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万例!从全球数据看心脏移植:现状与挑战

2026-02-26 心血管时间 心血管时间 发表于上海

今天,我们就结合这份报告,聊聊全球心脏移植的现状与那些影响成败的关键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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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终末期心衰患者,心脏移植到底走到了哪一步?生存率如何?哪些因素在影响预后?

近日,国际心肺移植学会(ISHLT)刚刚发布了2025年胸心器官移植(TTX)注册登记年度报告,这份基于全球近30年、超过11万例心脏移植数据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最权威的答案。今天,我们就结合这份报告,聊聊全球心脏移植的现状与那些影响成败的关键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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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心脏移植数据

自1992年至2024年,全球向ISHLT TTX注册登记报告的心脏移植手术总计超过11万例,其中成人心脏移植占绝大多数(约98,176例),儿科心脏移植也有14,357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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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域分布看,北美地区是绝对的主力,贡献了成人移植的78.2%儿科移植的81.6%,欧洲和其他地区紧随其后。一个积极的趋势是,移植数量在近些年(2018-2024年)达到了高峰,占成人移植的30.3%,这反映了手术技术的成熟、围术期管理的进步以及器官获取与分配体系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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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人受者中,最主要的移植指征是非缺血性心肌病(NICM)缺血性心肌病(ICM),两者合计占比超过70%。而在儿科患者中,先天性心脏病(CHD)扩张型心肌病(DCM)是主要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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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数据显示,在成人心脏移植受者中,O型血患者占比最高(约48%),其次是A型血(约34%)、B型血(约13%)和AB型血(约5%)。这个分布与一般人群的血型分布基本一致,但带来了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O型血供体是所有血型受者(尤其是O型和AB型)的潜在供体,而O型血受者却只能接受O型血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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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供需不平衡直接导致了O型血患者的平均等待时间显著长于其他血型患者。有病例报道,O型血患者在等待名单上滞留数年,期间不得不依赖更长时间的机械循环支持。相比之下,AB型血患者由于可以接受所有血型的供心(万能受血者),其等待时间通常最短。这个生物学上的“不公平”,是器官分配系统设计时必须考虑的核心矛盾,也促使临床医生需要为O型血患者制定更长期、更稳健的过渡期支持策略。

值得注意的是,使用机械循环支持(MCS)作为移植过渡(即“桥接治疗”)的比例在过去二十年显著上升。报告显示,2024年,超过一半的成人心脏移植受者在术前接受了某种形式的MCS,其中长期型左心室辅助装置(LVAD) 是最主要的桥接方式。LVAD技术的革新使其成为了终末期心衰有效的长期支持手段,也让更多危重患者能够等到合适的供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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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移植后生存的关键因素

最令人鼓舞的数据莫过于生存率的持续改善。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科患者,移植后的生存率随着时代进展而显著提高。1990-2000年间1年生存率为85%左右,而2018年-2023年间,1年生存率已经上升到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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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通过多变量Cox模型,清晰地揭示了影响心脏移植术后1年死亡率的关键风险因素。对于成人受者,这些因素涵盖了受体、供体及手术操作多个层面。

受体相关因素首当其冲。年龄是一个明确的连续风险因素,风险随年龄增长而升高。肾功能同样至关重要,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越低,术后风险越高。

此外,总胆红素水平(反映肝淤血和功能)和肺血管阻力(PVR) 也是独立的预后指标。PVR高于3个Wood单位,风险显著增加,这强调了术前精确评估右心后负荷、必要时进行肺血管扩张试验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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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体相关因素中,供体年龄的影响不容忽视。使用年龄较大的供心(尤其超过50岁)与更高的短期死亡风险相关。另一个手术相关的重要变量是器官冷缺血时间,时间越长,风险越高,中位时间为3.2小时,这敦促移植团队必须追求高效、无缝的器官获取、运输和植入流程。 

儿科心脏移植的风险谱与成人有所不同。除了eGFR器官冷缺血时间群体反应性抗体(PRA/CPRA)水平在儿科患者中显示出更强的预测价值,高致敏状态是儿科移植面临的独特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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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提示

评估移植候选人时,胆红素和肌酐不仅仅是实验室数字。它们共同描绘了终末器官灌注的“成绩单”。一个反复被验证的经验是,通过积极的药物或器械治疗(如LVAD)改善心排量,从而优化肝肾功能,往往能为移植赢得更好的手术条件和术后结局。

供体库的拓展

面对日益增长的等待者,拓展供体库是必然选择。报告数据揭示了两个重要趋势:一是心脏死亡后捐献(DCD)心脏的使用在增加(成人中占2.4%),二是对“边缘供体”的接受度在提高。例如,来自丙型肝炎病毒(HCV)血清阳性或曾有药物使用史的供体的心脏移植数量逐年上升。这在有效的抗病毒治疗(如直接抗病毒药物)保障下,已成为安全可行的选择,显著增加了器官来源。

总结

2025年ISHLT TTX注册登记报告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心脏移植在不断挑战中稳步前进的图景。手术数量稳中有升,生存率持续改善。当前的核心策略是双管齐下:一方面,通过精细化的受体选择和围术期管理(重点关注肾功能、肝淤血、肺血管阻力及致敏状态)来降低风险;另一方面,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审慎拓展供体标准,利用DCD、HCV阳性供体等来源缓解器官短缺。

机械循环支持作为强大的“桥接”工具,已深度融入治疗路径。未来,异种移植、免疫耐受诱导等前沿方向值得期待,但立足当下,基于这份全球大数据所揭示的规律,进行个体化的患者评估与全程管理,仍是每一位移植医生工作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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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02-26 梅斯管理员 来自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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