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为何沦为医疗纠纷中的“弱势群体”？很多人忽略了这点

1月31日，由国内医事法律专业团队医法汇发布的《2018年全国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大数据报告》（简称《报告》）一经公布，便受到广泛关注。《报告》通过alpha案例库的高级检索，对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医疗损害责任案件的2866份二审判决书进行了数据统计。

据《报告》显示，二审判决涉及到妇产科、骨科的医疗纠纷案件数量仍然居高不下。（回顾：医疗纠纷TOP榜新鲜出炉，这三个科室竟是“重灾区”？！）导致医方败诉的第一大因素为“未尽告知义务”，其中，病历材料记录不完整、书写不规范等均是影响法院对医疗机构告知义务履行情况判定的主要依据。

案件高发因素：未尽告知义务

告知不全面，纠纷不会断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王岳教授从法律角度、误诊学以及减轻职业疲劳和倦怠感三个层面深度剖析此项高发因素的成因。

在法律上，医疗行为准确违法阻却事由最重要的即是知情同意，所以越来越多的纠纷案件围绕知情同意。

而法律上将其界定为依托关系，它的本质是以对方利益至上，作为法律关系的主要特征。

所以医生与患者在告知过程中，既是让患者感受到医生以患者最大利益做出临床决策的过程，也是取得患者对医生真正信任的过程。

王岳指出，司法实践和临床医务人员更多的不是忽视告知过程，而是关注告知的结果，或者俗称为签字。过多地关注签字让医生忽略了对医疗专业信息的履行义务。

而如果没有充分履行告知的过程和义务，最终获得的结果也会无效，也有可能成为日后诉讼过程中被认定为存在过错的证据。

知情同意作为一种合议形式，其意思真实是判断知情同意行为是否有效的关键，要确保意思真实，医生就必须全面地履行告知义务。

王岳认为，知情同意与临床上所说的“医患沟通”较为贴近。而医务人员要从中正确地理解医患沟通的作用。

一方面，良好的医患沟通，可以减少纠纷，可以降低误诊率。通过充分的沟通和告知，可以让医生更了解患者的病史、家族史对诊断有参考依据的重要信息。

另外一方面，以患者为中心的良好沟通，可以大幅度地让医生降低职业疲劳和倦怠感。当医务人员学会以人为中心去进行交流，而不是以疾病为中心进行交流时，当医务人员以了解患者背后的故事，而不是简单的通过影像学检查和化学检查指标去当医生时，医生的职业幸福感会大大提升。

以上的核心目的都指向改变患者就医的感受，要让患者成为整个医疗服务的中心，这才是医务人员努力的方向。

而不是简单的通过书面免责条款或者套路式的格式文本，来减少自己的法律风险。那样最终只会让纠纷越来越多，只会让纠纷通过更多的非理性方式解决。

“讲没讲明白，是打不打官司的关键；而签没签字是能不能打赢官司的关键；没有讲明白，却让患者签字了，那就成了医闹的关键。”王岳如是告诫医务人员。

用事前“说明”化解事后“说法”

法治广东研究中心、广东省医学会医事法学分会主任宋儒亮教授认为：

医疗活动，千差万别；患者情况，千差万别；说明告知文本，千差万别；患者的理解，千差万别；这就是临床工作中，医务人员履行告知义务时所面临的现状。

不出事还好，一旦医疗结果不好，医患双方的各说各话，就成为医疗损害赔偿案面临的基本状况。这时，千差万别是花样百出了。

此时，要想改善医方未尽到告知义务的现实情况，医方首先要进行如下改变：

首先，在认识上，把“告知”变为“说明”，用事前的“说明”化解患方事后的“说法”。在告知过程中，要做到具体、清楚、明确，并总结出一套流程、方法。凡遇到告知的情形，均按此流程照办。

其次，要发挥护士的监督作用，比如，签署知情同意书后的第二天，可让护士就之前签订的知情同意再次询问患方，并以护士签名方式进行见证。防止事后添加，保证真实。

第三，明确患者和委托人关系，一定要由患者或其近亲属签署知情同意书，尤其是要留下身份证号，能按手指膜最好。

第四，要充分发挥医院法律顾问的作用，让医务科对各科室自行制定的知情同意书进行审核，权衡利弊，以最大程度保证其合法性。

最后，针对重点或者难点病案，要以录音、录像的方式记录知情同意书实现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