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诉讼没有赢家 如何避免？
2019-08-23 崔馨竹 健康界
古代皇帝怒杀御医、庸医谋财害命；当代暴力伤医、院内摆设灵堂……从古至今，医疗纠纷从未淡出人们的视野。当下，越来越多的医患矛盾也更加理性地从医院转移到法院。
古代皇帝怒杀御医、庸医谋财害命；当代暴力伤医、院内摆设灵堂……从古至今，医疗纠纷从未淡出人们的视野。当下，越来越多的医患矛盾也更加理性地从医院转移到法院。
日前，在第二届“中国医学人文大会·医学与法律论坛”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医疗安全与血液处处长高新强指出，要推动构建医患利益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医患是一个共同体，不应该有矛盾，只有共同的利益和目标。”
在医疗诉讼中没有赢家，即使医院胜诉，职业阴影也将伴随医生。如果患者拿到赔偿，赔偿金额也无法与患者所承受的伤害对等。因此，医院管理者和医护人员更应将重点放在纠纷的预防上，就像治病一样，预防远比治疗更重要。
名院如何减少医疗纠纷？
知名医院面对的疑难杂症多，所面临的纠纷风险自然更高。除了恶性伤医事件，还发展出了“软暴力”，比如患者或家属时时刻刻在医生身边，以此表达不满。这些风险都需要应对机制来化解。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下称阜外医院）是心血管专科医院，高风险的专业又该如何预防医疗纠纷？据阜外医院医务处主任王卫东介绍，为预防、处理医疗纠纷，阜外医院搭建了多层次风险分担机制，建立风险预警机制、临床不良事件报告制度和医疗纠纷隐患的报告制度，对临床事件不良事件进行监测。
王卫东表示，沟通是处理医患纠纷的法宝。阜外医院建立由医患办参加的高危患者的谈话机制，降低对患者治疗的期望值。每年高风险谈话一千例以上，通过数据分析，这些病历鲜少发生纠纷，即便发生纠纷患者也可以通过正当途径去解决。并且在25个病人相对危重的病区、介入导管室等安装监控摄像，对医生告知的过程进行录音录像，对于典型的病例需要刻录保存。
同时，阜外医院建立临床医生轮训制度，晋升副高之前的医师都要在医务处参加一个月的轮训。通过案件学习、到法院旁听、参加司法鉴定听证会、参与纠纷的处理等直观方式，强化安全意识，学习相关法律法规，有利于今后工作中处理纠纷后与纠纷的处理以及与医患办的沟通。
从2003年开始，阜外医院尝试推广手术意外险，手术意外险的推行，可以同时提高医患双方的医疗风险意识，对于出现并发症的患者是一个快捷简单的救济手段，有助于并发症的收集，这也是强化指控体系的手段。2008年，阜外医院在全国率先与当地人民法院共同建立快速处理纠纷的绿色通道。2010年，阜外医院引进第三方调解机制，购买医疗责任保险，组建律师团队。
在知情告知环节，阜外医院医患办组织修订知情告知书，对于自费项目、高耗值材料用黑体加大标注，要求术前详细告知，规避法律风险。
除机制的建立之外，病历在医疗纠纷中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下称北医三院）医务处处长胥雪冬强调：“医疗纠纷打官司打的是病历，病历就是证据。”
北医三院对病历管理十分重视。胥雪冬表示，病历工作看起来小，实际会体现出医院规范化管理水平。北医三院按照病历封存清单管理，对潜在风险进行备案。
目前，北医三院正在探索质控体系，从第一级的医疗部署会，到第五级的院领导和科室约谈核心组，通过五级质控让质控落地。此外，北医三院还通过绩效导向建立安全质量管理文化，落实以患者为中心的价值观。
患者安全问题 需要系统性改进
信息技术的发展提升了人们的健康认识水平，这使得医学模式发生转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王平表示，在过去的医学模式中，医生和患者之间是主动和被动的关系，获取的医学知识比病人多；现在的医学模式中，患者也会通过各种渠道，获得更多的知识，同时患者有意愿和医生共同制定医疗方案。
患者是合作者，更是参与者。医生不能光看病，更要爱人，并树立“以患者为中心”的意识，这是整个医疗系统应该具备的安全文化。
然而，在日常的医疗工作中，真正以病人为中心、保证病人合理需求和安全的流程制度，在很多医院落实并不到位。“安全文化在医疗系统当中还没深入人心，尚未形成安全文化氛围。”王平指出，如果单独处理一次纠纷，没有通过典型案例改进系统，那么在系统内工作的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漏洞。
“患者赖在医院能怎么办”“护士又不是保姆”……在报道医患纠纷的新闻中，人们总是能看到类似的抱怨。医生和医院究竟该肩负怎样的责任？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医学伦理与法律系教授王岳表示，社会责任是医院不可推卸的责任，如今医院不能仅停留在生物医学模式上，那不能称之现代化的医院，现代化的医院应从生物、心理、社会三个维度去解决问题。
王岳认为，医患关系一定遵循的是“情-理-法”原则，不能单纯用“法-法-法”思维解决，否则医患关系只会更加紧张。当法律缺少人文精神的引领，可能会产生一种异化的现象，甚至束缚医生的手脚。
不可否认的是，在庞大的医生队伍中确实存在少数“问题医生”，医生一旦违反规则，必须受到处罚。这需要厘清医生所犯的是伦理性过错还是技术性过错，如果是技术性过错需要分析，如果是伦理性过错，要坚决清除害群之马。针对这些“问题医生”，我国尚未建立处理流程，可教育、可转化的精准培训体系也不完善。
国外的成功经验值得参考
中国的医患关系与国外的医患关系不同，独立学者李庆功指出，国外的医患关系主要是医生和患者之间一对一的关系，在中国应该是患者、医院、医生三者间的关系。
虽然国内外的情况存在差异，但国外预防处理医疗纠纷的经验，也值得借鉴。
在美国，如果患者对病历存在异议，可以在旁边进行批注，这种透明化、可讨论的方式，反而会减少纠纷。
韩国的医疗机构在知情同意书上进行创新。经过20多年的发展，韩国的知情同意书从文字演变为视频处方，在形式上更加直观，易于患者理解医学知识。患者在做手术前，事先了解相关疾病知识，包括医疗方案、手术过程以及并发症等，这样可以节省医生工作量，从告知效果来说会更好。
观看视频后，再对容易出现纠纷的环节设置问答，确保患者正确理解，回答正确后才能进行下一步。医生再针对要点和患者进行沟通，这个过程也会被记录。
不仅医疗机构需要完善相关机制，中国的医学教育同样存在缺陷，这也是医疗纠纷增加的原因之一。如果说把医疗技术比作一个躯体，法律和人文应该是两个重要支撑，但在医学本科教育中，法律和人文都是缺失的。
李庆功认为，医学生在入学时，不能仅凭分数，还要通过面试评估学生性格是否适合学医。
王平指出，美国医学生的教科书上写道，医生做出的第一个诊断正确率不足20%。在中国医学生及医生的教育过程中，很多的高风险的环节，并没有告知学生和医生讲。在医学教育方面，中国还要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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