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CCHIO | 秦文星教授解析：乳腺癌治疗新格局的“降维打击”

秦文星教授：在过去的数年中，新型的CDK4/6抑制剂、新型抗体药物偶联物（ADC）以及免疫治疗药物显著改善了患者的预后，并深刻改变了临床实践模式。

1.抗体药物偶联物（ADC）  新型ADC药物在HER2阳性和三阴性乳腺癌治疗领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针对HER2阳性患者，DB09系列研究证实，新型ADC药物德曲妥珠单抗（T-DXd）联合帕妥珠单抗可进一步优化患者预后，显著延长晚期患者的生存期，未来有望成为晚期患者一线治疗的标准方案。同时，在后线治疗中，T-DXd的地位亦日益凸显。此外，国产新型ADC药物如博度曲妥珠单抗（A166）等也展现出一定的疗效。在早期乳腺癌治疗中，新型ADC药物正逐步拓展其应用范围。新辅助治疗研究显示，此类药物可提高患者的病理完全缓解率（pCR率）和客观缓解率（ORR）。

2.CDK4/6抑制剂  新型CDK4/6抑制剂不仅改善了晚期患者的预后，其联合内分泌治疗已成为晚期一线治疗的标准策略。在晚期后线治疗中，CDK4/6抑制剂的跨线治疗亦值得关注。在早期患者中，瑞波西利等药物逐步优化了患者预后，降低了疾病复发风险。总体而言，新型CDK4/6抑制剂正逐步融入临床实践，并从晚期治疗向早期治疗延伸。目前，国产CDK4/6抑制剂的临床应用亦日益广泛。

3.免疫治疗  在免疫治疗领域，过去三阴性乳腺癌被视为“冷肿瘤”，但现有研究表明，不仅帕博利珠单抗（K药）等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此类患者中取得阳性结果，国产特瑞普利单抗等亦表现出良好疗效。免疫治疗的适用人群范围逐步扩大，从既往要求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综合阳性评分（CPS）≥10，目前放宽至CPS≥1即可考虑免疫治疗。免疫治疗显著改善了患者的预后。

综上，随着新型药物的不断涌现和治疗手段的日益丰富，临床治疗的选择更为多元化。精准诊断技术的进步推动了治疗策略的精准化，进而显著提升了患者的预后水平。

秦文星教授：在临床实践中，我们确实会综合考量患者的疾病负荷、基因检测结果以及既往治疗线数等因素，以此为依据制定整体治疗决策。

1.肿瘤负荷情况  肿瘤负荷是影响治疗方案选择的关键因素之一，它直接决定了我们采用温和渐进的治疗策略，还是更为激进的治疗方案。具体而言，对于肿瘤负荷较重的患者，与肿瘤负荷较轻的患者相比，其治疗策略的选择往往存在差异。

2.基因突变状态  精准检测是精准诊疗的前提与基础。以PI3K抑制剂为例，其使用需基于对PI3K/AKT/mTOR通路检测结果的评估；PARP抑制剂则需在患者存在BRCA基因突变的前提下使用。此外，对于ESR1突变的患者，其内分泌治疗决策亦需相应调整。对于晚期后线治疗的患者，过去可能面临治疗手段匮乏的困境，如今我们可通过基因检测，依据检测结果制定后续治疗方案。

3.既往治疗线数  既往治疗线数亦是影响诊疗策略的重要因素：既往使用过的药物，在后线治疗中通常难以再次纳入考量；治疗线数较多时，患者耐药的可能性增大，后续无进展生存期（PFS）可能相对较短。这些因素均会对诊疗策略的制定产生影响。

尽管如此，我们始终秉持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竭尽全力延长患者生存期，提升其生活质量。

秦文星教授：在临床实践中，我深切体会到三阴性乳腺癌患者的诊疗颇具挑战性。众所周知，三阴性乳腺癌具有独特的生物学特性，其恶性程度较高，患者预后往往较差。在此背景下，如何为晚期三阴性乳腺癌患者制定科学合理的诊疗方案，成为临床关注的重点。

针对晚期患者，若具备生物标本检测条件，我通常会首先评估PD-L1 CPS评分，以明确免疫治疗适用性；同时开展其他相关基因突变检测。此外，通过血液检测筛查BRCA基因状态亦是重要环节。开展上述检测的依据在于：若CPS评分呈阳性，在排除免疫治疗禁忌证后，我会优先考虑将免疫治疗纳入一线治疗方案；对于存在BRCA基因突变的患者，PARP抑制剂治疗可能带来临床获益。

随着新型检测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获得了更多诊疗策略的选择依据。抗体药物偶联物（ADC）药物现已成为晚期三阴性乳腺癌治疗的重要手段。当前治疗模式已从单一治疗转向联合治疗，通过将免疫治疗药物与新型ADC药物联用，可显著延长患者生存期。此类联合治疗方案的临床应用与研究正在深入开展。

总体而言，三阴性乳腺癌的诊疗格局已较十年前发生根本性转变。通过新型免疫治疗、靶向治疗、ADC药物治疗等创新手段结合传统化疗方案，我们能够为患者制定更加个体化的综合治疗方案，从而有效延长生存期并改善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