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案为鉴，防患未然 ——闻庆平教授解析麻醉纠纷成因及临床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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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技术持续迭代进步，但临床从业者的风险敬畏感也随之提升，这一看似矛盾的状态，正是麻醉医师对临床风险的真切体会。在天津市医学会麻醉学分会、天津市中西医结合学会重症医学专业委员会2026年学术年会上，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闻庆平教授，围绕临床麻醉相关医疗纠纷的主要成因、处置流程以及风险防范体系开展专题分享。

结合自身多年临床从业经历，他谈到一个行业内普遍存在的现象：随着执业年限增加、临床经验不断积累，麻醉医师在工作中会愈发审慎。“为何临床经验越丰富，执业反而愈加谨慎？我们持续开展危重症病例处置学习，熟练掌握多项临床技术，完成过大量麻醉病例。但再丰富的技术储备、再多成功的临床实践，都难以抵消一起不良事件带来的影响；单起不良事件造成的负面影响，远超过大量常规成功诊疗积累的行业口碑。”

在担任医疗副院长期间，闻庆平教授牵头推进院内医疗管理专项优化，对既往纠纷案例逐一复盘溯源，针对突出问题制定落实对应的改进举措。经过系统化治理，该院医疗纠纷发生数量、经济赔付额度均出现明显下降，院内医疗管理规范化水平得到有效提升。

麻醉相关医疗纠纷带来的多重影响

闻庆平教授结合行业内典型案例指出，部分医疗机构因麻醉文书管理不规范、人力配置不足、术中监护落实不到位，最终引发严重医疗不良事件，相关医疗机构及涉事医务人员均受到相应处理。尽管此类属于极端个案，但行业统计数据提示，麻醉相关医疗纠纷在临床时有发生；麻醉科的纠纷占比位居院内各科室前列，经司法途径处理的案件平均赔付金额也处于较高水平。

麻醉相关纠纷造成的损害，不局限于患者权益受损以及机构经济层面的损失，对涉事医务人员也会造成显著职业伤害。临床中曾出现麻醉医师遭遇手术不良事件，叠加患方持续交涉带来的心理压力，最终因身心无法承受相关消耗，选择调整执业方向、离开麻醉临床岗位的情况。经历过医疗纠纷的医务人员中，出现心理应激反应、职业耗竭的情况并不少见。

从行业与社会层面来看，纠纷的多发容易促使医务人员采取防御性诊疗行为：为规避执业风险，部分医务人员会增加检查项目、扩大诊疗干预范围，既加重医疗资源消耗，也容易加剧医患之间的认知隔阂，形成恶性循环。因此，厘清纠纷产生的核心诱因，前置做好风险防控，既是保障患者安全，也是保护医务人员执业权益，更是维护良好医疗行业环境的必要举措。

麻醉相关医疗纠纷的主要诱因

1.临床业务能力不足，基础核心技术掌握不扎实

这是诱发麻醉纠纷的首要因素。闻庆平教授提到，部分医疗机构“三基三严”工作落实不到位，部分麻醉医务人员对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理解执行存在短板。

以深静脉穿刺操作举例：未规范应用超声引导，穿刺完成后未开展后续评估，导管位置异常未能及时识别，进而引发不良结局。闻庆平教授提示，气管插管操作、术中呼吸管理、各类常见并发症的及时处置，这类基础临床技术落实不到位，就是临床最主要的安全隐患。带教人员与一线执业者均应当客观评估自身业务能力，认清个人执业能力边界。

2.医患沟通落实不足，风险告知不够充分

医患沟通是不少麻醉医务人员需要提升的环节。麻醉医师术前和患者沟通时间有限，沟通时容易大量使用专业医学表述，导致患者难以充分理解麻醉存在的潜在风险。临床中时常出现短时间内完成知情同意文书签署，集中宣读全部并发症内容，患者无法充分接收相关信息的情况。

依据《民法典》第1219条规定，开展各项医疗操作，均需要充分保障患者的知情权利，完整告知诊疗风险以及可选择的替代诊疗方案。“大量医疗纠纷司法裁判文书中，都会提及替代诊疗方案告知不够充分这一问题。”他举例说明，椎间盘手术可以选择局部麻醉，也可选择全身麻醉；若选择全麻后发生不良事件，患方很可能提出质疑，不理解为何未告知其他麻醉方案。临床人员习以为常的诊疗选择，在司法判定中，有可能成为责任判定的参考点。

3.科室管理存在短板，流程制度执行不到位

岗位管理是风险管控的重点。部分医院麻醉科人力资源配置紧张，存在医务人员同时承担多台手术麻醉工作、人员顶岗交接流程不规范、在岗履职不到位等现象。他列举一起典型案例：手术开展过程中，主责麻醉医师脱离岗位且未履行报备流程，由低年资医务人员独立开展麻醉工作，后续出现严重诊疗失误，造成患者不良结局，涉事医务人员及科室管理负责人均被追责。“岗位履职纪律是执业红线，一旦失守就要承担相应责任。”

除此以外，还有几类常见管理疏漏：麻醉方案缺乏个体化评估，不论患者基础身体状况，均套用统一诊疗方案；术中监护流于形式，生命体征出现异常波动时优先怀疑设备故障，未优先评估患者病情，错失干预时机；药品、设备管理流程不完善，外观相近的药品未做好区分管理，出现用药失误，引发术后不良并发症。

4.医疗文书存在瑕疵，证据意识有待加强

在麻醉相关纠纷的败诉案件当中，约60%存在医疗文书记录不规范的情况。现阶段部分医疗机构电子病历与纸质病历同步使用，发生纠纷进行病历封存时，纸质病历具备重要效力；同时越来越多患方会提出封存电子病历的诉求，电子病历的修改会留存操作痕迹，不可抱有侥幸心理。

曾有病例，患者术中发生心跳骤停，经抢救成功，但数年后患者死亡，患方就此提起诉讼。由于麻醉记录、护理记录对关键诊疗环节缺少记载，不同文书记录内容存在矛盾，最终医疗机构被判定承担相应责任。“麻醉记录单，是医务人员重要的执业保障。”手写麻醉文书如果字迹模糊、关键信息缺漏，发生纠纷时无法作为有效佐证，应当予以高度重视。

他着重强调，事后篡改、补改医疗文书属于执业红线行为，会带来民事、行政层面的责任，情节严重的还会涉及刑事责任。即便多处文书改动和患者损害结果没有直接关联，也会降低文书的证明效力，让医疗机构在纠纷处置中处于被动地位。

纠纷处置路径与风险防范体系建设

1.不良事件发生后的规范化处置途径

医疗机构应当持续优化纠纷处置工作机制，组建专职的纠纷风险管控团队，统一对接处理院内各类医疗投诉与纠纷。该模式可以让临床医务人员聚焦于诊疗业务，提升纠纷处置的规范化与工作效率，合理管控赔付风险。核心思路就是发挥专职人员专业优势，临床人员专注诊疗工作，纠纷相关处置交由专门团队处理。

当前医疗纠纷的主要解决途径：医调委调解整体流程相对简便，但患方接受程度参差不齐；司法鉴定及司法诉讼周期相对更长，但具备较强法律效力；信访途径处置难度偏高，属于较为被动的处理方式。闻庆平教授建议，临床医务人员在事件发生后保持冷静，第一时间留存固定相关证据，客观如实陈述诊疗经过，后续交由院内专职部门处置，切勿私自向患方做出答复或者口头承诺，严禁改动医疗文书。

2.前置风险防控的关键举措

纠纷事后处置属于被动应对，风险的前置预防才是工作核心。他梳理总结六项关键防控举措：

第一，推进诊疗操作标准化。改变传统经验式带教模式，统一规范临床操作流程，降低不良事件发生概率。

第二，推进医患沟通具象化。借助动画、示意图等直观形式讲解麻醉流程与相关风险，可请患者复述核心告知内容，减少因知情不到位引发的争议。

第三，推动科室管理智能化。依托手术麻醉信息系统设置强制校验节点，引入AI预警辅助功能，弥补人工监护的疏漏。

第四，完善不良事件上报制度。事件上报不直接等同于责任处罚，主动上报可予以正向激励，鼓励从业人员分享事件经过，帮助科室规避同类风险。

第五，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定期组织模拟急救演练、危机资源管理相关培训，提升医护人员应急处置能力。

第六，完善证据留存机制。依托系统自动生成不可篡改时间戳，保障诊疗记录完整；对有创操作逐步推行过程录制，留存关键过程资料。

坚守医学人文，牢记执业初心

分享的最后，闻庆平教授落脚于医学人文思考。麻醉医师属于手术室内的幕后岗位，工作过程较少被外界看见，因此“慎独”的职业素养格外重要。诊疗中要学会换位思考，如果手术台上是自己的亲属，应当以何种标准开展操作、照护患者。多站在患者角度思考问题，很多矛盾就能够提前化解。

他分享了自己常提到的一句话：很少有毫无征兆的病情突变，更多是病情变化没有被及时识别。很多看似突发的病情变化，本质是前期细微的生命体征改变没有被及时捕捉。

麻醉临床工作的安全，蕴藏在每一处细节之中：一次规范的操作、一次充分耐心的沟通、一轮严密细致的监护，都可以把风险阻断在萌芽阶段。认真做好每一例麻醉，守护的不仅是患者生命安全，更是无数家庭的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