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治乙肝，为啥不一样？潘啟安教授独家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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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肝病诊疗领域持续快速演进的背景下，乙肝管理的理念与策略不断更新。2026年4月，于广州召开的“2026大湾区肝病国际论坛暨消除病毒性肝炎大会”上，来自国内外的肝病专家围绕乙肝指南更新、临床实践难点与前沿研究成果展开了深入交流。

作为本次论坛的重要学术环节，肝胆相照平台特邀国际知名肝病专家——美国纽约大学医学院朗格尼医学中心潘啟安教授，就《美国肝病学会乙肝指南2025更新的要点与临床应用》作了系统而深刻的解读。潘教授结合指南变迁、中美策略差异、母婴传播防控、停药决策及肝癌筛查等热点问题，分享了兼具国际视野与中国实践价值的独到见解。现将采访内容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问题一

肝胆相照

中国指南建议，HBV DNA阳性且年龄≥30岁 即可启动抗病毒治疗；而2025年美国指南对免疫耐受期（年轻、高DNA、ALT正常）患者仍倾向于暂不治疗。您如何看待这一差异？在实际临床决策中，应如何权衡两种策略的利弊？

潘啟安教授

各国指南的制定通常基于三方面因素：

一是证据级别，二是患者的经济负担，三是医疗系统的执行能力，这些差异导致了治疗启动阈值的不同。

具体到中美指南的差异，源头在于目前中国抗病毒药物价格低廉、患者治疗可及性高，而美国药物价格昂贵，且患者依从性相对较差。因此，美国指南更倾向于仅在证据等级较高，如肝硬化或肝癌风险高时，才推荐启动治疗。

问题二

肝胆相照

鉴于国内医生普遍对停药后复燃风险持谨慎态度，您在临床中究竟依据哪些标准，主动建议患者尝试停药？

潘啟安教授

停药决策需个体化。

对于核苷（酸）类似物，目前普遍认为表面抗原转阴或接近功能性治愈（表面抗原滴度低于100IU/ml）的患者可尝试停药。若未达这一标准，停药后病毒反弹的风险较高，常超过30%甚至50%。需特别强调的是，存在严重纤维化或肝硬化的患者不可停药；对于非肝硬化、肝脏损伤不严重的患者，可在密切监测的前提下考虑停药。

问题三

肝胆相照

2025年指南提出，在无法获得乙肝免疫球蛋白的情况下，可从妊娠16周起启动抗病毒药物以预防母婴传播。这个方案在中国很多偏远地区其实很实用。您对这个方案的信心有多高？有没有最新的数据支持？

潘啟安教授

该方案的信心来源于在中国很多中心开展的前瞻性随机研究。母婴传播的关键在于，分娩中胎盘剥离后，高病毒载量母亲的血液暴露于婴儿。若母亲病毒载量高，婴儿尽管接种了疫苗，仍可能发生传播，需打免疫球蛋白。研究的重点说明，只要在妊娠16周前启动抗病毒治疗，即使高病毒载量的母亲，分娩时病毒载量也可控制在2000IU/ml以下，与HBeAg阴性的孕妇病毒载量相似，便可以在婴儿出生时免用乙肝免疫球蛋白。

这一方案不仅适用于中国偏远地区，对于全球80%因经济、医疗结构限制或医院外分娩，无法及时使用免疫球蛋白的国家，同样具有重大意义。美肝会指南是首个依据中国研究成果提出此建议的权威指南。在柬埔寨的真实世界研究中，证明母婴传播率控制在2%以内，达到世界卫生组织要求的新生儿感染率低于2%的目标。

问题四

肝胆相照

若请您为中国肝病医生提炼一些最贴近临床、可操作性强的建议，以帮助大家将2025年指南的更新要点有效融入日常诊疗，您会分享哪些内容？

潘啟安教授

我认为有三个重点方向值得在中国临床实践中落地。

1. 水平传播的预防：在高风险人群（如夫妻之间、男男性行为人群）中，未感染乙肝的一方可通过口服抗病毒药物预防感染；

2. 停药策略：若未达到功能性治愈，停药时表面抗原滴度最好低于100IU/ml，且必须要密切随访监测；

3. 肝癌的强化筛查：在中国，肝癌诊断时约70%已为中晚期，而在美国等发达国家，70%为早期。因此，必须强化高风险人群的肝癌筛查。高风险人群不仅限于肝硬化患者，许多非肝硬化者也存在肝癌风险。可借助多种风险模型进行分层评估，并探索社区模式的肝癌筛查，以识别非肝硬化人群中的高危个体，实施强化监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