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伤医事件“五问”

摘要：我们和患者在同一条船上，只不过，这条船遇到了时代的风暴。我们祈祷，风暴快些褪去，所有人都平平安安。

前日遇袭的广东医生，抢救无效，于今日离世。深感痛心！这是医界的又一个艰难时刻。

我做过多年的医患关系研究与培训工作，在“极端伤医事件”方面有很深的体会，并有些感悟。在这样一个时刻，我想通过设问的方式，把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和朋友们交流一下。

（一）两张图与一个比喻

（五个设问开始之前，为了便于大家理解，先用这种方式表述一下形势背景）

历史上，欧洲公共卫生的鼻祖们，在研究重大传染病的时候，采用过“摆棺材”的办法。他们每统计到一例死亡病例，就在地图上相应的地点摆上一具棺材标识。而后，通过观察棺材的分布，可以发现疾病发生与传播的一些规律。

两年前，有人用传统的“摆棺材”方法，把近些年发生的伤医事件在地图上标了出来。通过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出伤医事件的分布呈现出与地形图相反的情形：东高西低。北上广一线是“重灾区”。这样的分布，与很多社会科学领域的形势分布相一致。




国内有学者把近年来发生的伤医事件，按照月份进行了累加统计（见图中最上方的蓝色曲线）。我们可以发现，一年中会有两个“伤医高峰”，一个在三月份，一个在九、十月份。那么可能的原因是什么？估计有些朋友会说：三月油菜花开，精神疾病多。虽然并不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我觉得，社会科学问题还是应该尽量从社会科学的时间段去解释更为合理。您说那？（再说，把所有问题都扣到精神病患者头上，那这个世界倒是简单了，多开几个疯人院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平时在讲座的时候，我常常把中国的医患纠纷比喻为“糖尿病足”。糖尿病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患者常常出现下肢的慢性溃疡或者坏疽，称为“糖尿病足”。如果仅仅是局部治疗，无论怎样换药、清创或者手术植皮，都不会好。因为，糖尿病是全身性疾病。只有在有效的全身性治疗的前提下，治愈“糖尿病足”才成为可能。

医患纠纷，就是一个烂得很难看的“糖尿病足”。如果仅是局限于医疗领域来解决医患纠纷的话，永远解决不了。因为，医患纠纷这个烂疮，依附于整个社会的“全身性疾病”。若要正确地看待或者研究医患纠纷，就必须跳出狭隘的医疗领域。

（二）五问

第一个问题：极端伤医事件是否属于“全球化问题”？

医患纠纷，世界各国都有。医疗机构暴力事件，世界各国也都有。那么，是不是就可以说，极端伤医事件属于“全球化问题”呢？答案是否定的。世界各国的医疗机构暴力形势，并没有严重到成为“全球化问题”的程度。

如果对比极端伤医事件发生的数量、频率、烈度、具体手段等等一些方面的情况，会发现，我们面对的医院暴力形势，比其他国家同行要严峻的多。那么，一个自然而然的推论出现了：我们医患纠纷的性质，是否不同于其他国家。这个，答案或许是肯定的。

而且，非但不同于其他国家，可能也不同于其他历史时期。

第二个问题：极端伤医事件是否意味着“医患决裂”？

伤医潮，对社会心理和行业情绪的打击很大。很多人认为，医患决裂了。我不同意这种观点。

我从小学开始，学习历史、学习社会发展简史，被深刻地种下一个观点：“决裂”两个字，一般只适用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没有人会同意说医生和患者是两个阶层。患者中有穷人，有富人。医生中，也有穷人和富人。

我们再进一步研究，是不是全部的患者都对医生表达同样的敌对情绪？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建议对近年来医患纠纷、特别是伤医事件进行回顾性分析。我个人的感觉，这些年，无论是极端伤医事件，还是群体性冲击，参与者中，中低收入水平和贫困线以下的人要更多一些。如此看来，我们不能说“医患决裂”，我们倒是可以明显感受到贫富间的裂痕。

那么，伤医事件到底算啥性质的问题？

我从小学开始，学习历史、学习社会发展简史，还被深刻地种下一个概念：“矛盾分析”。我提出的问题是：医患纠纷，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很多朋友一定说：你脑子进水了吧？医患纠纷当然是人民内部矛盾呀！可是，我的中学老师告诉我，人民内部矛盾的最基本定义是“非对抗性”的。我们无法解释这些年在医患纠纷中频繁出现的一些“打砸抢烧砍”对抗行为。好在，我在参加工作后，又自学了一些新的理论。我觉得，我们可以把一些医患纠纷中某些对抗，称为“人民内部矛盾局部对抗”。

其实，这是很温柔地说法。经历过的人都知道：对抗，有痛有泪。

第三个问题：极端伤医事件是否表明“人性之恶”？

我看到，很多朋友在表达对暴力事件的痛恨时，谈到了“人性之恶”。

我不太同意这样简单得地把问题归结为“人性之恶”。这样做，跟简单地把伤医事件归结为“医患决裂”，没什么两样。

性善还是性恶？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我的观点是“基因表达论”：人人都有“恶基因”，但不一定表达“恶”；在不良环境的诱导之下，“恶基因”可以表达，可以肆无忌惮地表达。

若是不加思考地简单讨论所谓“人性”的话，还会有另一个很大的问题：容易导致极度的仇恨。说到仇恨，我就想谈谈媒体的事情。现在，不少医护人员仇视媒体。他们认为，是媒体搞砸了医患关系、是媒体的不实报道导致了伤医事件频发。

我研究过中国媒体对医患纠纷报道的历史。从清朝开始，媒体就报道医患纠纷，到上个世纪上半叶的时候，对医界的负面报道更多。那时候，媒体骂人比现在厉害得多。可是，那时候并没有出现伤医潮。我就在想，媒体并不是医患纠纷的罪魁祸首，他们没这个能力。其实如果回顾一百多年来的新闻发展史，你会发现新闻界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比医学界多得多。如果说，近年来，媒体在医患纠纷的话题报道方面，有过诸如“八毛门”之类的不实报道，我认为，这和极端伤医事件一样，都是无序时期的果，而不是因。

说的再明确一点，当下的医患纠纷是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显性症状；医患纠纷的发展，不以医界、也不以媒体的意志为转移。

第四个问题：医界应该如何面对并预防极端事件？

我们说到当下医患纠纷的发展，不以医界的意志为转移。这听上去，会很受打击：那我们还有必要努力么？有必要！越是无法改变大环境的困难时刻，越是要努力。我们的努力，是为了不让事情变得更糟糕。我们改变不了大环境，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微环境。

那么，我们该怎么努力？

现在，如果翻看报道伤医事件的新闻，经常的情况就是，在跟帖评论中，会充斥着大量仇视医护人员的评论。对于那些对不善意表达的人，应该怎么办？把他们当做敌人吗？那你的敌人就太多太多了。这是个很复杂的时期，充满了民粹言行。社会有社会的民粹，医界有医界的民粹，两者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可以很明确的说，如果要天天忙于言论对抗，你的精神、肉体都会遭受极大的伤害。关键是，一旦对抗的情绪产生，极易导致在现实中的言行失当并带来极大的风险。

对于医界这样的人数并不太多行业来说，越是民粹高涨的时期，越是要避免激烈对抗；越是这样的时期，就越是要言行小心、越是要善待弱势阶层。这不是软弱或纵容，这是睿智的自保。

灵活一些，平和一些，善待贫病，是这个时期最好的护身符。

（关于如何预防极端事件，涉及很多方面的问题，去年我写过一篇文章《伤医事件的三级预防》，大家可以点击蓝色字体阅览参考）

第五个问题：医患纠纷形势何时能彻底好转？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说说另外一个问题：在什么情况下医患纠纷形势会进一步严峻或者恶化？

根据平时观察，我觉得，除了一年之中的那两个常规高峰之外，在一些特殊时间段，医患纠纷形势也会进一下子变得很严峻。那是什么时间段呢？我称之为“社会心理底线广泛遭受冲击时间段”。比如说，魏则西事件。当社会广泛有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感觉时，在我们国家这样庞大的人口基数的基础上，作为小概率的极端事件，必然显现。

社会心理底线广泛遭受冲击的事件，在这个时期经常出现。我们这个时期，又被成为“社会转型时期”。伤医事件这样的矛盾，与“社会转型”关系极为密切。某种程度上，我们问“医患纠纷形势何时能彻底好转”，其实就是在问“社会转型时期要持续多久”。如果考察人类历史上的社会转型时期，我们会发现，相对于我们的生命来说，“社会转型”真的会是很漫长的时间。

所以，换个角度，“医患纠纷形势何时能彻底好转”，这个问题又变得非常容易回答。平时讲座时，我经常开玩笑说：啥时候我们的餐桌上没有地沟油了，啥时候医患纠纷形势就能彻底好转了。

我是想说，在预防伤医事件方面，我们要准备打“持久战”。

好了，关于极端伤医事件，就说这些吧。在结尾，我依然想习惯性地说出下面这段话：

患者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和患者共同的敌人是疾病。我们和患者在同一条船上，只不过，这条船遇到了时代的风暴。我们祈祷，风暴快些褪去，所有人都平平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