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击2018CSCO：结直肠癌规范化和多学科诊治专场

根据2018年9月最新的世界肿瘤统计报告，中国结直肠癌的发病率为24.7/10万，已超过世界总体发病率24.2/10万，已成为结直肠癌的高发病率国家。

在2015年中国肿瘤中心统计数据中，结直肠癌的发病率也达到27.8/10万，可喜的是，中国结直肠癌的治愈率从34%提升到2018年的57.8%，并且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多中心研究数据。

在昨天2018CSCO大会的开场，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蔡三军教授与大家分享了结直肠癌的最新数据，并提出，希望CSCO和中国的肿瘤界能拿出更多的中国数据以更准确地治疗中国患者。

本次MedSci记者为大家带来了结直肠癌专场中的四场专题报告：

1.结直肠癌的小“题”大做（T1T2 vs. T3T4）

郑树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现如今结直肠癌供普惠性和个性化筛查选择方法主要包括四种：问卷风险评估、粪便免疫法隐血检测、粪便基因分子多靶点检测和结肠镜检查。由于患者对于结肠镜检查的顺应性较差，如今对于高危人群（约占15%-20%）的分子诊断，如粪便DNA检测，已成为主要筛查手段，而肠镜检查则可用于诊治阶段。

标题中的小题大做中的“题”实际上是肿瘤TNM分期中的T，根据美国肿瘤数据库中4300多例结直肠癌数据分析，郑教授发现T1T2M1患者的预后远差于T3T4M0的患者，在M1的患者中，根据K-M生存曲线，淋巴结转移阳性的患者预后竟优于淋巴结阴性患者。这就需要我们在临床中诊治前移，这其中就包括预警预测结直肠癌T1/T2N0M1、预测预警结直肠癌肝转移，干预阻断结直肠癌T1/T2NM1、干预阻断结直肠癌肝转移和发现Biomarker与CRC肝转移关系。并且郑教授建议外科医生也可以从结直肠癌肝转移M1的患者出发，回顾性分析T1T2分期和临床特征，以期能找到更多线索。

2.结直肠癌腹膜转移的诊治进展与争议

蔡三军 复旦大学肿瘤医院

结直肠癌腹膜转移占转移性结直肠癌的27%，其预后差于肝转移或肺转移。最新版的AJCC指南亦特别明确IVc期腹膜转移，对于腹膜转移的评估主要依靠PCI指数和PSDSS评分，全身弥散MRI对诊断亦有一定意义。对于结直肠癌腹膜转移的多学科综合治疗包括三个方面，完全减瘤术、腹腔化疗腹腔热灌注化疗和全身化疗靶向治疗。根据以往的临床研究结果，蔡教授建议能行减瘤手术治疗患者尽量行手术治疗，包括合并肝转移亦非手术禁忌症。美国NCCN指南在结直肠癌腹膜转移治疗原则中，亦建议对于能行RO切除在有条件的医疗中心可行手术治疗并行术后辅助行热灌注化疗（HIPEC），这对于结直肠癌腹膜转移患者生存获益，并未明显增加手术并发症。

3.结直肠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现状与前景

张艳桥 黑龙江省肿瘤医院

2015年ACSO公布的一组I期临床研究数据拉开了结直肠癌领域免疫治疗的序幕，之后2017年FDA快速批准了pembrolizumab和nivolumab用于经治的dMMR/MSI-H的mCRC，2017年NCCN首次推荐PD-1单抗用于dMMR/MSI-H的mCRC二线以后治疗。

结直肠癌的免疫治疗虽未有肺癌和血液肿瘤发展迅速，不过也快于肝癌、胰腺癌等肿瘤，其具有晚期肠癌治疗上的突破和观念上的突破。很遗憾的是，其临床应用仅用于二线治疗后，并且获益仅限于dMMR/MSI-H少数人群，此类人群只占IV期结直肠癌病人的4%。

将来结直肠癌免疫治疗的未来将更多地关注于pMMR病人联合治疗可能有的机会、dMMR病人联合治疗方向、除dMMR外新的生物靶点和其他CPIs的应用。

4.BRAF突变晚期结直肠癌的治疗—曙光初现

袁瑛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BRAF是EGFR通路中重要信号分子，BRAF突变占所有CRC患者的7%，并且生存期短，此类突变好发于70岁以上女性有半结肠癌患者，多为低分化、粘液腺癌。腹膜转移、远处淋巴转移多见，预后不良。

BRAF突变晚期结直肠癌治疗主要存在三类，EGFR抑制剂、VEGF抑制剂和BRAF抑制剂。现今的研究结果显示EGFR抑制剂联合化疗在肿瘤病人PFS和OS上并未显示出有效性。VEGF抑制剂只有在FOLFOXIRI三药联合加上贝伐珠单抗治疗上显示获益，不过这种方案对于患者的体力指数等有严格要求。单用BRAF抑制剂和EGFR一样均未显示出有效性，在多药联合应用Vemurafenib+cetuximab+Irinotecan，BRAF抑制剂+EGFR或PI3Ka抑制剂这两个方向上显示出一定疗效。

本次2018CSCO大会将持续至9月23日，梅斯医学（MedSci）将在未来几天为大家带来更多相关报道，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