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GP论著 | 基于健康生态学模型的中国女性老年人群抑郁症状影响因素研究

个人特征层：年龄增长与女性老年人群抑郁症状风险复杂交织

一般认为年龄增长伴随着机体功能衰退，可能加剧抑郁风险。SCHLECHTER等的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身体功能下降，活动范围受限，社交活动减少，进而增加了抑郁的发生风险。李甲森等发现，中老年人随着年龄增加，抑郁状况先加重后减轻，50~60岁人群的生活方式、身体状况有较大变化，是抑郁症状最严重的阶段。但本研究结果显示，年龄≥80岁是女性老年人群发生抑郁症状的保护因素，与上述结论不一致，可能由于高龄女性在面对晚年生活的过程中，更加珍惜与亲朋好友的关系从而形成紧密的社会联系网络有关。叶海春等的研究也提出了年龄影响的复杂性，尚无统一结论。针对此现象，还需进一步研究讨论。

行为特征层：女性老年人群抑郁症状与生活习惯的深层联系

本研究结果显示，女性老年人睡眠时间太少（<6 h）与抑郁相关，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晚年有充足的睡眠可以促进身体的自我修复，增强免疫力，维持内分泌平衡，减少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的产生。生活满意度和自评身体健康状况作为主观评价，一定程度反映了心理健康水平。从本研究可以看出，对生活满意以及自评身体健康良好的女性老年人常能够保持积极的心态，从而减轻抑郁情绪。本研究发现，失能通过削弱感知到的社会支持、降低对生活的掌控感及降低自尊心而增加女性老年人抑郁症状，与既往研究结论相似。慢性病能预测女性老年人的抑郁症状，压力与应对理论认为，慢性病会增加个体的心理负担，长期承受的压力会增加个体对抑郁情绪的易感性，而女性老年人的应激耐受能力较弱，更易产生抑郁症状。

人际网络层：社会网络、家庭支持对女性老年人群抑郁症状的多重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农村户口的女性老年人发生抑郁症状风险更高，除了农村地区经济条件差、医疗资源相对匮乏等因素可能会对其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外，还可能由于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念相对传统，对女性的社会角色和地位存在一定程度的限制和歧视，导致女性老年人在农村地区面临更多的心理压力。当女性老年人对子女的表现感到满意时，其可能会感受到更多的家庭支持和关爱，这种积极的情感状态有助于降低抑郁症状发生风险。东部地区高水平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优越的医疗资源和生活条件，能为居民提供更好的心理健康保障，导致其发生抑郁症状的风险更低。《心理健康蓝皮书：中国国民心理健康报告（2019—2020）》显示，东部地区的抑郁风险检出率为13.4%，明显低于中部地区的20.6%和西部地区的20.1%，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生活和工作条件层：教育、收入对女性老年人群抑郁症状有保护作用

受教育程度越高可能健康素养越高，女性老年人维持和促进健康的能力越强，在生活中可能采取更科学、合理的健康行为，有助于更好预防和应对疾病，发生抑郁症状的风险越低，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家庭收入越高，抑郁症状发生率越低，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可能是由于较高的家庭收入不仅缓解了经济压力，使其能够负担更高质量的生活必需品和医疗服务，还为其提供了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和社交机会。

政策环境层：经济发展对女性老年人群抑郁症状的影响不容忽视

我国女性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发生情况在不同地区间存在不均衡现象，可能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本研究中，所在地区人均GDP在5万~10万元的女性老年人相对于其他经济水平老年人的抑郁症状发生风险更低，而过度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社会竞争加剧、人际关系疏离等问题，进而对老年人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面对女性老年人群抑郁症状检出率不断增长的现状，依据本研究健康生态学模型结果的提示，应首先从近端因素入手，改变老年女性的不良生活习惯，引导其合理膳食、规律作息。同时，国家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向贫困、在农村居住等弱势群体倾斜，增设更多老年福利机构，使更多女性老年人在退休后能够获得培养兴趣爱好的机会。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还需关注经济发展对社会文化、人际关系等的潜在影响，确保经济发展成果能够真正惠及老年人心理健康。本研究局限性在于：采用CES-D10询问调查对象过去1周内的感觉和行为，结果可能存在回忆偏倚；研究涉及影响因素局限于调查问卷内容，可能存在其他潜在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