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FLD/MAFLD相关肝癌研究现状

【导语】

随着全球肥胖和2型糖尿病患病率的持续攀升，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AFLD）已成为肝细胞癌（HCC）增长最快的病因之一。与病毒性肝炎（HBV/HCV）相关的HCC不同，MAFLD相关肝癌（MAFLD-HCC）可在无肝硬化的背景下发生，这对传统的肝癌筛查策略提出了新的挑战。

在2025年“NSFC-RGC青年学者论坛：乙型肝炎合并脂肪肝——病毒与代谢的对话”上，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施军平教授通过两例典型病例，系统阐述了“NAFLD/MAFLD相关肝癌的研究现状”。“脂肪肝学苑”第57期特将核心内容整理如下，供读者参考。

一 病例分析

病例1：62岁女性，长期代谢综合征合并脂肪肝，最终进展为肝硬化失代偿期并继发HCC。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TIPS）控制门脉高压后行经动脉化疗栓塞（TACE），肿瘤短期内缩小，提示代谢异常背景下的全程管理对改善预后至关重要。

病例2：60岁男性，无肝硬化但长期患有NAFLD，体检时因AFP（甲胎蛋白）升高进一步检查确诊HCC。该病例表明，即使无肝硬化，NAFLD患者仍可能发生肝癌，亟需优化高危人群分层及早期筛查策略。

二 MAFLD相关肝癌的全球流行现状与疾病负担

亚洲NAFLD患病率高达29.63%，近十年增长超8%，中国、印尼、新加坡超40%成人受累。MAFLD是HCC的重要病因，全球约49%的HCC患者合并MAFLD，其中12%为“单纯MAFLD-HCC”（无其他肝病），41.3%为“混合病因HCC”（如合并HBV/HCV）。中国真实世界研究（MARS）显示：MAFLD占HCC总人群的20.66%，其中82.52%为混合病因。预测到2030年，NAFLD相关HCC发病率将较2016年增长82%-122%。

三 危险因素与高危分层

糖尿病、肥胖、高血压、血脂异常每增加一项，HCC风险逐级升高；高龄男性、NASH纤维化、ALT持续升高、肝硬化（HVPG≥10 mmHg）是NAFLD患者发生HCC的独立危险因素。值得注意的是，37％-42%的NAFLD-HCC发生于无肝硬化人群。

四 临床特征与诊疗挑战

非肝硬化的NAFLD-HCC患者肿瘤更大、单灶比例更高，手术切除率更高。与HBV-HCC相比，NAFLD-HCC患者年龄更大、代谢合并症合并率更高，肝硬化比例更低，总体生存率更差。由于传统指南未将无肝硬化患者纳入常规监测人群，仅13%的MAFLD-HCC在早期被发现，接受根治性治疗比例更低。

五 治疗策略与预后差异

NAFLD-HCC患者的治愈性治疗率低，因高龄、代谢合并症多，仅17.7%患者接受手术/移植。亚洲患者BMI较低、手术更积极，肝切除/移植比例高于西方。经手术治疗后，非肝硬化患者术后生存率与肝硬化患者相当。单病因MAFLD-HCC的复发风险低于混合病因，肿瘤>5cm和肝硬化是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系统治疗方面，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对MAFLD-HCC患者的疗效可能弱于病毒性HCC，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如索拉非尼）疗效接近。

六 多学科综合管理与筛查路径

MAFLD患者的定期检测应建立三级评估：FIB-4、LSM、FAST评分逐级分流；每3–6个月复查肝肾功能、血糖血脂，每6–12个月复查腹部超声，每年至少评估一次FIB-4或瞬时弹性成像；进展期肝纤维化者和肝硬化者还需检测AFP及胃镜评估。肝病科、心血管内科、内分泌科、临床营养科、运动康复科、临床心理科、大数据中心、普外科协同，形成饮食-运动-心理-药物-手术闭环管理。

七 新兴机制与干预策略

肠-肝-免疫轴研究表明，Roseburia intestinalis及其胞外囊泡抑制巨噬细胞M1极化改善NASH；枢纽菌群缺失与肠屏障破坏密切相关。表观遗传层面，METTL3-m6A修饰、组蛋白去乙酰化及非编码RNA网络有望成为无创标志物。植物活性成分如桑枝总生物碱、小檗碱通过调节菌群-胆汁酸轴和P38/ERK-COX2通路抑制炎癌转化，为化学预防提供新思路。

八 总 结

鉴于全球肥胖和2型糖尿病的增加，MAFLD/MASH正成为HCC的重要病因，尤其需关注无肝硬化患者的筛查。但早期诊断率低，治疗机会有限，国际指南尚未针对MAFLD-HCC制定病因特异性方案。未来须修订高危人群筛查标准，纳入无肝硬化但具代谢高危因素者， 开展MAFLD-HCC特异性治疗研究，探索免疫-代谢联合疗法。MAFLD相关肝癌的防控需突破传统思维，构建“代谢-肝病-肿瘤”一体化管理体系。从机制研究到临床实践，多学科协作与精准分层将是改善预后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