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我从《纽约客》的一篇文章《刀口之下》了解到了中国的医闹现象。那篇文章讲的是一个17岁的哈尔滨青年杀死一位无辜的医生的故事，而袭医的起因仅是医院无法治愈他的脊柱问题。在那篇文章之后，我开始关注医闹事件。医闹事件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也频繁地出现在报道中。
虽然每次报道的热度会逐渐消散，但是我想从经济学的视角去研究医闹事件长期对医生供给的影响。医闹事件越来越多，医生的职业风险大幅提高，会不会对报名医学专业的考生的数量和质量产生影响呢？如果是的话，那医闹事件带来的恶劣后果就不仅仅是医护人员的伤亡，而是对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造成巨大的损失。
2016年，回国后，我的研究方向更加偏重于中国问题。医闹问题对于未来医生供给的数量和质量的影响是其中的一部分。目前，我和同事薄诗雨负责数据挖掘和回归分析，斯坦福大学经济系的陈雨新和教育系的刘璟与周森主要负责对原始数据的收ji和初步整理，包括高考数据、医闹事件数据、控制变量数据等。
医闹事件降低当地医学专业志愿的报考
从2016年九月份开始，我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进行了基础信息的收ji。通过使用网络爬虫，我们抓取了从2000到2012年的所有关于医闹事件的报道。通过这些工作，我们绘制了医闹事故的分布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医闹事件已经几乎遍布全中国。而另一幅图也很明显可以看出医闹事件在国内愈演愈烈的趋势。
注：图片来自工作论文Occupational Hazard and College Major Choice：Evidence from Anti-Doctor Violence.
全国医闹事件的数量在过去十五年里增长的趋势。
我们做的另一项工作是清理2005-2012年间的高考录取的数据。这段时间内每年都有超过200万的考生被录取。我们要做的是把医闹事件和这些考生的专业选择联系起来。
通过我们制作的高考录取信息表格可以发现，医学相关专业的逐年录取比例，甚至在2011、2012年还有回升，似乎并不支持我们的猜想。然而，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被忽视了，一是高考中各高校专业分配给各省的名额几乎是固定的。因此如果我们只看医学生在全国范围比例的话，很容易得出虽然医闹现象愈发严重，但是报考医学的考生并没有什么受到影响这样草率的结论。
但是这个结论忽视了两个方面，一是虽然省内各高校分配给医学生的名额不变，但是名额可能会在省内的各城市之间的分配上发生变化。二是即使报考医学的考生的比例不变，这些考生的质量可能下降。我们要做的就是仔细的分析数据，而不是只根据一个比例就得出结论。
高考录取信息数据库的描述性统计。
注：表格来自工作论文Occupational Hazard and College Major Choice：Evidence from Anti-Doctor Violence.
在研究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量化医闹事件的严重程度。我们选择了多种测量医闹严重程度的变量：样本数据中的330个城市每一年的医闹事件造成的伤亡人数总和，这些城市从2000年以来至2012年间的累计的医闹事件的伤亡人数。选择这两种变量可以帮助我们把医闹事件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区分开。
研究团队用学生选择医学专业的比例来衡量未来医生的供给，用录取到医学院的高考考生的平均分和最低分来衡量未来医生的质量。通过比较发生医闹较多的地区录取到医学专业的考生与同一地区的非医学专业考生成绩的差值，再把这一差值和发生医闹较少的地区类似的差值进行比较，来找到医闹事件对未来医生质量的影响。
实证结果显示，省级医闹的严重程度每上升一个单位，考生选择医学专业的比例会下降0.56-1.7个百分点，医学专业平均入学分数会降低0.72分、最低入学分数降低0.49分。
——乍一看，这些数据都很“小”。
然而，小数据却意味着大影响。近年来，全国的高考考生人数维持在900万左右。任何微小的“百分量”，乘以这个巨大的基数，绝对量都不小。从数字背后，我们窥见令人不安的未来——我们或许将失去好医生。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6年，世界顶尖医学杂志《柳叶刀》第388期发布的一项研究佐证了研究的观点。题为《过去十年之中中国医学毕业生的培养和流失》的文章显示，2005年至2015年间，中国共培养了431万五年制医学毕业生，以及41万七年制医学生，共计470万医学生，但医生总数只增加了75万。医生流失加速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未来研究的两个方向
研究团队认为，由于中国政府对医院医生的薪酬、药品价格和治疗费用等实行严格管控，即使医闹的增多、医生职业风险增大，中国医生的薪酬并未获得实质性的提高。职业风险得不到补偿，人们从事相关职业的意愿被削弱。长此以往，社会上医生供给减少的趋势会愈发明显，医生供给的质量也将显着降低。
当医生的供给在数量和质量持续下降时，可能带来的后果是病人对就诊时间愈发长，诊疗效果越来越差等情况的不满，从来导致医患关系陷入恶性循环。
我们将失去好医生吗？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积极干预与应对这令人不安的趋势？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各种因素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
我们认为，涨工资可以吸引一部分人去承担这个风险，但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仅仅起到缓解的作用，这不是解决医患关系的治本之策。根治医患关系应该要改变医院的盈利模式，重建医患之间的信任。
因此，在医闹这一块还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目前，我们正在构思的方向有两个。一是医闹如何影响医学生在就业时候的选择。我们计划将医闹事件数据库与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开展的大学生就业调查联系到一起去回答这个问题。大学生就业调查中有大学毕业生详细的专业信息和就业信息。我们希望研究医闹事件的发生是否降低了所在城市医学生在就业时选择与医学相关程度高的工作，从而更直接的观察到医生的流失程度。
另一个方向是医闹与医生治疗策略关系的研究，即医闹是否会使得医生采取更加保守的治疗手段来降低自己面临的风险。医生的防御性医疗在卫生经济中是较为热门的研究话题，指的是医生采取较为保守的治疗手段来减轻自己会承担的医疗事故的责任。我们计划研究在发生过医闹事件的医院里的医生对同一病人是否会相比于其他未发生医闹事件的医生更有可能采取防御性医疗的手段。如果医闹导致医生使用防御性医疗变得更加频繁这个假设成立的话，那么医闹事件伤害的不只是被袭击的医生，而且浪费了整个社会宝贵的卫生医疗资源。
（暨南大学本科生李蔚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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