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疫情失控背后：各国抗疫效果缘何参差不齐

近期，印度疫情迅速恶化，累计确诊已超3300万，死亡病例超27万，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同时也促使我们对世界各国应对疫情的治理模式进行总结与思考。

本文介绍了世界各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相关政策及评估体系；分析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亚洲模式、欧美模式和中国模式特点；总结了应对COVID-19疫情政策建议与实施技术指标。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的、且缺少准备和认识的，会造成公众健康危害的疫情事件，一旦发生会对国家或地区造成生命安全、经济停滞、社会动乱的人为或自然事件。

任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都会对国家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威胁，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已成为各国政府与人民的共同课题。

疫情灾害在人类历史中并不鲜见，但与其他灾害相比，其发生地点与规模难以预测。

疫情初期应对措施主要是进行隔离处理，疫情后期进行药物和疫苗的开发。疫情传播速度与范围和传染强弱值（R0）有直接关，其值越大、传染性越大。目前判断，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大约为2.5。

COVID-19疫情应对政策与措施

疫情前40天，各国感染人数和死亡依然成指数成长，但40天后各类措施效果绩效显着，疫情传播得到有效控制，各国实施的抗疫政策的不同，政策的绩效水平也不相同。

18个国家的累计感染数和死亡数（截至2021年5月16日）

KFF COVID-19疫情应对政策评估体系

凯瑟基金会（Henry J. Kaiser Family Foundation，KFF）是美国最大的非营利基金会之一，主要关注和资助美国相关公共健康政策，其宗旨是为决策者和公民提供最新和最准确的公共健康政策建议。

各国政府采用的KFF COVID-19应对政策系统是基于国际非营利组织ACAPS推荐的5大类（交通限制、公共健康、社会治理和经济、社交距离以及封城隔离）共34项国家应对政策要素简化而来。

本文选取了世界各大洲有代表性的18个国家做进一步对比分析，深蓝色方块代表的是国家或地方政府采取政策措施。

执行效果会受到很多现实状况的影响，抗疫措施绩效的不同，一方面和国家政治或社会制度有关，也和应对机制与对策执行相关。

牛津大学COVID-19 疫情应对政策评估体系

牛津大学针对世界165个国家政府抗疫政策的分析，总结出了极为重要的共同政策要素，并进行了等级量化。

下表显示牛津大学研究团队设计的政策评估指标构成指数。

指数曲线起始的1~2个月增长比较缓慢，表示政策由制定到实施的过程，随后1个月左右快速上升，表明政府和社会的执行和接受力度，说明政策在实施之中。

其中政策指数、控制关闭指数、严格指数走势相比经济指数非常相似。

4个牛津指数曲线（随新型冠状病毒扩散时间的走向）

政策指数走向和死亡人数变化大致相同，说明政策指数和疫情死亡人数非常相关，但各国的相关性又有一定的差别，这些差别可能由很多细节因素造成，但政策指数的动态制定和实施依然清晰可见。

如各国早期制定政策快，反映在红色指数曲线的早期快速上升，2~3星期后，多数国家政策指数总体呈平缓态势，说明已有政策在执行中变化不大，但在垂直上升或水平过程中，各国都有跳跃、下降或拉平，说明某些政策要素的调整导致了政策指数的变化。

就疫情实际死亡人数看，韩国和中国的相对较少，政策指数变化也相对较小，说明严格执行特定政策要素效果会比宽松执行多个政策要素更有效。

6个国家的政策指数（红色）和各自国家死亡人数（灰色）随疫情天数的对比

2020年3月10号，只有几个国家实施了非常严格的政策，但是到2020年8月10号，绝大多数国家的政策严格指数都大幅提高。

各国政策严格指数地图

国际典型疫情应对模式及特点

国际应对政策分析

1）亚洲模式

新加坡模式：关注测试，跟踪每一个COVID-19患者和所有接触者，依靠自我隔离，重症进医院，尽量保持正常生活和工作。政策绩效明显，但该模式更适应医疗制度高度发达的城市国家或小国。

韩国模式：政府抗疫政策简洁，通过众多测试点进行快速大面积检测，包括疑似症状，一旦查出阳性严格隔离；充分利用ICT和数据，包括信用卡和电视系统监控、跟踪，适当医治、公私联手抗疫、政府统一协调医疗物资、较好的医疗保险制度、相对透明的信息系统及重点地区重点隔离防护，政策实施见效较快。

日本模式：不主张大面积检测，有症状者主动检测，适当跟踪、隔离和医治，高度依赖公民的自律和素质。

越南模式：自2003年SARS以来有相对较好的公共健康系统，政府执行较有力度，关注目标和重点地区的测试，多级跟踪，阳性集中隔离。

印度模式：相对比较差的公共卫生系统导致了测试数低和速度慢。

近期变种病毒的出现使得既有疫苗和抗体效用减弱，同时防疫措施出现松懈，各类宗教集会和选举活动不断举行，加上本身疫苗接种率低，使得印度疫情不断快速攀升，医疗救助系统负荷严重。

2）欧美模式

共同特点前期轻视疫情、耽误疫情，政策制度比较仓促，医疗物资短期内不足。不追求大面积检测，也不严格跟踪监测，甚至公开表明医疗资源的不足，特别是医疗设备和医院床位。

建议人们包括老年人自我照顾，在疫苗出现前通过自我免疫或抗体使病毒自我消亡，但伦理问题不可回避，相对抗疫的社会成本较小，但感染和死亡人数较多。

西欧模式（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创新能力较好，特别是德国的疫苗研制和英国的医疗设备创新，对老人群体的关心使老人院的感染和死亡规模相对较低。

北欧模式（丹麦、瑞典及瑞士）：政策更灵活宽松，也更倾向于群体抗体和免疫。

美国模式：更强调大面积测试，全国范围内投放检测剂盒及检测设施，鼓励全民检测，满足社会需要，但因为行政决策机制原因，重大政策受党派之争明显，不过可以激发私有市场的创造力，也能发挥国家丰富资源和科技强大的实力。

中国成功应对政策经验

中国成功应对COVID-19疫情表现出2个突出优势：国家制度的优越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纵向比较看，中国抗疫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非常成功，显示以下4个特点：

1）军队参与

在疫情早期，专业经验丰富、行动力强、有组织纪律性的军人参与抗疫，可发挥重要作用。

来自海陆空、战略支援、联勤保障和武警部队的军医人员迅速集结，支援武汉，对减少病毒蔓延做出巨大的贡献。

2）各地支持

疫情发生后，全国各地对武汉的支援主要反映在派遣医务人员和调运医疗物资方面。

来自19个省份对口支援湖北的16个主要城市，累计340多支医疗队、4.2万多名医务人员奔赴抗疫。

物资方面包括方舱医院仪器、防护设备、消毒液、口罩等物资支援和快速物流。

3）民众配合

此次抗疫的一大成功是广大民众与各级政府通力配合，具体表现在执行政府的有关政策上，比如居家隔离、配戴口罩、测温检测、医院就诊、外出限制等方面，更没有出现西方国家的大规模人群的聚会，为今后国家其他方面的社会治理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基础。民众配合的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基层执行周到有力。

4）大国责任

自2020年3月底阶段性复工以来，中国已经累计支援了82个国家，包括派遣医务人员赴他国支援和捐助医疗物资，并宣布100亿美金的合作研发抗疫药物和疫苗计划，这对控制全球疫情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不可取代的作用。

中国与欧美抗疫模式最明显的区别是强调测试检测、跟踪监测、配戴口罩、封城隔离，上对下定策，下对上负责，全面重视、主动配合、逐步谨慎复工开学，因此相对而言，政策实施快而有效。

欧美模式也利用了其国家政策制定机制中的分权特色，各国检测检查有多有少、跟踪监测不足、配戴口罩不严、重视不够、配合不力、复工开学仓促、政策全面但实施不严、感染人数多、死亡人数多、总体效果欠佳。

对未来公共疫情应对政策评估的建议

公共保护和防疫政策

公共场所的保护和防疫至关重要，如中国在疫情初期关闭企业、学校等公共场所在控制疫情方面取得了显着效果。

综合分析公共场所的评估由关闭学校、关闭企业、取消活动、限制聚会4个政策要素构成。

交通和旅行政策

交通是连接城市、连接人与人的重要纽带，及时控制交通流量是阻断疫情传播的重要途径。

综合分析交通和旅行政策指标由停运公交、限制内行和限制外旅3个要素组成。

信息、检测与跟踪

利用各种媒介及时公开疫情进展、传播防疫知识信息确保人民及时获得疫情咨讯。同时，不同规模的检测筛查、对确诊者的住区、行动轨迹等进行及时追踪，益于疫情的精准防控。

综合分析本部分评估由信息公开、测试检查和接触跟踪3个要素组成。

个人防护和隔离政策

个人的行为与疫情的传播密不可分，是疫情防控的关键。个人防护和隔离政策指标由配戴口罩、社交距离和居家隔离3项要素组成。

经济资助和社会帮扶

疫情期间，许多政府及非营利组织为公民发放经济补贴和物质救济，为人民提供生活保障和防疫物质基础。

经济资助和社会帮扶政策指标由补助收入和减免债务2项政策要素构成。

结论

突发公共疫情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点都可能发生，处理不当会阻碍地区或国家经济发展，甚至引发社会动荡。

有效的应对策略应联动政府、企业、社区和个人多个层面。不同国家对疫情认识不同，所采取的对策也不尽相同，这些导致了抗疫效果的参差不齐。

本研究仍存在局限性，例如仅从国家宏观政策层面提出相关指标，为国家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但无法精确定量政策执行与疫情传播之间的关系，此外，城市社会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综合体，未来应从社会、交通、经济、社区等层面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