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史：清朝医学的传承

清朝（公元1636年~1912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却将封建专制制度再次推向鼎盛。清代初中期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得到稳固，但后期由于政权专制、闭关锁国、文化禁锢，科技发展一度停滞不前。医学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中生存者，医家对古典医学文献整理、校订，并结合其实践经验，发现新规律、提出新理论，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针对《内经》，众多医家提出自己的见解。

张志聪(字隐庵)潜心研究《内经》，于康熙八年(1669年)著《素问集注》和康熙十一年(1672年)著《灵枢集注》。张志聪认为“经义深微，旨趣层析，一字一理，确有指归”，尊崇“惟以参解经义，不工词藻“的原则，解释了历代医家遗留的若干疑难问题，但也有望文生义、牵强附会之处。

黄元御(字坤载)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著《素问悬解》，同年刊行《灵枢悬解》 ，以错简为说，对通行本《素问》《灵枢》主要内容重予编次并注释

薛雪(宇生白)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著《医经原旨》，选录《内经》重要内容，参考明代张景岳《类经》注释，集众家之说，编纂而成。

另有徐大椿(字灵胎)的《兰台轨范》（乾隆二十九年，即1764年）；汪昂(字讱庵)的《素问灵枢类纂约注》（康熙二十八年，即1689年）；陆懋修(字九芝)的《内经运气病释》，《内经遗篇病释》、《内经运气表》、《内经难字音义》；胡澍(字荄甫)的《素问校义》；陈念祖(字修园)的《灵素节要浅注》，各具特色。

清代医家对中药的重视日益加强，这可能源于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的影响。这个时期新药不断出现，众多医家对于药物的使用也颇有经验。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张志聪和高士栻的《本草崇原》刊出。全书收录《神农本草经》药物247种，其他药物52种。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张璐的《本经逢原》刊出。此书依据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分为三十二部，收药约七百余种。《四库全书总目》有云：李时珍《本草纲目》“多主考证”，缪希雍《本草经疏》“颇喜博辨”，张璐《本经逢原》“则惟取发明性味，辨别功过”。

乾隆元年(1736年)，徐大椿的《神农本草经百种录》刊出。徐大椿认为，《神农本草经》的旧注学者不易了解，故取其中“耳目所习见不疑，而理有可测者”，探究其本原。

另有道光十二年(1832年)邹澍(字润安)的《本经疏证》和《本经续疏》，裁药三百十五种；嘉庆八年(1803年) 陈念祖的《神农本草经读》；乾隆三十年(1765年) 赵学敏(字恕轩)的《本草纲目拾遗》等。

清代医家在人体解剖学、针灸、温病、传染病、外科学上也有自己的体系和发展。

清道光年间（1835年），Peter Parker在广州开设基督教医院，开始教授华人西洋医学。这是中国人学习西洋医学的开始。

中医与西医，就像天体物理学和经典力学那样，看似体系不同、毫无瓜葛，实则丝丝相扣。西医以人体解剖学为基础，从宏观到微观；中医建立在五行辩证的哲学思维上。从今天看去，中医在吸收西医的技术，而西医的精准医学也在融入中医的辨证施治。两种文化的融合，应是医学新纪元的开端。而今天的我们，正是在履行这承上启下的职责，见证新医学“文艺复兴时代“的到来。

李晨自介绍：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主治医师。富于急诊情怀的女子，常沉浸于床旁超声影像世界的光影之中；左持临床科研，右牵教学培训，拿得起超声探头，插得进各种导管；认为床旁超声是急诊医师的第三只眼睛，期与同道探讨超声在急危重症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