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谢“遇上”酒精:胰岛素抵抗成纤维化首要推手
2026-06-27 肝胆相照平台 肝胆相照平台 发表于上海
该研究通过大规模、前瞻性队列系统评估了同时具备代谢及饮酒风险的一般人群中的SLD疾病负担,其结果显示胰岛素抵抗和长期过量饮酒是肝纤维化的关键因素,而体力活动、高学历和高收入则具有显著保护作用。
导 语
脂肪性肝病(SLD)是全球最常见的慢性肝病之一。2023年国际共识更新了SLD分类(MASLD、MetALD、ALD),首次将代谢功能障碍与酒精摄入置于同等重要的病因维度。然而,在同时存在代谢风险和饮酒风险的一般人群中,SLD及其亚类的真实患病率和纤维化严重程度仍缺乏系统评估。
“脂肪肝学苑”第92期特别推荐丹麦欧登塞大学医院胃肠与肝病科Maja Thiele教授团队发表于Journal of Hepatology的一项研究“Prevalence and severity of steatotic liver disease in individuals with metabolic and alcohol risk factors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该研究通过大规模、前瞻性队列系统评估了同时具备代谢及饮酒风险的一般人群中的SLD疾病负担,其结果显示胰岛素抵抗和长期过量饮酒是肝纤维化的关键因素,而体力活动、高学历和高收入则具有显著保护作用。
01 研究方法
研究基于丹麦南部地区的DECIDE前瞻性队列,于2017年10月至2022年11月通过电子邀请函从普通人群中招募30~75岁公民,按1:1比例分为两组:
• 代谢队列(n=1599):BMI>30 kg/m²和/或2型糖尿病,且无长期过量饮酒史;
• 酒精队列(n=1524):当前或既往长期过量饮酒(女性>24 g/天,男性>36 g/天,持续≥5年),无论是否合并代谢风险。
所有参与者均接受肝脏瞬时弹性检测,中位受控衰减参数(CAP)评估脂肪变,肝脏硬度值(LSM)评估纤维化,LSM≥8 kPa者行肝穿刺活检。同时收集代谢指标、饮酒史(当前及既往)、遗传多态性(PNPLA3等)、吸烟、教育、收入及体力活动等信息。采用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脂肪变及纤维化的独立影响因素。
02 研究结果
1. 队列特征及代谢和饮酒队列SLD患病率
本研究共纳入3123人,中位年龄为57岁(IQR:51-64岁),1560人(50%)为女性。队列患有SLD者2197例(70.3%),其中MASLD占51%(1603例),MetALD占13%(398例),ALD占6.3%(196例)。
代谢队列(合并代谢风险者,N=1599)体重指数(BMI)较高,为33 kg/m²(IQR:31-37),CAP为290 dB/m(IQR:252-328),中位LSM为4.9 kPa(IQR:4.1-6.1)。酒精队列(合并饮酒风险,N=1524)在入组前三个月的日均饮酒量为26克,中位CAP为268 dB/m(IQR:230-310),中位LSM为4.7 kPa(IQR:3.8-5.7)。代谢队列中SLD患病率(77.4%)高于酒精队列(63.0%),酒精队列中吸烟者占比、收入及体力活动水平更高,饮酒史超过20年可显著升高SLD亚型人群的纤维化患病风险,而5~20年饮酒时长未表现出类似临床现象。

代谢队列(合并代谢风险者,N=1599)体重指数(BMI)较高,为33 kg/m²(IQR:31-37),CAP为290 dB/m(IQR:252-328),中位LSM为4.9 kPa(IQR:4.1-6.1)。酒精队列(合并饮酒风险,N=1524)在入组前三个月的日均饮酒量为26克,中位CAP为268 dB/m(IQR:230-310),中位LSM为4.7 kPa(IQR:3.8-5.7)。代谢队列中SLD患病率(77.4%)高于酒精队列(63.0%),酒精队列中吸烟者占比、收入及体力活动水平更高,饮酒史超过20年可显著升高SLD亚型人群的纤维化患病风险,而5~20年饮酒时长未表现出类似临床现象。
2. 队列SLD严重程度
总队列中有307例(9.8%)肝脏硬度值 LSM≥8 kPa,其中169例(55%)接受肝穿刺活检,剩余138例无肝活检数据的人中,有7例经超声确诊肝硬化,63例活检当日LSM<6 kPa、47例拒绝活检及20例因其他原因放弃活检。
在SLD各亚型中,ALD患者LSM≥8 kPa的比例最高,达25%(48例),而MASLD(196例)与MetALD(46例)的患病占比相近,均为12%。当选择更高的LSM临界值(≥12 kPa、≥15 kPa)或使用肝脏组织学评估进展期纤维化(F3–F4)时,这一分布趋势仍保持稳定。组织学确诊亚组中ALD、MetALD、MASLD的进展期纤维化患病率依次为8.0%、2.6%和2.8%。此外,无论是使用LSM还是组织学结果评估时,MetALD的肝病严重程度均未超过MASLD。

3. 肝脂肪变的影响因素
所有心脏代谢危险因素均会升高肝脂肪变发生风险,其中腰围增大是最主要的危险因素(单变量 OR=6.65,95% CI:5.36–8.25),过量饮酒也会增加肝脂肪变风险。从基因层面上看,PNPLA3、MBOAT7等风险等位基因是肝脂肪变最重要的遗传决定因素;有趣的是,HSD17B13A这一保护等位基因反而轻微升高肝脂肪变风险(单变量OR=1.15,95% CI:1.00–1.32)。高学历、高水平体力活动则可降低肝脂肪变发生风险。
4. 肝脏硬度升高的影响因素
所有心脏代谢危险因素均与LSM≥8 kPa风险升高相关;其中胰岛素抵抗在单变量及多变量分析中均为首要危险因素(单变量OR=4.67,95% CI:3.33–6.54;多变量OR=3.31,95% CI:2.21–4.95),且肝脏硬度升高的患病率可随心脏代谢危险因素数量增加而上升。
此外,当前过量饮酒(OR=2.18)、长期饮酒史(≥20年,OR=1.54)以及PNPLA3、MBOAT7、TM6SF2风险等位基因均显著增加LSM≥8 kPa的风险。女性、高学历、高水平体力活动为保护性因素,而低收入与 LSM≥8 kPa 风险升高相关。
5. 基于既往饮酒史划分SLD的患病率及严重程度差异
若采用至少5年的长期饮酒史(而非当前3个月饮酒量)来定义酒精摄入后,作者重新划分了MASLD、MetALD、ALD亚型,结果显示有大量病例被重新归入其他的SLD亚型,具体如下:
① 初始1603例MASLD患者中,12%(185例)重新划为MetALD、14%(217例)划为ALD;
② 398例初始MetALD患者中,16%(64例)划为MASLD、20%(78例)划为ALD;
③ 196例初始ALD中,10%(19例)划为MASLD、12%(24 例)划为MetALD。
但采用长期饮酒史重新诊断分型后,各亚型肝病严重程度未发生显著改变,提示长期饮酒史对纤维化风险的影响可能已被代谢因素部分抵消。

03 研究结论
本项以社区为基础的大型研究证实,在合并代谢和/或酒精危险因素的人群中,SLD患病率高达70%,且约2%~4%存在未被发现的进展期肝纤维化。胰岛素抵抗和长期过量饮酒是纤维化最重要的可干预危险因素,而社会经济学因素(教育、收入)和生活方式(体力活动)亦发挥显著调节作用。研究强烈提示,无论患者属于何种SLD亚型,均应重视代谢紊乱的筛查与管理,并在基层医疗中推行个体化预防策略,以应对日益沉重的脂肪肝疾病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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