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JM：美国取消宪法规定堕胎权！杂志主编谴责这一决定

当地时间6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决推翻“罗诉韦德案”。1973年此案裁决使堕胎在美国合法化。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最高法院24日裁定，取消宪法规定的堕胎权，推翻1973年“罗伊（ROE）诉韦德案（Roe v. Wade）”的裁决，并将堕胎的合法性问题留给了各州应对。这一裁决颠覆了近50年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先例，是一个罕见的逆转，挑战现代美国的生殖自主权。

此前，今年5月2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反堕胎草案遭内部人士泄露给Politico新闻网站引起全美国骚动，此草案中的多数意见由保守派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撰写，已被4位其他保守派大法官支持，3位自由派大法官反对，而保守派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尚未作出决定。现在，最终裁决果然与之前被泄露的草案结果一致！这将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将会深度影响美国政治和社会。

新英格兰本期杂志发表编辑者评论：Lawmakers v. The Scientific Realities of Human Reproduction，严重谴责这一决定。

刚刚宣布的美国最高法院在 Dobbs v. Jackson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 案中的裁决代表了对将政府插入美国人的个人生活和医疗保健的先例的惊人逆转。 然而这并不出人意料。 在该决定漫长而痛苦的前奏中，许多州严重限制了获得生殖保健的机会。 这些限制背后的理由是人工流产是一种危险的程序，需要更严格的监管来保护寻求这种措施的人的健康。 事实掩盖了这种虚伪的言辞。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和国家卫生统计中心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与总体孕产妇相比，合法人工流产导致的孕产妇死亡率为每 100,000 例手术中仅 0.41 例，而正常活产生产中，每10万活产中孕妇死亡达到23.8人。

世界各地的经验表明，限制获得合法堕胎并不会显著减少手术数量，但会大大减少安全手术的数量，从而导致发病率和死亡率增加。在缺乏堕胎保护的州，数以百万计的人也可能被拒绝接受药物堕胎。到 2022 年，许多美国人可能很难充分认识到，他们最私密的决定将变得多么复杂、压力和昂贵，即使是可以实现的，因为 Roe 已经被击倒。 《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文章讲述了女性的经历，她们现在 60 多岁和 70 多岁，她们在罗伊（Roe)之前寻求堕胎之难。她们描述了屈辱的情况、在家中的后巷中进行的不安全的手术，以及带给她们的是深深的耻辱。而且，非法手术的常见并发症很多，包括需要手术修复的生殖道损伤、诱导感染导致不孕、全身感染、器官衰竭和死亡。6 我们现在似乎注定要以牺牲生命为代价重新学习这些教训。

如果没有联邦保护，最近限制或取消堕胎权的州法律将剥夺美国人的生殖自主权，并创造一个奥威尔式（Orwellian）的反乌托邦。例如 2022 年 5 月 25 日颁布的俄克拉荷马州法律，该法律宣布生命从受精开始，以及 2021 年 9 月 1 日生效的德克萨斯州法案，该法案授权第三方提起民事诉讼并针对执行、援助，或教唆堕胎。此类诉讼中的被告将承担其法律费用，而原告因提起无根据的诉讼而受到反诉的赔偿。使用性交后避孕，无论是激素避孕还是放置宫内节育器，都可能等同于堕胎并被起诉；一些司法管辖区（例如密西西比州）已经在考虑采取此类行动。与月经周期无关的单一性交行为有 3% 的可能性导致受孕。7 受孕后，大约 14 天后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在母体血液中达到可检测水平。大约 30% 的怀孕会导致流产。因此，在某些司法管辖区，人们可能会因使用事后避孕措施流产而被起诉，尽管他们的行为没有导致流产的可能性为 98%，但没有办法证明或反驳他们怀孕了。

美国的新法律宣布生命从受孕开始可能会产生额外的影响。在 Roe 之前，体外受精 (IVF) 并不存在。自 1978 年开发以来，IVF 的使用不断增加，现在美国所有新生儿中有 2% 来自辅助生殖技术，最常见的是 IVF。IVF 程序通常会导致每个周期排卵大量卵母细胞，并且受精经常会产生大量胚胎。由于现代体外受精实践尽可能倾向于单胚胎移植，为了降低多胎妊娠和伴随并发症的风险，未使用的胚胎通常被冷冻以备将来移植。在全国范围内，有数以万计的人类胚胎在体外受精实验室中冷冻保存。虽然存在“收养”计划以允许人们将未使用的胚胎捐赠给想要植入它们的其他人，但许多人对这种选择感到不舒服，并且未使用的胚胎经常被销毁。如果这些胚胎被某些州通过法律并宣布为人类生命，那么被遗弃的胚胎视同为遗弃生命。

近 50 年来，美国人一直生活在 Roe v. Wade 的保护下，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生育命运。在世界上数十个其他国家正在编纂保护其公民的生殖决策的时候，我们正在倒转时钟，以剥夺我们公民的这些权利。正如其他人所指出的那样，美国社会中最享有特权的成员将始终能够绕过限制性法律，并在允许的司法管辖区找到堕胎措施，而低收入者和有色人种往往很难找到这样的合法措施进行堕胎，这也将是不公平的。这些变化将不可避免地加剧我们在财富和健康方面已经存在的巨大差距。

通过废除长期的法律保护，美国最高法院推翻 Roe v. Wade 案对美国家庭的不利影响，使他们的健康、安全、财务和未来面临风险。鉴于这些可预见的后果，《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编辑强烈谴责美国最高法院的决定。

美国堕胎法的发展史

一、美国堕胎法的三个重要案件

1. “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

1969年，麦考维（化名简·罗）怀上了她的第三个孩子，想要进行堕胎，但是德克萨斯州的法律在除了母亲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不允许堕胎，于是威丁顿和科菲两位律师在1970年代表麦考维向美国德克萨斯州北区的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被告是代表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县地区检察官亨利·韦德。于6月17日，法院做出了有利于麦考维的裁决，认为德克萨斯州的法律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九修正案中的隐私权，但是拒绝授予禁止执行该法律的禁令。

“罗诉韦德案”在1970年被上诉至最高法院，几经波折后，在1973年1月，最高法院发布了有利于麦考维的裁决，受到9位中7位大法官的支持，认为美国妇女有不受政府过多限制而选择堕胎的基本权利，并认为德克萨斯州的堕胎禁令是违宪的。值得注意的是，裁决出来时麦考维早已生下胎儿，而孩子被德克萨斯州一对夫妇领养，但法院认为她怀孕的终止并不使其诉讼失去意义。

判决以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为依据，该条款保护个人隐私权不受国家行为的影响。因为拥有意外的孩子可能会迫使妇女过上痛苦的生活、带来心理伤害，照顾孩子可能会给母亲的身体和精神健康带来负担，所以禁止堕胎会侵犯孕妇的隐私权。

即便如此，国家在保护孕妇的健康和潜在的人类生命方面有合法的利益，而此利益在妇女接近分娩的不同阶段不断增长。在此基础上，法院使用了“三段论”的方法，将怀孕分成3个阶段，每个阶段时长3个月：

第一阶段：州政府不可以限制妇女选择堕胎的权利，只能规定最低限度的医疗保障措施，如要求堕胎必须由有执照的医生进行。

第二阶段：州政府为了促进母亲的健康，可以选择用适当的规定来管制堕胎手术。

第三阶段：州政府为促进潜在人类生命的利益，可以选择管制甚至禁止堕胎，除非根据适当的医学判断，堕胎对于保护母亲的生命或健康是必要的。

此判决被两位大法官反对，怀特认为在宪法的语言或历史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支持法院的判决，法院只是为孕妇设计并宣布了一项新的宪法权利，推翻了当时大多数州的堕胎法规，导致各州的人民和立法机构无权自行权衡胎儿的发展以及对妇女可能产生的影响，所以此判决是对宪法赋予最高法院的权力的不恰当的行使。伦奎斯特进一步指出，在1868年第十四修正案通过时，各州或地区的立法机构至少有36项法律限制堕胎，所以堕胎权是修正案起草人完全不认可的权利。这两位法官的意见中体现出了原旨主义的理论，也就是认为美国宪法应该按照其通过时所被理解的含义解读，所以任何在宪法及修正案通过之时立法者未明文提及或受到当时社会认可的权利均不受宪法保护，当今阿利托的意见也体现了这一逻辑。

2. “计划生育组织诉凯西案”（Planned Parenthood v. Casey）

在此案中，计划生育组织向宾夕法尼亚州在1982年通过的《堕胎控制法案》发起挑战。这部法案中规定，在进行堕胎手术的24小时前，医生必须将堕胎可能造成的健康危害以及胎儿的信息告知孕妇；除了特殊情况下，寻求堕胎的妇女必须签署一份声明，宣布她在接受手术之前已经通知了她的丈夫；未成年人在进行堕胎手术之前，必须获得至少一名家长或监护人的知情同意。

在这些条款生效之前，计划生育组织等五家堕胎诊所和一名医生提起了诉讼，要求宣布这五项条款都是违宪的。地区法院认为五项条款都是违宪的，并永久禁止其执行。上诉法院部分维持原判，部分推翻原判，驳回了通知丈夫的条款，但维持了其他条款，当时阿利托是上诉法院中的法官，他在此案中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法院不应该使通知丈夫的条款无效。

最高法院认可了“罗诉韦德案”的基本原则，即妇女有权在胎儿获得生存能力之前进行堕胎，但抛弃了“三段论”的框架，允许各州根据更灵活的医学定义限制堕胎的合法性。判决中重申，妇女选择堕胎的权利来自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但判决修改了法院用来审查堕胎法律的测试标准，转而采用“不适当的负担”标准：如果一项法律的目的或效果是对在胎儿获得生存能力前寻求堕胎的妇女设置实质性障碍，则该法律无效。

判决中认定，医疗科学证明胎儿在24周左右才获得生存能力。后来2016年的“全女性健康诉海勒斯特德案”澄清了“不适当的负担”测试的标准，也就是需要衡量法律对堕胎造成的困难以及法律提供的好处。最终，法院维持了宾夕法尼亚州法规中受到质疑的所有条款，通知丈夫的要求除外。

最高法院维持“罗诉韦德案”的基本原则，是遵从先例（stare decisis）的体现，认为“罗诉韦德案”的基本原则虽然引起了一些反对，但并不是不合理或不可行的，并且这些基本原则的事实根据和法院对其的理解没有改变，所以法院不应该随意推翻之前的决定。对于先例的尊重也是如今堕胎权支持者对于阿利托推翻“罗诉韦德案”的批评依据之一。

3.“多布斯诉杰克逊女性健康组织案”（Dobbs v. Jackson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

密西西比州在2018年通过了《胎龄法》，禁止了怀孕15周后的堕胎, 医疗紧急情况或严重胎儿畸形情况除外。杰克逊女性健康组织作为密西西比唯一的堕胎诊所，提起了上诉。密西西比州南区的地区法院认为，密西西比州没有充足的合法利益以证明怀孕24周前禁止堕胎的合理性。密西西比州随即向第五巡回法院提出上诉，而该法院在2019年12月的裁决中维持了地区法院的裁决。

2020年6月，密西西比州向最高法院提出了对第五巡回法庭裁决的上诉请求，法院于2021年5月批准了诉讼文件的申请，但将法院的审查限制在一个问题上：是否所有在胎儿获得生存能力前禁止选择性堕胎的规定都是违宪的。

此案今天作出裁决，但是前不久的泄露草案提前使民众了解到可能的结果。草案中，大法官阿利托认为“罗诉韦德案”的裁决从一开始就极其错误，认为宪法没有将堕胎列为受保护的权利。托马斯、戈萨奇、卡瓦诺、巴雷特大法官都投票支持阿利托的意见，而三位更偏向自由派的大法官还未发布其反对意见。罗伯茨大法官也还未正式宣布立场，但媒体认为他倾向于维持“罗诉韦德案”但也同时允许《胎龄法》生效。

堕胎与党派之争

美国两大政党在近几十年中，对于堕胎问题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分歧。在1970年时，国会中共和党人投票反对堕胎的比例与民主党人大致相同。情况在1972年出现转变，共和党的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总统选举中以反堕胎立场来吸引天主教选民和其他社会保守派的选票，他成功当选后，共和党人开始在国会使用同样的策略，并与传道组织围绕反对堕胎立场建立联盟，之后的里根总统（Ronald Reagan）在上任后也任用了反堕胎的大法官。随着特朗普（Donald Trump）的上台，他声称要致力于推翻“罗诉韦德案”，各州的共和党立法者开始加大对于堕胎的限制，这也导致堕胎权支持者开始尝试放宽堕胎限制。

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格雷格·亚当斯教授指出，各党派的精英群体对堕胎的立场越来越清晰明显，而在大众层面，人们更加容易根据自己对于堕胎的态度改变政党立场。精英层面的变化影响了大众层面的反应，具体是通过媒体把和堕胎相关的利益集团与政党的联系进行报道，逐渐体现出民主党与支持堕胎的选择派的关系、以及共和党与反对堕胎的生命派的关系，将堕胎问题从一个公共问题转变为今天这种党派极化的政治问题。

关于堕胎权的立场也成为如今任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民众似乎认为法官的政党标签使其更加可靠，但研究显示，其实不考虑党派时选出的法官更容易带来贴近民意的司法决定。

如今在对堕胎问题作出裁决时，法院本身逐渐政治化。之前阿利托的草案一出，就被部分人批评为是保守派不恰当的司法能动主义，是对先例的蔑视。现在最终的正式判决已经出来，最高法院似乎已经无法脱离其政治色彩了。

后续影响

如果单看堕胎权，并不是所有美国女性将会面临堕胎困难，因为最高法院的裁决只是将限制堕胎权交回各州，所以每个州的女性将会面临不同的情况。美媒报道称，截至目前，共有13个州通过“触发法案”，即一旦“罗伊案”被推翻，该州将自动通过禁止堕胎法案。再加上一些已表露会限制堕胎的州，预计美国至少有26个州将禁止或限制堕胎。这也就意味着，数百万美国女性将失去合法堕胎权。

在堕胎权之外，“多布斯诉杰克逊女性健康组织案”的判决或许对于十一月的中期选举有着潜在影响。美国中期选举是指国会两年一次的选举，这次会有100个中的35个参议员位置、全部435个众议员位置受到竞争。部分民主党人希望此次最高法院对于堕胎权的否认会使各州的堕胎权支持者投票给民主党派的候选人，让一些本来立场摇摆不定或者倾向于共和党的选民为了保证堕胎权而支持民主党，这样的重大事件也促进了民主党人开始警惕并开始活跃。另外，一些之前表达过反对堕胎权言论的共和党候选人也陷入了尴尬的处境，担心这样的立场会使自己失去选票。所以，目前堕胎案的状况或许会帮助民主党在选举上取得优势。

最近美国大事多。昨天（当地时间6月23日），美国最高法院在一项有关持枪权的重大裁决中推翻了纽约州一项限制性的枪支法律，裁定在公共场所携带枪支是美国人应有的基本权利，将允许更多人在街道等公共场所合法持枪，这已惊震动了全美。今天，最高法院又放出取消堕胎权的大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两个案子不仅仅是政治博弈，更影响美国老百姓几十年来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美国社会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且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