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状动脉疾病（CAD）是全球死亡的主要原因，每年因CAD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900万。心脏泵衰竭是CAD的重要死亡方式，其中心源性猝死（SCD）占50%以上。美国和欧洲的前瞻性研究发现，普通人群的SCD发生率为每10万人中50～100人不等。
其中，罪魁祸首要数室性心律失常（VA），即室性心动过速和室颤。植入式心律转复除颤器（ICDs）是延长有 VA 风险的患者生存期的唯一疗法。目前的指南建议对室颤或持续室性心动过速的存活者和LVEF<30%或<35%的患者进行ICD治疗。然而，在此基础上每年仅有 2%-5%接受ICD 的患者继发 SCD。另一方面，心肌梗死后继发SCD的患者中，相当一部分人的LVEF仍>35%。
因此，国家心肺血液研究所和心律协会已经认识到LVEF作为心律失常事件预测指标的局限性。他们因而认为因将SCD早期危险因素的检测确定为优先事项。其中，一个十分被看好的心律失常风险分层工具是心血管磁共振（CMR）。
CMR的检查重点是心肌纤维化（MF），包括完全纤维化和所谓的 "灰区 "纤维化（GZF）。那么CMR是否能预测SCD和VA伴LVEF≥35%的患者的风险呢？为此，来自英国阿斯顿大学医学院的专家探讨了CMR测量总纤维化和GZF与CAD患者的SCD和VA的关系，相关结果发表在最新的心脏病学顶刊《美国心脏病学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JACC）杂志上。
该研究为对CAD患者的回顾性研究，主要目的是确定GZF是否能预测CAD和多种左室射血分数（LVEFs）患者的SCD和Vas风险。研究人员对目测评估为心肌纤维化（MFVA）的患者心肌纤维化的存在和MFVA患者的GZF与SCD以及SCD或VA的复合、心律失常终点的关系进行探讨。
共纳入979名患者（平均年龄65.8±12.3岁），其中在中位数5.82年（四分位数范围：4.1～7.3年）的随访期间，29名（2.96%）经历了SCD，80名（8.17%）达到心律失常终点。
在整个队列中，MFVA与SCD（HR=10.1，95%CI：1.42～1,278.9）和心律失常终点（HR=28.0；95%CI：4.07～3525.4）密切相关。在竞争性风险分析中，LVEF<35%与SCD（sHR=2.99；95% CI：1.42～6.31）和心律失常终点（HR=4.71；95% CI：2.97～7.47）之间的关联较弱。
进一步在MFVA亚群（n = 832）的竞争性风险分析中，使用3SD（GZF3SD）>5.0g的GZF与SCD（sHR=10.8；95% CI：3.74～30.9）和心律失常终点（sHR=7.40；95% CI：4.29～12.8）密切相关。同时，LVEF＜35%与SCD（sHR=2.62；95% CI：1.24～5.52）和心律失常终点（sHR=4.14；95% CI：2.61～6.57）之间的关联较弱。
由此可见，在CAD患者中，MFVA加量化的GZF3SD与SCD和VA的关系比LVEF更密切。在选择植入式心律转复除颤器的患者时，使用GZF3SD评估MFVA可能比LVEF更可取。
参考文献：
Myocardial Fibrosis as a Predictor of Sudden Death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J Am Coll Cardiol. 2021 Jan, 77 (1) 29–41. doi: 10.1016/j.jacc.2020.1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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