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C 2020|介入无植入——新理念新突破

5月29日，第十四届东方心脏病学会议东方直播室展开介入无植入话题的讨论。本场直播由来自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的黄东主任主持，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新形式，为我们带来观感、参与度俱佳的心脏病学盛宴。

会议就以下几个问题展开讨论：

一.介入无植入理念贯彻实施过程中应用的生物可降解支架与药物洗脱球囊哪一种在临床实践中更具前途？

来自西安的李妍教授进行了如下探讨：

首先从冠脉介入治疗的趋势来看，医生和患者群体对无植入理念期待值高。生物可降解支架和药物洗脱球囊各自具有不同的适应证。药物洗脱球囊最早的适应证是针对药物支架内的再狭窄。

李妍教授曾参与可降解支架和药物洗脱球囊随机对照进行支架内再狭窄处理的早期研究，获得药物洗脱球囊治疗支架内再狭窄的A类适应证。

在临床工作中，李教授将药物洗脱球囊的适应证进行拓展，广泛应用于CTO病变、钙化病变等领域。

虽然全球未大规模进行关于生物可降解支架的研究，但国内各个品牌的生物可降解支架仍在不断探索和优化中。按照现有的循证和临床经验，生物可降解支架的适应证体现在OCT指导下的大血管优化治疗，可达到一定的远期效果，新时代的抗血小板药物更强效，因此支架大血管血栓的发生率维持在较低范围。

二.药物洗脱球囊是否适用于所有患者？

来自河南的邱春光教授就药物球囊适应证做了如下拓展：

通过对100例大血管病变的患者研究数据进行观察和总结发现，患者发生病变急性期血管闭塞风险低，应用药物球囊治疗疾病安全性高。因此，针对大血管病变的患者可以尝试使用药物球囊进行治疗。

使用药物球囊进行治疗的的另一优势在于存在高出血风险的病人疗效佳，且长弥漫病变、钙化病变等领域均在尝试开展药物球囊治疗。

此外，邱教授强调，药物球囊的选择应灵活，不可生搬硬套。因药物球囊技术的发展，冠脉治疗拥有更广阔的选择空间，只有灵活使用才能简化手术方式，为患者带来更好的治疗效果。并对药物球囊使用的甾体药物的安全性和球囊的通过性提出了更高的期许。

三.药物洗脱球囊在国内的应用现状

来自北京的胡奉环教授指出介入无植入的理念值得在心脏病学领域大力尝试和开展。

胡教授结合自身临床工作经验分享药物球囊使用现状，目前该方法主要应用于小血管病变患者，长弥漫病变、钙化病变等领域均在进行尝试。

针对使用球囊治疗的患者发生血管急性闭塞的风险，胡教授也提出了疑虑。如何正确使用药物球囊进行大血管病变治疗成为心血管临床医师普遍关注的问题，针对血管夹层形态的评估和判断的问题，仍需进行大量研究，以改善药物球囊。

四.使用药物球囊进行疾病预处理时如何有效避免血管急性闭塞的发生？

来自山东的苑海涛教授进行了经验分享：

药物球囊在治疗时的通过率仍然是值得担忧的问题，较低的通过率使治疗药物不能顺利到达病变部位，导致疾病治疗效果和预后不佳。苑教授结合在临床工作中遇到的两个病例（一例钙化病变患者，一例肺癌伴血管狭窄的年轻患者），指出心血管病变需进行预处理，只有经过妥当的预处理，药物球囊才能顺利到达病变部位。

五.药物球囊在慢性完全闭塞病变（CTO）中的应用现状

来自复旦大学附属中心医院的马剑英教授分享了临床工作经验：

CTO在治疗过程中，通过造影发现血管闭塞段存在夹层，此时需综合考虑各方面情况决定是否使用药物球囊进行治疗。

马教授谈到，如血管闭塞段较短，狭窄程度较轻，夹层不明显，此时可考虑使用药物球囊；如血管病变部位出现严重钙化，球囊无法顺利通过，此时也可考虑使用药物球囊。马教授强调，无论有无出现血管闭塞，疾病预处理仍然是不容忽视的关键步骤，需通过预处理使病变部位没有明显夹层，药物球囊能否顺利到达的病变部位，血流因素同样重要。

马教授总结以下几种情况药物球囊不适用于CTO治疗：

①血管扩张后进行超声检查，存在较长的假腔。

②血管存在严重狭窄。

③存在C型以上夹层。

同时马教授也指出药物球囊的使用会给患者造成更大的经济负担，因此选择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综合考虑治疗效果、患者经济能力等多方面因素。

六.鉴于药物球囊使用过程中存在诸多顾虑，临床医师到底作何选择？

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的张俊峰教授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药物球囊技术极大程度上丰富了术者应对个体具体病例的操作策略，药物球囊技术和生物可降解支架作为介入无植入观念的代表，尽管理念被众多心血管临床医师认可，但仍受到技术、材料等因素的限制，目前尚处于缓慢前行阶段。

介入心脏病学领域需技术和理念相互借力，原创工艺技术推动介入无植入理念小幅提升，越来越多的心血管临床医师将药物球囊的适应证进行拓宽，未来药物球囊在复杂分叉病变、血管急性闭塞、钙化病变等领域仍有不可估量的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