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办医界的五大心声!

2018-04-27 周伯通 “看医界”微信号

近年来,鼓励社会办医的政策不断推出,大批资金和精英也纷纷涌入社会办医领域,不算诊所,仅仅新建的社会办医院一年都有一两千家,医生集团数量也出现井喷式增长。

近年来,鼓励社会办医的政策不断推出,大批资金和精英也纷纷涌入社会办医领域,不算诊所,仅仅新建的社会办医院一年都有一两千家,医生集团数量也出现井喷式增长。

事实上,社会办医快速发展的道路上,还有着不少荆棘和难处,这一点连总理都颇为重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曾明确表示,“我到基层调研了解到,许多民间投资都很愿意投向医疗养老等社会领域,但这里面的前置审批‘条条框框’太多。政府该松绑的必须要松绑,别再让社会办医四处求爷爷告奶奶!”

不仅如此,总理还表示,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并指示:“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做好‘放管服’文章,多到‘宇下’问‘草野’,问那些社会办医的企业、多点执业的医生、求医问药的病患,真正了解他们到底遇到什么困难,需要解决哪些实际问题。这样才能真正培育医疗服务新动能,切实补齐民生短板。”

而且,发改委还曾邀请社会办医疗机构负责人、多点执业医生等参加社会办医座谈会,听取社会办医“放管服”改革的建议。

那么,目前在“放管服”改革大方针下,社会办医界有哪些非常迫切的心声呢?《看医界》综合社会办医界多名专业人士的心声,为您带来独家盘点:

一、获得与公立医疗同等待遇

长期以来,社会办医界一直有着公立医院是“亲儿子”,民营医院是“干儿子”的说法,民营医院面临一大堆税收。

别说民办营利性医院,就连民办非营利性医院,也和同等待遇相去甚远。据冬雷脑科医生集团创始人宋冬雷介绍,一位基层民营医院负责人表示,非营利性质的公立医院除了个人所得税外没有其他税费杂费还有拨款支持,非营利性质的民营医院说是没有营业税,但其他税种那么多,也是经常想方设法来收费收税,非营利性质的医院收费又和物价局规定一致。

更不可思议的是,据该负责人透露,当地卫生局组织民营医院的医生参加了全科医师培训但后来又不让注册,说是民营医院不能注册全科,其他同期参加培训的公立医院医生就可以增加全科执业范围。基层公立医院的医生通过相关培训可注册两到三个执业范围,但这些医生执业地点变更到同级民营医院却必须被取消专业只能保留一个。

可见,在与公立医疗同等待遇方面,还有很多的问题亟待解决。

二、让医生的流动更彻底

众所周知,社会办医最大的困境是医生问题,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促进医生多点执业的政策,但在公立医院坐拥编制等优势的情况下,社会办医很难吸引来优秀的医生离开体制加盟。

以江苏宿迁以及浙江温州为例,无奈只能给少数民营医院少数事业编名额,来吸引优秀医疗人才。

可见编制的福利一天不剥离,医生流动就很难畅通。因此一些社会办医界人士呼吁尽快公立医院取消事业编,以解放公立医院的大量优质医生资源,唯如此,社会办医才能真正不在跛脚前行。

三、打破公办医院新建和组建医联体带来的事实上的垄断

在新一轮的分级诊疗制度建设中,各地普遍采取的就是医联体,大医院把县医院联起来,县医院把乡镇卫生院“一锅端”,以期实现医联体内的分级诊疗。在中国社科院朱恒鹏教授看来,建立分级诊疗,医联体或为南辕北辙。

在业内人士看来,分级诊疗主要依靠公立医院的医联体、医共体,将对中国民营医院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峻挑战。

以农村患者为例,以前看病在乡镇卫生院无法解决的话,就有可能去县城、或者省市的民营医院,但如今乡镇卫生院都将加入县医院医共体,成为了县医院分院,医生把患者推荐到县医院就成了本职工作。

而大医院大多又和县医院结成了医联体,很多都把副院长、科主任派去坐镇,直接就把病情复杂的一些患者抢到了大医院。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本有可能流向民营医院的患者就会被截留,病源荒或将来袭!

话说,政策不是说民营医院也可以加入医联体吗?要知道,那说的是三级民营医院,在国内目前三级民营医院屈指可数,综合性的三级民营医院就更稀少,而且就算是三级综合性民营医院,想和知名三甲公立医院抢县医院?难!

四、医院等级评审问题

2018年2月底,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7年末全国公立医院1.2万个,民营医院1.8万个。

但鲜为人知的是,目前近万家民营医院大多没有被纳入中国等级医院评审体系。以上海为例,据上海市社会医疗机构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闫东方向《看医界》介绍,目前上海的社会办医疗机构基本上很少进行等级评审了,基本上都是处于“未定级”状态。

社会办医为何大量处于“未定级”状态呢?据介绍,主要是当前的等级评审对于硬件规模不占优势的民营医院来说非常吃亏,以知名的私立医院北京和睦家医院为例,床位也就是100多张,根据目前的等级医院评审规则,撑死了就是评个二级医院。

因此在社会办医快速发展的当下,面临着评等级上不去,评个“一级”嫌丢人;但不评,又面临着手术分级和医院等级挂钩的门槛。

作为主管过医院等级评审的卫生官员,廖新波直言:“关键我们的分级不是按质量来分,而是一过性的评审,因而单纯以‘级’论‘质”’还没有达到同级同质的水平。假如只论质,情况如何呢?美国治疗一个肺炎,不论在社区还是在大医院,都是同质同价;医生不管在哪里,有了资质就可以开展业务。谁治疗谁负责。”

一位业内人士也则表示,“以JCI评审为例,华山医院可以通过,北京和睦家医院也可以通过,成都一家社区卫生中心也通过了,JCI评审的核心就是医疗质量和患者安全,而不是与医院等级挂钩。”

五、好政策如何能落实?

利好政策虽然频发,但在一位业内人士看来,由于各部门之间的政策冲突,这个部门支持那个部门限制,举步维艰哭笑不得。

以医生集团为例, 2016年底,国家《“健康中国”2030规划》出炉,明确支持医生集团的发展,一些地方虽然出台了鼓励医生集团的政策,但医生们在注册医生集团时却吃到了工商部门的闭门羹。

而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不仅放开“医生集团”字样,还将医生集团视为医疗机构,医生可以注册在医生集团,在全市执业,医生集团还可以开办诊所、医院。

也因此聚集了北上广等地的名医聚集深圳创办医生集团、诊所等。可见,从国家层面的政策鼓励,到地方的可操作性的政策落实,还有一定的距离。

知名卫生学者、中欧卫生管理与政策中心主任蔡江南教授也对《看医界》表示,近些年一些国家政策非常的鼓舞人心,比如2013年国发40号文件--《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方向和措施都是非常不错的,就是如何落实到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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