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ICC 2013 王建安：从新技术到新理念——再论钱江会的国际视野

《门诊》：钱江国际心血管病会议自成功举办以来，每一届都取得了更多的进步，请问您是如何做到每年对钱江会进行推进的呢？钱江会7岁生日之际，它又会为广大参会医师呈现出哪些亮点？

王建安教授：我认为，对于一个学术会议，最重要的是从两个层面进行推进：一个是学术高度层面，另一个是思想层面。

一个学术会议如果没有学术高度的话，它便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只有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学术会议才会得到不断的更新和进步。当然如果学术会议做得太“专”也不一定就是好的，因为太过新的学术内容，很多来自基层的医师未必能够马上接受。所以，这就还存在一个继续教育的问题，在继续教育的基础上不断拓宽广大医师的视野。

思想层面，就是指这个大会的内涵。只有参会医师喜欢会议呈现给他们的内容，他们才会愿意参加、愿意听这个会议。这是把会议办好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所以我们举办钱江会，非常注意紧扣听众所需要的东西，关注听众在临床实践当中所遇到的问题。钱江会举办多年，我们一直在着力于这两个方面的推进工作。

另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即大会组织者需要把听众人群进行合理分层。现在参加学术会议的研究生很多，他们从事各个领域的基础研究工作，但他们缺乏相应的临床经验，许多会上内容可能都是他们没有在临床上经历过的。所以今年我们对基础论坛进行了扩大，对会议场地、会议内容都进行了加强。我们同中国科学院进行合作，并邀请了很多国内外的专家。这样的话，就能满足基础研究人群的参会需求。

此外，通过历年的观察，我们还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case”。分享一些好的病例对临床实践是很有益的，这块内容广受参会医师的好评。所以，今年我们把病例这块进行了加强。

《门诊》：去年您提出“学术会议在于做强，而不是做大”的观点。今年，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等组织发起倡议，要减少无谓的学术会议，对学术会议进行规范的管理。作为学会的领导，您对此有何看法？您认为怎样的办会理念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会议的价值，从而避免资源浪费？

王建安教授：这就要求每个学会、每个会议，都要拥有一些自己的特色。这点我认为是很重要的。

此外，我认为不同的会议应关注其相应的人群。比如浙江省有5000万人口，在这样一块土地上，举办一个大型的心血管会议，应该是符合这个区域性的学术需求的。如果我们浙江省没有相匹配的大型学术会议，那么本地的医师就只能跑到北京或上海去参加同类型的会议。我们知道，有相当一部分的地区医生，由于经费等问题（比如有些基层医院的医师一年仅有一次到外省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从学术交流的角度，他们是不太容易流动的。而在这个问题上，钱江会设定比较合理，即没有过多开展重复性的、不必要的大会。当然我们也会注意，同其他大型学术会议的侧重点要有所不同，每年的钱江会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样就能同它们区别开来，避免出现内容重复。

目前还可能存在一种倾向，就是一些会议组织者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他们的学术声望和地位。对于这类会议，只要有人愿意去、愿意听，它们也有存在的意义。

在浙江省，我们心血管分会几位主要成员达成了一致，即以钱江会为主，并在各自医院里举办一些小型的学术会议。事实证明，我们的这个做法是成功的。

《门诊》：目前，钱江会已成为我国东部地区数一数二的心血管领域学术会议，在全国乃至东亚地区也有相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通过六年的沉淀，到今年第七年，钱江会的优势和自己的个性是否已经形成？

王建安教授：我认为钱江会的优势和个性应该是比较鲜明的。钱江会是一个区域性的会议，但这个区域性的会议又跟国际上一些学术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它的特色。参会者既可以从这个会议上感受到浙江省的一些特色，同时也可以看到世界范围内的一些最新研究。这样可使我们站在更高的视野，看到方方面面的东西，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还有更广阔的天地。CIT可以说是一个国际性的大会，这是它的特点。但对浙江省而言，就不太可能举办这样规模的学术会议。也正因为我们是在浙江省办会的，就肯定要立足于本省，在这个基础之上，辐射到全国乃至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另外，在会议品质上，我们越来越接近国际会议办会的规范和标准。比如我们现在将钱江会官方网站的功能进行了提升，利用它进行会议注册及宣传等。过去在本省的学术会议上，医师要进行报告都是自己带着笔记本电脑去会场，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差错。今年我们尝试所有专家将演讲的幻灯片先行上传，希望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总体来说，在品质上，我们的会议在向国际性的大会慢慢靠拢。但是在参会人群方面，在不同层次参会医师的照顾面上，我们不会脱离浙江的特色，只有抓住地域特色又不断提升品质，钱江会才能发展得更好。

《门诊》：您认为与韩国、香港、台湾等国家或地区的学术组织的合作，为钱江会带来了哪些变化？

王建安教授：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亚太地区心血管领域的学术水准在不断提高，显著拉近了同世界发达地区的距离，而且某些方面比国际上犹有胜之。如韩国专家尤其令我感到佩服。他们在冠脉介入领域很有独到之处，对一些学术问题的理解，特别是冠脉介入、PCI优化等，他们的某些观念的确非常好，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另外，亚太地区的专家，彼此的共同语言更多，距离近，人员来往也很方便。所以钱江会的合作范围主要集中在亚太、港澳这个圈，然后再辐射到一些西方国家。这是一直以来我们举办钱江会的原则。

另外，我还想提一下地区间的联合。今年我们推动了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学术合作，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地区间的沟通。以往钱江会并没有做过地区间的联合。这次选择同新疆心血管分会合作，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省支援新疆的医院比较多（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医院跟阿克苏、和田等地的医院都有合作），新疆的医生到浙江省学习、进修过的也比较多，所以有比较好的合作基础，希望通过这样的地区间合作办会，能够更好地推动两地学术的进步，也更好地支援边疆地区的医疗工作。

《门诊》：从去年到现在，浙江地区完成了多项高难度的心脏介入手术，如TAVI、RDN等。这些新技术近年来成为了国内外学界谈论的热点，为解决主动脉瓣狭窄、顽固性高血压等难题带来了新的可能。本届钱江会是否会有本地区的相关临床实践和研究报告？在您看来，TAVI、RDN等技术的临床应用前景如何？

王建安教授：今年钱江会上会有相关的报道。目前浙江省TAVI已经做了4个病例，马上就会达到6个。在本届钱江会上，我们设有TAVI专场，其中就包括本省专家的一些发言。在浙江省，RDN最早是我开展的。我们医院还有一个医生，参加了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牵头的一项临床试验，开展了不少RDN病例。应该来讲，通过学术会议的确能够更好地推进新技术的发展。

浙江省的很多心血管领域关键技术我们都在推进。我最早推动了冠脉旋磨技术。对于现在临床上很多复杂病变而言，遇见一些很硬的斑块，支架输送不进去，这时旋磨技术便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效果。

此外，我还引进了血流储备分数（FFR）的概念。刚开始，大家都对它很不重视，觉得这个学术概念比较空泛，而且都习惯了放支架。通过冠脉造影看到病变部位狭窄很严重，但是血液储备分数却很好，这时不少医生就会产生疑问：为什么狭窄这么严重却不必放支架呢？近几年，大家慢慢理解了，血流动力学才是判断病变是否要放支架的重要决定因素。所以那些冠脉造影看上去很严重，但实际上血流情况可能并没有那么糟糕，还没有到必须要放支架的地步。

对于TAVI，我们其实已经跟踪三四年了，只是因为种种原因，我们一直没有拿到设备和批文，所以从去年才逐步开展这项技术的临床应用。

从旋磨技术到FFR，从RDN再到TAVI，我最先在浙江省推动了这些新技术的临床应用。当然，推动这些新技术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浙江省整体心血管治疗水平的提高，而不是为了抢先而抢先，关键还是能够促进临床的进步。

《门诊》：TAVI、RDN这些新技术经过推广后，现在已经越来越普遍。它们的应用在未来几年内是否有可能进一步发展，其适用人群是否会进一步拓宽？

王建安教授：对于RDN，总体来说，我认为还需要等大规模临床试验结果出来再进行评价，因为目前RDN的一些临床试验的样本量还太小。

但是，我对TAVI很有信心。因为无论是从国外的报道还是从我们自己的实践来看，它的确是一项很不错的新技术，它能减轻主动脉瓣狭窄的症状，显著延长患者的寿命。从我们所做的几例患者来看，他们的射血分数能从20％左右恢复到40％多。如一名奄奄一息的Ⅲ～Ⅳ级心衰患者，初时躺在床上都在喘气，而行TAVI术之后，现在都能在室外活动了。所以我认为，TAVI技术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技术，同时也建议国内SFDA尽快对其开放绿色通道，尤其对一些重点患者人群尽早开展相关工作。

《门诊》：数据显示，2012年浙江省完成冠心病介入病例数15,985例。作为浙江省质控中心的负责人，请您介绍一下这几年浙江省介入病例发生了哪些变化？不仅仅是例数的增加，还有死亡率、并发症等方面的情况是否都有变化？

王建安教授：总体上讲，死亡率、并发症是在明显减少的。但更为关键的，我认为是观念的更新。以前大家做冠脉介入的时候，总想着放长支架，把整个病变全程覆盖。慢慢的，现在大家开始思考，是不是应多取少放，是不是应该考虑点状支架的植入。以前大家动辄就会在左主干放双支架，而现在双支架减少了，单支架跨越技术（Crossover）多了。所以从观念上来说，临床医师渐渐回归了理性思维。

应该来讲，支架放置数量的改进空间还很大，特别是从功能学的角度来理解。然而，有很多医生还是排斥，他们看到病灶严重就想放支架，没有对患者功能进行很好的评价，甚至没有好好询问下患者的症状。其实，典型的症状就是功能评价的一部分。很多时候，一些医生询问患者后得出有支架植入适应证的结论，而往往我去问时，却发现那些症状根本不是如此。

从典型症状开始，到平板运动试验评估，再到FFR的进一步确认，最后进行综合评估，如果患者确实需要的话就可以考虑放置支架。我认为，走这条功能学决定是否要干预的路是正确的。而不应是粗略地估计一下65％狭窄就不放支架，70％狭窄就放支架，这是不严谨的。

从刚开始大家对FFR的不相信，到现在，大家已对功能学给予了认可。虽然现在仍有些医生不是很愿意谈功能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信他们的想法会慢慢改变。

《门诊》：转化医学业已成为国内外医学界非常热门的话题，许多学术会议都设置了转化医学专场，钱江会也不例外。但是转化医学并不是简单的“将基础研究加以成果转化”的概念，它涉及到医学研究的目的和方法论等深层次的一些问题。请问目前浙江省心血管研究领域的转化医学平台构建如何？与大学及其他科研机构有哪些合作？

王建安教授：个人认为，目前我们已初步树立了“转化医学”这个概念。而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即大家知道了要把基础研究的东西尽量运用到临床上去，变成人体能够接受的东西，能够改进治疗效果的东西。

但是在转化医学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很多平台建设的问题，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所谓“交叉整合”的问题。交叉整合，即指障碍突破。为方便理解，我们举一个例子，在西方国家某个心脏实验室里面，有专业研究数学的，有专业研究物理的，有专门从事材料研究的，也有医学专业的，各个学科的成员同在一个工作室中工作，他们相互交叉配合，为了实现同一个目标而努力。但目前，我们国家的转化医学还没发展到这种程度，沟通还存在很多障碍，可能最多有时医学研究者会将问题拿去同大学里材料系的人商量一下。因此，我们还没有形成一种真正的PI之间的有效合作。

当然，这个问题的产生有很多原因的。一个是空间地点的关系，如美国高等医学院附属医院往往与大学或研究机构距离很近，这就有助于他们转化医学的发展。另一方面，是思想上的不足。比如说在我们医院的实验室，需要请数学专业的人才来进行研究，便一定要解决其相应的薪水、编制及待遇等问题，但相关领导可能不一定愿意承受。所以，转化医学的发展在沟通环节还存在很多障碍。但是，我认为这条交叉整合的路还是需要坚持走下去的。

此外，产学研的带动也非常重要。再举一个例子，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基础研究实验室都是厂家（器械、制药厂家等）投资建立的，那些厂家会在那里设有办公室，他们会不断跟踪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看他们研究进展到哪一步，一旦这些研究可能往临床方向转化，他们就会马上把研究者的专利买下来。这种以专利带动产学研结合的习惯，能鼓励基础研究者往应用方面靠拢，同时这些研究者也能在此过程中实现他们的专利及价值。

而中国企业多以仿制为主，或者自己闷头搞研发，他们并没有去跟高等院校或医院研究者紧密结合。从商业驱动力来讲，企业可能买一个专利，甚至仿制一个药物，就能获得比与他人合作研发多得多的利润，这样企业就没有了研制新药的驱动力。同时，我国的专利保护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

中国还没有实现真正的国际化，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那样的视野。我们还是基于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老百姓看病要多少钱，我们就想着把费用降下来，而没有考虑到一些新药（或新设备）研制的内在推动力。这种内在推动力的发现，需要研制者能够看到他未来利润的所在。研究者有精力、也愿意去从事基础研究，然后再把研究成果转化为产品，最后他们能够获得研究回报。这样他们就会全心全意地去做这项工作。然而，这样的机制在我国还未形成，因此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去推动。

《门诊》：我们知道您对于干细胞治疗心衰有着浓厚的兴趣与深入的研究。您带领的课题组已证实骨髓来源的MSC移植修复梗死心肌是安全可行的。但是限于政策及各种条件的限制，干细胞的研究及临床转化举步维艰。您认为干细胞治疗心衰的研究，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否在心肌细胞功能及病理修复的机制方面，仍需要更扎实的基础研究？

王建安教授：我们应该看到一个比较大的方向。目前，德国的中心进行的骨髓单个核细胞已经作为一种常规治疗方法在临床上开展。心肌梗死以后，一周之内进行干细胞治疗，取得了一定的临床效果，尤其是对于射血分数的提高。总体上来讲，干细胞的治疗效果是明确的。至于其提高的原因是什么，是干细胞变成了具有功能的心肌细胞，还是现在很多人认为的分泌了一些物质？目前仍无定论。但无论是分泌物质也好，转化成心肌细胞也罢，它终归是改善了心功能。药物治疗也是如此，很多药物也无法一蹴而就，而是一点点慢慢改善心功能的。从现有的比较成熟的干细胞治疗技术来看，它能提高一定的心功能，我认为这点一定是要充分肯定的。

当然，我们期待的是干细胞最终能够转变成心肌，这还有一段路要走。现在iPS细胞的概念不断成熟，包括我们提出的心脏干细胞概念。心脏干细胞本身分化能力也很强，再加上组织工程学的发展，把组织工程学和细胞学结合起来，可能最后会产生一些突破性的东西。虽然困难很多，但是通过不断的努力和时间的积累，我相信最终一定能够突破各种难关解决这一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