每年都规定招生指标，但这个指标也没有一个精确计算，基本是去年招多少，今年还招多少。”他说，医学生的结构不清晰，区域分布也不平衡。
熊思东举了个例子，以前，甘肃省的医学人才主要依赖兰州医学院来培养，它每年的招生规模都是两三***，这一规模足以满足整个甘肃省的需求。后来，兰州医学院并入了兰州大学，成为众多学院中的一个，一年只招一两百人，虽然这在兰州大学已经算是大学院了，但是怎么能满足整个甘肃省的医学人才需求呢？
“西部地区缺医现象越来越严重，有历史的原因，也有规划的原因。”熊思东说，像甘肃这个例子，就是典型的规划出了问题。“反过来讲，东部也存在问题，那就是医学人才过剩。不仅少了需要预警，多了同样也需要预警。”
鉴于此，熊思东指出，建立医学人才培养预警机制后，就要全国一盘棋地进行规划，这样就可以在总体上全面把握，即便是某个领域、某个区域不尽人意，我们也可以进行调节。
对于这样的预警机制能否彻底地解决医生缺乏的现实问题，熊思东表示：“中国这样的大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
熊思东谈到，我们的国家大，有坏处，也有好处。“坏处是，我们一定要有一套预警机制给出一个大数据，如果不给出这样一个大数据可能就会乱，就像现在这样。”熊思东说，现在的医生缺口不仅只北京缺、上海缺，而是全国性的缺乏。
而好处则是纵深长，回旋余地大。“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没有回旋余地，上海少了无法从北京调，因为北京也没有；北京少了无法从石家庄调，因为石家庄也没有；石家庄少了无法从太原调，因为太原也没有。”熊思东说，如果有了这套预警机制，我们国家很大，就有了回旋余地。
预警机制关乎国计民生
熊思东指出，如果把医学人才培养预警机制再放得更高一些，就涉及到国家的安全问题，因为人才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发展的根本。
众所周知，谈到人口质量，有两个重要的数据是绕不过去的，那就是孕产妇的死亡率和新生儿的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高，就没有小孩了；新生儿死亡率高，生下来也就没了。”熊思东说。
医学人才的质量则直接关系到孕产妇、新生儿及其五年的生存率，如果这支队伍出现了问题，这几个数据势必会出现大的问题。
“如果我给你一个错误的数据，说中国现在的孕产妇死亡率非常低，已经达到了国际最先进的水平，不需要再加强孕产妇的工作，但实际上孕产妇死亡率还很高，等到发觉的时候，就会发现出生人口已经特别少了，马上我们国家的人口就会出现问题。”熊思东说，这就是数据上的错误，更确切地说，是预测性错误。
“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熊思东表示，但不能把它看成是简单的预测、预警，它不仅是行业的问题，更关乎一个国家成为大国、强国的问题。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到北京市考察城市规划建设和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时说，“中国以后要变成一个强国，各方面都要强。”对此，熊思东感触特别深：“大家不要以为，只要一枝独秀，一个国家就可以强，那只是在某种意义上出现了强的迹象。要全部强，样样都强。”
“建立医学人才培养的预警机制就是样样强中的一样，而且关系到人的生命，关系到国计民生。”熊思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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