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2021年中国与不同社会人口学指数国家气管、支气管和肺癌的负担趋势比较

摘  要

目的　分析1990—2021年中国及低、中、高社会人口学指数（socio-demographic index，SDI）国家和地区的气管、支气管和肺癌（tracheal，bronchus，and lung cancer，TBL）疾病负担变化趋势，为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策略提供依据。方法　利用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2021数据库，选取1990—2021年不同性别、年龄组和年份的TBL相关数据，评估各分组TBL疾病负担情况及趋势，分析疾病负担的主导因素以及伤残调整寿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DALYs）与SDI的关系。结果　2021年中国的TBL负担整体明显高于其他分组，在患病人数、死亡人数、DALYs增长倍数上显著高于其他分组，年龄标准化患病率（age-standardized prevalence rate，ASPR）、年龄标准化死亡率（age-standardized mortality rate，ASMR）、年龄标准化伤残调整寿命年率（age-standardized DALYs rate，ASDR）的增长速度也快于其他SDI国家的整体水平。所有分组TBL的ASPR随年龄增长整体表现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而中国及中SDI国家男性群体的ASPR在80～84岁年龄区间中呈现一段下降趋势。分解分析显示，各分组TBL疾病负担增长的主导因素不同，中国及中SDI国家DALYs增长主要受人口老龄化驱动，低SDI国家以人口增长为主因，而高SDI国家则主要受流行病学转变影响。全球TBL健康不平等现象有所改善，但低SDI国家承受的健康负担仍较重。结论　1990—2021年间中国的TBL疾病负担不断加重，目前已在全球范围内处于前位，以老龄化为主要驱动因素的多种因素正在不断加重中国的TBL负担。TBL疾病负担受到年龄增长、性别差异及SDI水平的影响，中国及低、中SDI国家应根据流行病学研究采取针对性干预策略，包括扩大公共卫生服务投入、加强医疗卫生体系建设等，以减轻日益加重的TBL疾病负担。

正  文

目前，癌症仍是全球致死率排名第二的疾病（仅次于心脏病）。每年近2 000万的新发癌症病例，约1 000万的患者因癌症而死亡。据《2022年全球癌症统计报告》[1]报道，呼吸道癌症，包括气管、支气管和肺癌（tracheal，bronchus，and lung cancer，TBL），发病率及死亡率在所有癌症类型中位居第一。2022年全球约有248万新发肺癌病例，且约有180万患者死于肺癌，占全球癌症死亡人数的18.7%。近30年，中国呼吸道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呈不断上升趋势[2]，2022年中国肺癌发病人数约106万、死亡人数约73万，是全球肺癌疾病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TBL患者在疾病早中期症状无特异性，易被忽视，晚期出现咳嗽、胸痛、呼吸困难等明显症状，目前全球半数TBL患者被诊断为晚期。因此，在疾病早期获得诊断是降低TBL死亡率的重要方法[3]。

本研究旨在从宏观层面比较中国与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在TBL负担上的整体差异。TBL负担在不同地域、国家有明显差异，其主要与社会人口学指数（socio-demographic index，SDI）、医疗保健可及性和危险因素分布差异相关[4]。研究[5]表明，TBL的年龄标准化患病率（age-standardized prevalence rate，ASPR）与SDI呈显著正相关，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ge-standardized incidence rate，ASIR）在西太平洋地区最高，美国癌症协会发布的《Cancer statistics，2025》[6]预测美国2025年新发TBL约22.6万例。据《2025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7]报道，高收入国家TBL死亡率更高，尤其是在≥30岁的成年人中，与中低收入国家的健康预期寿命相比，高收入国家健康预期寿命反而被拉低了。因此，划分不同SDI国家，持续监测这类疾病的负担时间变化趋势，有利于揭示SDI与疾病负担的动态关联，为制定“分类施策、精准干预”的健康策略提供科学支撑。本研究基于2021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lobal Burden of Disease，GBD）数据库，分析1990—2021年中国及低、中、高SDI国家的TBL疾病负担变化趋势，不仅为全面评估TBL负担提供科学依据，也为TBL防治工作提供新策略。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由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IHME）2021年发布的GBD数据库，该数据库采用统一的测量框架、标准化的估算方法和透明的数据来源，所有估计值均以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表示，覆盖全球204个国家及地区、包含371种疾病伤害及88个风险因素造成的发病率、患病率、死亡率、伤残调整寿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DALYs）等指标[8]，以研究疾病负担。该数据库为开源数据库，提供经匿名化处理并汇总的全球健康数据，不包含任何受试者的个人直接信息。同时，其他相关流行病学数据来源于已发表的文献报道。

1.2   分组与检索方法

由GBD研究人员开发并用于协助生成这些评估结果的SDI，是一个与健康结果密切相关的综合发展水平指标。该指数综合了三大要素的几何平均数：＜25岁总生育率（TFU25）、≥15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EDU15+），以及人均滞后分布式收入（LDI）。这3个要素均采用0～1之间的指数化数值。作为复合指标，SDI值为0代表该地区发展水平处于与健康相关的理论最低值，而SDI值为1则代表理论最高水平。GBD数据库中SDI数据集提供了1950—2021年期间所有GBD 2021评估地区的SDI数值表格。其按照SDI进行不同组的划分。本研究使用SDI三分类法进行分组，从而突显分组趋势差异，保障各组样本量和代表性，减轻中国对中高SDI国家分组的稀释作用。通过访问IHME官方网站，检索1990—2021年期间中国及低、中、高SDI国家TBL的患病率、ASPR、死亡率、年龄标准化死亡率（age-standardized mortality rate，ASMR）、DALYs、年龄标准化伤残调整寿命年率（age-standardized DALYs rate，ASDR）数据，将筛选数据以“CSV”格式导出。

1.3   统计学分析

对2021年中国及低、中、高SDI国家TBL的患病人数、ASPR、死亡率、ASMR、DALYs、ASDR进行描述性统计。对TBL的患病人数和ASPR进行了年龄、性别、患病年度的分层处理，并使用R统计软件（版本4.4.2）进行分析及可视化处理。使用Joinpoint软件计算每个变量的年度变化百分（annual percent change，APC）、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average annual percent change，AAPC），找出时间趋势变化拐点。利用Das Gupta分解方法对1990—2021年中国及不同SDI分组国家因TBL造成DALYs负担的变化分解为老龄化、人口增长和流行病学变化的贡献，这种方法能够将总体负担的变化拆解并量化上述关键驱动因素。最后，利用不平等斜率指数（slope index of inequality，SII）和集中度指数，探讨了SDI与TBL的粗患病率（crude prevalence rate，CPR）及粗DALYs率（crude DALY rate，CDR）之间的关系。集中度指数的取值范围为–1～1，越接近0代表健康不平等性越小，正值反映高收入群体的健康状况更好，负值则相反。

2 结果

2.1   2021年中国及低、中、高SDI国家TBL流行情况

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TBL患者群体，且死亡人数规模庞大，远超低、中、高SDI国家。中国ASPR远高于低SDI国家和中SDI国家，但低于高SDI国家。而在死亡风险和健康损失上，中国的ASMR、ASDR、DALYs显著高于所有SDI分组（表1）。

2.2   2021年中国及低、中、高SDI国家TBL不同年龄、性别疾病负担

图1显示了不同年龄组、性别TBL的患病率及患病人数，中国及低、中、高SDI国家TBL患病率随年龄增长整体呈现先增长后下降的趋势，且男性及女性ASPR变化基本一致，患病率在50岁以上年龄组明显增速，而在≥80岁人群因高龄死亡逐渐下降。中国及低、中、高SDI国家TBL患病率（每10万人）最高峰分别在70～74岁［397.18，95%CI（315.53，482.77）］、70～74岁［30.66，95%CI（26.24，35.50）］、80～84岁［159.72，95%CI（132.51，185.59）］、75～79岁［509.03，95%CI（452.70，540.41）］。我们发现，在中国和中SDI国家的男性群体中TBL的ASPR呈现“双峰一谷”现象，即在70～79岁年龄组达到高峰，随后在80～84岁年龄组下降，之后在85～89岁年龄组再次上升至第二个高峰。TBL的疾病负担在不同SDI国家间分布不均，低SDI国家的TBL患病率负担最低，最高的为高SDI国家。

图1　2021年中国及低、中、高SDI国家各年龄段TBL患病率及患病人数

a：中国患病率年龄分布趋势；b：中国各年龄段患病人数；c：低SDI国家患病率年龄分布趋势；d：低SDI国家各年龄段患病人数；e：中SDI国家患病率年龄分布趋势；f：中SDI国家各年龄段患病人数；g：高SDI国家患病率年龄分布趋势；h：高SDI国家各年龄段患病人数；SDI：社会人口学指数；TBL：气管、支气管和肺癌。

中国及中SDI国家TBL患病人数均在65～69岁年龄组达到峰值，分别为244 932例［95%CI（195 688，297 679）］、142 297例［95%CI（117 299，167 438）］。低SDI国家在60～64岁达到顶峰，患病人数为4 627例［95%CI （3 835，5 539）］，而高SDI国家患病负担峰值分布在70～74岁年龄组，为252 829例［95%CI（233 859， 265 780）］。

2.3   中国及低、中、高SDI国家TBL患病人数及ASPR时间变化趋势

1990—2021年，中国及低、中、高SDI国家TBL患病人数总体呈增长趋势，男性患病人数始终多于女性。在我国TBL患病人数逐年上升，在1997—2004年增长速度最快，APC为3.41% ［95%CI（3.16，3.65），P<0.01］，到2021年达到顶峰，共计1 262 275例［95%CI（1 005 551，1 545 340）］， 较1990年患病人数增长了3.18倍。低SDI国家TBL患病人数前期增长趋势平缓，2010—2019年期间明显加速，APC为3.88%［95%CI（3.84，3.92），P<0.01］，2021年患病人数共计29 915例［95%CI（25235， 35327）］，是1990年患病人数的2.21倍。中SDI国家的TBL患病人数增长趋势与中国类似，在2007—2010年增速最快，APC为5.28%［95%CI（4.97，5.58），P<0.01］，于2021年达到峰值，为781 800例［95%CI（655 029，914 569）］，较1990年增长了2.30倍。高SDI国家TBL患病人数表现为先增加后趋于平稳，在1998—2002年期间年增长率最快，APC为4.89%［95%CI（4.29，5.50），P<0.01］，患者人数在2021年达到顶峰，为1309196例［95%CI（1 209186，1 365 836）］，其负担是1990年的1.98倍（图2）。

图2　1990—2021年中国及低、中、高SDI国家TBL按性别分列的患病人数及ASPR变化趋势

a：中国TBL患病人数与ASPR；b：低SDI国家TBL患病人数与ASPR；c：中SDI国家TBL患病人数与ASPR；d：高SDI国家TBL患病人数与ASPR；SDI：社会人口学指数；TBL：气管、支气管和肺癌；ASPR：年龄标准化患病率。

1990—2021年，中国TBL的ASPR整体呈上升趋势，AAPC为1.81%［95%CI（1.60，2.02），P<0.01］，其中男性ASPR的AAPC为1.63%［95%CI（1.43，1.84），P<0.01］，女性ASPR的AAPC为2.10%［95%CI（1.94，2.25），P<0.01］。低SDI国家TBL的ASPR整体呈先下降后回升的趋势，其中2007年达到最低值，AAPC为–0.03%［95%CI（–0.12，0.06），P>0.05］，男性ASPR的AAPC为–0.21%［95%CI（–0.27，–0.15），P<0.01］，女性ASPR的AAPC为0.80%［95%CI（0.73，0.88），P<0.01］。中SDI国家TBL的ASPR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2004—2007年上升短暂停滞，形成平台期，AAPC为0.94%［95%CI（0.85，1.03），P<0.01］，男性ASPR的AAPC为0.85%［95%CI（0.76，0.94），P<0.01］，女性ASPR的AAPC为1.23%［95%CI（1.10，1.37），P<0.01］。高SDI国家TBL的ASPR整体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其中2009年达到高峰，AAPC为0.08%［95%CI（–0.06，0.22），P>0.05］，男性ASPR的AAPC为–0.60%［95%CI（–0.75，–0.45），P<0.01］，女性ASPR的AAPC为1.10%［95%CI（0.92，1.27），P<0.01］（图2、表2）。

2.4   中国及低、中、高SDI国家TBL死亡人数、ASMR、DALYs及ASDR时间变化趋势

1990—2021年，中国及低、中、高SDI国家归因于TBL的死亡人数均呈上升趋势，其中我国增速最快，AAPC高于其他SDI分组。中国TBL患者死亡人数从1990年的278 226例上升至2021年的814 363例，累计增加1.93倍，1997—2004年增速最快，APC为4.96%［95%CI（4.76，5.17），P<0.01］。但高SDI国家AAPC最低，为1.02%［95%CI（0.97，1.07），P<0.01］，死亡人数从1990年的431 605例上升至2021年的596 527例，累计增加0.38倍（表2）。

中国及低、中SDI国家因TBL造成的DALYs在1990—2021年期间呈持续上升趋势，其中中国DALYs从7 762 374人年上升至18 406 888人年，增长了1.37倍，AAPC为2.93［95%CI（2.79，3.07），P<0.01］，为分组最高；低SDI国家DALYs从383 608人年上升至820 690人年，增长了1.14倍；中SDI国家DALYs从6 275 482人年上升至14 737 800人年，增长了1.35倍。高SDI国家因TBL造成的DALYs从1990—2014年持续上升，而在2014年之后开始不断下降，APC为–0.43%［95%CI（–0.69，–0.17），P<0.01］，2021年DALYs为12 049 987人年，是1990年（10 397 779人年）的1.16倍，AAPC为0.43［95%CI（0.34，0.53），P<0.01］，为分组最低（表2）。

1990—2021年，中国及中SDI国家TBL的ASMR、ASDR变化趋势类似，整体呈现“双峰一谷”现象，中国的ASMR、ASDR均在1990—2004年间快速上升，2004—2007年迅速下降，2007—2011年有所回升，2011年后持续下降，AAPC分别为0.38［95%CI（0.15，0.61），P<0.01］、0.06［95%CI（–0.12，0.24），P>0.05］。低SDI国家TBL的ASMR从1990年开始缓慢下降，2008年降至最低，后缓慢回升，整体呈微弱的下降趋势，AAPC为–0.05%［95%CI（–0.13，0.04），P>0.05］；ASDR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在1998—2001年下降最快，APC为–1.34%［95%CI（–1.92，–0.75），P<0.01］，2007年DALYs降至最低，每10万人为140.13人年。高SDI国家TBL的ASMR、ASDR均呈稳定下降趋势，ASMR和ASDR均在2014—2021年下降速度最快，APC分别为–2.10%［95%CI（–2.33，–1.87），P<0.01］，–2.58%［95%CI（–2.81，–2.34），P<0.01］，两者AAPC分别为–1.17%［95%CI（–1.25，–1.09），P<0.01］，–1.57%［95%CI（–1.65，–1.49），P<0.01］，其死亡风险和健康损失负担持续降低（表2）。

2.5   中国及低、中、高SDI国家归因于TBL的DALYs影响因素的分解分析

我们对TBL造成的DALYs进行了分解分析（图3），图中黑点表示3种因素贡献的总体变化值。总体而言，TBL的DALYs在中国及低、中、高SDI国家均呈上升趋势，其中中SDI国家增长最为明显，而高SDI国家增长趋势最小。我们发现，不同分组由TBL造成的DALYs，其主导驱动因素差异显著，中国和中SDI国家DALYs指标增长主要由人口老龄化引起，低SDI国家DALYs指标增长主要归因于人口增长；而高SDI国家DALYs指标变化主要受流行病学转变的影响。在过去30年中，在中国及低、中、高SDI国家，老龄化导致TBL的DALYs负担分别增加了78.41%、2.61%、63.88%、166.23%，人口增长导致TBL的DALYs负担分别增加了21.84%、105.66%、41.86%、162.73%，而流行病学变化有助于减轻疾病负担，流行病学变化导致TBL的DALYs负担分别减少了0.25%、8.26%、5.74%、228.95%。

图3　1990—2021年中国及不同SDI国家TBL的DALYs变化的驱动因素（老龄化、人口增长、流行病学变化）

a：中国；b：低SDI国家；c：中SDI国家；d：高SDI国家；SDI：社会人口学指数；TBL：气管、支气管和肺癌；DALYs：伤残调整寿命年。

2.6   中国及低、中、高SDI国家TBL疾病负担与SDI的关系

1990年与2021年DALYs率（每10万人）的SII分别为894.63［95%CI（748.24，1041.03）］、–205.64［95%CI（–513.36，102.09）］（图4a）。数据显示，尽管全球TBL健康不平等现象随时间推移而逐渐缩小，但显著差距依旧存在。高SDI国家健康损失普遍较低，而低SDI国家承受的健康负担相对较重。

图4　TBL的DALYs率与SDI的关系

a：SII分析：使用回归分析反映1990年与2021年TBL的DALYs率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的绝对健康不平等；b：集中指数分析：使用集中曲线反映1990年与2021年TBL的累计DALYs率与人口分数之间的关系；SDI：社会人口学指数；TBL：气管、支气管和肺癌；DALYs：伤残调整寿命年；SII：不平等斜率指数。

1990年与2021年累计DALYs率的集中度指数分别为–0.32、0.13（图4b），同样可以看出，不同SDI国家TBL健康不平等情况有所改善，但在累计DALYs率上，不同发展水平国家间呈双峰分布，即低收入与高收入群体均承受较重压力。

３ 讨论

TBL不仅是全球健康损失的主要原因，也是包括中国、美国等大多数国家最大的癌症经济负担[9]。随着TBL发病模式转变，医疗卫生防治也面临着巨大挑战，因此通过分析TBL流行病学指标变化趋势，揭示其背后可能的驱动因素，对推进全方位防控和精准化医疗有着重要指导作用。本研究通过GBD 2021数据库获取相关数据，对1990—2021年期间中国及低、中、高SDI国家TBL的患病率、死亡率、DALYs及其标化指标进行系统分析。结果显示TBL负担分布呈现出年龄、性别和SDI水平上的差异，1990—2021年TBL的患病人数在各组呈不同程度的增长，中国不仅在患病人数、死亡人数、DALYs增长倍数要显著高于其他分组，在ASPR、ASMR、ASDR的增长速度上也快于其他SDI国家整体水平。全球TBL不同人群间的健康差异虽有所缩小，但低SDI国家仍面临着更严峻的疾病负担。

研究[10]表明中国及低、中、高SDI国家TBL的ASPR均随年龄增长整体表现为先增长后下降的趋势，因为癌症是暴露因素剂量不断增加及自身基因损伤修复失衡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年龄的增长，患癌的风险呈指数级增长，大多数癌症发生在≥65岁人群，但随着年龄的继续增长，一些老年人会因其他疾病过早死亡，从而错过了被诊断为TBL的机会，导致患病率在高龄人群降低，在评估TBL疾病风险时，要同时考虑竞争性死亡风险的存在[11]。中国与中SDI国家的男性群体ASPR在80～84岁年龄区间中呈现出一段低谷期，这可能与年龄-时期-队列效应有关[12]。Chen等[13]通过分析两项前瞻性队列研究证据发现，男性吸烟行为存在明显的队列效应，老一代开始吸烟的年龄较晚，他们终生烟草暴露年龄要短于年轻一代。同时我们要结合社会学背景分析，在1930—1940年间，中国SDI仍处于中等水平[14]，当时国内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战争带来的人口、经济损失导致烟草行业的生产和消费都处于极低的水平。研究发现中国TBL的ASPR在1997—2004年呈最快增长趋势（APC=3.41%），这段时期正好与1994年中国医疗体制改革开始试点到全面启动市场化探索阶段相吻合。医疗资源的普及，更高的医疗水平与更先进的医疗体制有助于提高基层群众的疾病检出率[15-16]。同时国内工业的快速发展、有毒有害物质与汽车尾气排放增多，也增加了TBL的危险因素暴露[17]。而低SDI国家TBL的ASPR在1998—2007年呈下降趋势，这不仅要考虑队列效应，低SDI国家普遍处于烟草流行的早期阶段[18]，同时医疗水平发展相对滞后，一些肺癌病例无法被发现，相较于传染病和意外伤害等更为紧迫的公共卫生问题，肺癌往往未被纳入国家的卫生优先事项[19]。

1990—2021年间，中国及低、中、高SDI国家归因于TBL的死亡人数均呈上升趋势，而按ASMR时间趋势来看，高SDI国家的整体疾病负担趋势相比其他分组表现出下降趋势。这种差异源于各分组间疾病负担变化的主导驱动因素不同。我们通过TBL的DALYs分解分析发现，中国与中SDI国家的DALYs上升主要由老龄化导致，低SDI国家则受人口增长影响显著，而高SDI国家主要受流行病学转变的影响。老龄化与人口增长会导致TBL疾病负担增加，而流行病学变化相对有助于减轻TBL疾病负担[20-21]。鉴于中国及低、中SDI国家的人口持续增长和老龄化进程，未来TBL疾病负担可能会持续上涨。因此，制定并推行基于流行病学的公共卫生策略至关重要。流行病学在以美国为例的高SDI国家TBL防治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其显著降低了死亡率，然而使与残疾相关的健康生命年损失（YLDs）上升，并最终造成总疾病负担（DALYs）出现小幅增加，突显了卫生保健系统对疾病长期残疾管理的重要性[21]。此外，对TBL的早查早治、优质的医疗资源能使TBL患者即使有其他合并疾病，也可以得到长期的医疗护理，从而提高其生存率[22]。中国较高的DALYs在考虑到人口增长和老龄化主导因素之外，还需要将社会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伴随的环境与职业风险纳入分析，包括严重的空气污染[17]与职业暴露[23]，此外国内居高不下的吸烟率也是加重疾病负担的重要因素[24-25]。相较于高SDI国家在医疗资源与投入上的显著优势[20]，中国与低、中SDI国家的现状突显出投入不足的问题。为此，有必要通过配套政策的完善，更积极地响应人口增长与老龄化趋势。与此同时，更为严重的环境污染和更高的吸烟率，也是中国及低、中SDI国家与高SDI国家之间的一个显著差异，加剧了这些地区的公共卫生挑战。这表明，未来中国仍需继续加强医疗水平建设、优化医疗体制改革，积极推进公共场合禁烟、加强职业安全规范等相关举措，并继续坚持生态文明建设和推进健康中国行动以降低TBL疾病相关负担[26]。

健康不平等分析和集中指数结果显示，全球TBL健康不平等现象有所改善，全球控烟行动的推进，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低中SDI国家吸烟率的攀升速度，推迟了肺癌发病率的快速增长高峰，而研究[27]表明，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总体实施水平仍相对较低。同时，基本诊断技术和化疗药物的普及，让低SDI国家在应对疾病负担风险时，降低了患者死亡率，从而减少因早死导致的生命损失[28]。随着经济发展与和社会进步，中国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日益重视环境保护，节能减排政策的实施不仅服务于绿色发展目标，更通过改善空气质量，降低了公众职业性或环境性致癌物暴露[29-30]。低SDI国家承受的健康负担相对较重，吸烟率持续处于高位甚至呈现增长态势；另一方面，在低SDI 地区，固体燃料使用造成的室内空气污染导致其对DALYs增长的影响甚至已超过吸烟[4]。高SDI国家拥有更完善的医疗卫生体系，早期筛查和诊疗水平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特别是推广对TBL高危人群的低剂量螺旋CT筛查，提高了患者的早期发现率，延长了患者的生存期[31]，再加上先进的治疗手段，从而累积了YLDs，这部分负担会反映在DALYs上，因此会出现集中度曲线的双峰分布。

此外，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文所使用TBL疾病负担数据均提取自GBD 2021数据库，但各地区数据质量可能存在差异[32]。不同SDI国家的检出率由于医疗水平不同，可能导致疾病负担被低估或高估，在跨国比较中产生测量偏倚[33]。此外，部分SDI较低或人口较少的国家因缺乏完善的疾病登记系统，可能存在系统性漏报现象。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这些地区TBL相关疾病负担确实较低的可能性[4]。本研究旨在从宏观层面，比较中国与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在TBL疾病负担上的整体差异与时间趋势。为避免将中国纳入中高SDI分组中所造成的样本稀释，同时为增强组间对比的显著性，我们仅选取了低、中、高SDI国家及中国作为研究对象。当然，此研究未涵盖中低及中高SDI国家，具有一定局限性，丢失了这部分更细致的分层信息，可能会影响全球TBL疾病负担情况的完整性。后续研究需纳入更全面的SDI分组，以分析不同国家内部社会经济、医疗条件等因素存在的差异，从而更精确解析社会经济因素与疾病负担的关系。

综上所述，1990—2021年中国及低、中SDI国家TBL的疾病负担不断增加，与高SDI国家的健康水平仍有较大差距。亟需大力推动全面控烟、同时推进家庭与社区能源清洁化的公共健康干预，推广早期筛查在基层农村的可及性，加大卫生投入与政策支持，保障患者享有更好的诊疗服务体系。同时，全球卫生政策需加强对低SDI国家疾病负担关注度，并通过推动技术转移、国际合作，切实缩小全球健康差距[34]。

利益冲突：无。

作者贡献：虞桂平负责选题与研究方案设计、质量控制与审校、主导研究开展；郑智洋、王天宇负责论文设计、数据整理、分析与可视化、对文章的知识性内容进行解读；Praise Audax Rukonge、魏琪舒负责数据收集与初步整理；所有作者参与文献查阅、论文撰写与论文终稿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