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n Allergy Asthma Immunol：从发病机制到临床实践，嗜酸性食管炎诊疗进展

嗜酸性胃肠道疾病，尤其是嗜酸性食管炎（EoE），是一类由2型免疫反应介导的慢性炎症性疾病。这类疾病在过去三十年中逐渐被认识并深入研究，其发病机制涉及上皮屏障破坏、过敏原暴露引起的警报素释放（如IL-33和TSLP），以及后续的嗜酸性粒细胞、肥大细胞和T细胞的活化与浸润。这些免疫反应导致组织纤维化、狭窄形成和功能损害，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目前，EoE的诊断仍依赖于临床症状结合食管黏膜活检中每高倍视野至少15个嗜酸性粒细胞的病理标准。尽管治疗手段已有显著进展，但疾病监测仍主要依靠重复的镇静内镜检查，这一过程不仅昂贵、耗时，还伴随一定风险。

当前EoE的标准治疗方法主要包括四大类：饮食消除疗法、质子泵抑制剂（PPI）、吞咽型局部皮质类固醇以及dupilumab（抗IL-4Rα单抗）。饮食消除通常采用经验性六食物消除法（牛奶、小麦、大豆、蛋、坚果/花生、鱼/贝类），其缓解率在54%至72%之间，但近年研究发现单一食物（如牛奶）消除可能同样有效。PPI通过抑制胃酸和恢复上皮屏障功能起效，总体缓解率约50.5%，但其疗效存在个体差异，可能与CYP2C19基因型或STAT6变异有关。局部皮质类固醇如布地奈德口服混悬液和口溶片已被FDA和欧洲批准使用，不同制剂的有效率在60%至75%之间。Dupilumab作为目前唯一获FDA批准用于EoE的生物制剂，其组织学缓解率可达59%至68%，尤其适用于传统治疗失败、合并严重过敏性疾病或存在狭窄的患者。对于其他嗜酸性胃肠道疾病（如EoG、EoN、EoC），目前尚无标准疗法，但初步研究表明元素饮食、局部类固醇和dupilumab可能具有一定疗效。

随着对EoE发病机制的深入理解，越来越多的治疗靶点和新型疗法正在被探索。在饮食方面，研究者正努力开发能够准确预测食物触发因子的方法，如食物特异性IgG4检测和T细胞受体分析，以减少经验性饮食消除的需要。在药物方面，钾竞争性酸阻滞剂（P-CAB）如vonoprazan显示出与PPI相当的疗效，其更强效的抑酸作用和潜在的抗炎机制正在进一步研究中。新型局部类固醇制剂，如APT-1011（氟替卡松口溶片）和食管膜剂型莫米松，旨在提高药物递送效率并减少全身暴露。生物制剂方面，除dupilumab外，多项针对TSLP、IL-5、IL-13、IL-15、IL-33、KIT（肥大细胞关键受体）等的单抗正在临床试验中，其中tezepelumab（抗TSLP）和barzolvolimab（抗KIT）已进入后期研究阶段。小分子药物如Losartan（抑制TGF-β通路）、IRL201104（免疫调节肽）、etrasimod（S1P受体调节剂）等也显示出一定的临床潜力。此外，JAK抑制剂、CCR3拮抗剂、CAPN14抑制剂等新靶点药物正在初步研究中，为未来个体化治疗提供了更多选择。

图：EoE的当前标准治疗（绿色标注）、新兴生物治疗与靶点（红色标注）、新兴小分子治疗与靶点（黄色标注）

在疾病监测方面，当前的金标准仍是镇静内镜下多水平活检和组织学评估，通常建议在治疗开始或调整后8至12周进行复查。内镜表现常用EREFS评分系统，组织学活性则通过组织学严重程度评分（HSS）进行评估。然而，由于症状与组织学改善并不完全一致，且内镜检查具有侵入性，开发无创或微创监测手段成为研究热点。经鼻内镜无需镇静，成本较低且安全性良好，但受限于患者耐受性和设备可用性。细胞海绵（Cytosponge）和食管串试验（String Test）可通过吞咽获取食管黏膜样本，用于嗜酸性粒细胞计数，但不能评估纤维化或狭窄。多项血液生物标志物（如嗜酸性粒细胞阳离子蛋白、微RNA、自身抗体、IL-5Rα基因表达等）正在研究中，但尚未达到临床应用标准。此外，基因表达谱（如EoE Diagnostic Panel）和纤维化预测工具（如PICK-UP-STRICS评分）有望在未来辅助疾病分型和治疗决策。

未来的EoE管理将趋向于个体化和精准医疗。通过基线表型评估、基因检测、生物标志物分析等手段，医生可为患者选择最合适的治疗方案，并在治疗过程中通过无创手段进行动态监测，从而减少对内镜的依赖。联合治疗、药物降级治疗、新型免疫疗法和屏障修复策略等都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尽管目前许多方法仍处于研究阶段，但随着多项临床试验的推进和新技术的发展，个体化治疗和无创监测的理想模式将逐渐成为现实。

原始出处：

Dickerson A, Dellon ES, Aceves SS. Future of therapy and monitoring for eosinophilic esophagitis and eosinophilic gastrointestinal diseases. Ann Allergy Asthma Immunol. 2025;135(2):14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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