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洪良教授：精准把控PCI抗栓平衡，风险分层、策略降阶、人文诊疗三位一体 | 2026 CCP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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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脉支架植入术后的抗栓治疗，是心血管介入医师每日必须面对的常规决策，却也是临床中需要平衡的问题，血栓事件与出血风险如同天平两端，任何一侧的倾斜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

2026年4月，第15届胸痛中心大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会议期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百姓健康频道（CHTV）特邀天津市胸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丛洪良教授进行专访，就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围手术期抗栓策略中的核心议题展开深入探讨。

01 缺血与出血的平衡

PCI围手术期抗栓治疗的核心矛盾，始终围绕缺血与出血的动态平衡展开。这一命题在心血管介入领域已讨论多年，但随着临床环境的深刻变化，其复杂性正在持续升级。

丛洪良教授指出，当前面临的首要挑战是患者群体结构的老龄化趋势。随着人均寿命延长，合并房颤、肾功能不全、衰弱综合征等复杂情况的老年患者显著增多。这类人群既存在高血栓风险，又兼具高出血倾向，使得传统“一刀切”的抗栓方案难以适用。

此外，生活方式因素正在构成新的变量。当前社会运动健身风潮盛行，而接受双重抗血小板治疗（DAPT）的患者在运动中发生关节扭伤、磕碰损伤后，出血风险明显上升。与此同时，老年患者常见的口腔问题、消化道病变、呼吸系统疾病等，均可能引发不同程度的出血事件。

更值得警惕的是治疗依从性的问题。部分患者在出现滋扰性出血后自行停药，或非心脏专科医师在未充分评估支架植入部位及时间的情况下建议停药——例如拔牙前中断抗血小板治疗。丛洪良教授强调，对于左主干或关键部位支架植入术后的患者，这种中断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这一现状反映出，缺血与出血的平衡已从单纯的药理问题，演变为涉及多学科协作、患者教育及长期随访管理的系统性议题。

02 危险评分的临床落地

面对复杂的抗栓决策，丛洪良教授表示，可以用危险分层替代经验性用药。这一策略的实施依赖于缺血与出血两套评分体系的协同应用。在缺血风险评估方面，目前仍沿用GRACE评分，依据评分结果将患者划分为极高危、高危、中危及低危四个层级，据此指导介入策略选择与治疗强度设定。

出血风险评估则经历了工具迭代。既往常用的CRUSADE评分将患者分为低危、中危及高危出血等级；而PRECISE-DAPT评分作为新近纳入指南的评估工具，设定评分大于25分即为高出血风险，为DAPT的降阶决策提供了量化依据。

丛洪良教授指出，当前抗栓策略的整体趋势呈现明确的降阶走向。这一转变由多重因素共同驱动：患者老龄化与合并症增多带来出血风险上升；腔内影像学技术的普及提升了支架植入的精准度；支架器材本身的革新，更薄的支架梁、合金材质的应用，降低了术后对高强度抗栓的依赖。

降阶策略体现在三个维度：治疗时长缩短，从长期DAPT向短期方案过渡；药物强度下调，从强效P2Y12受体抑制剂转向作用相对温和的药物；联合治疗简化，在高出血风险患者中，从双联抗血小板快速过渡至单药抗血小板维持治疗。丛洪良教授强调，任何降阶决策均需建立在充分的危险分层之上，结合患者个体特征动态调整，而非机械套用固定模板。

03 超越评分表：临床决策中的“三情”维度

危险评分提供了抗栓决策的骨架，但丛洪良教授认为，真正成熟的临床判断还需融入病情、人情、财情三个维度的综合考量。病情即前述的缺血与出血危险分层，决定治疗的紧迫性与强度。人情涵盖患者的年龄、衰弱程度、出血易感性，以及家庭支持系统的完备程度——子女是否关注、照护是否到位，这些社会因素直接影响术后随访的依从性与不良事件的及时发现。财情则指向患者的经济承受能力与生活环境，决定其能否持续负担并规范使用处方药物。

丛洪良教授特别强调，介入治疗的对象是“得病的人”，而非孤立的“疾病”。这一理念要求医师在制定方案时，不仅评估病变解剖与生理指标，还需体察患者的心理状态与社会处境。充分的沟通、整体化的评价、个性化的方案设计，是提升患者依从性、降低临床事件发生率的关键路径。尤其在当前患者构成日趋复杂、抗栓新药不断涌现的背景下，将“三情”融入决策流程，是实现精准抗栓、安全抗栓的必由之路。

04 结语

PCI术后抗栓管理的演进，折射出心血管介入领域从“技术驱动”向“体系驱动”的深层转型。危险评分的精细化、抗栓策略的降阶化、临床决策的人性化，三条主线交织并行，共同指向同一目标，在保障缺血事件防控的同时，最大限度降低出血风险，最终实现患者长期预后的改善。

丛洪良教授的分享表明，这一目标的达成，既需要评分工具与循证指南的硬支撑，也离不开对患者社会属性与心理需求的软关注。当“三情”与评分表相互补充，当降阶策略与个体化评估协同发力，PCI围手术期的抗栓管理方能真正进入精准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