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近期“乳腺癌”相关研究汇总

乳腺癌是发生在乳腺腺上皮组织的恶性肿瘤。全球乳腺癌发病率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一直呈上升趋势；我国乳腺癌的发病率也逐年上升，每年有近20万女性被诊断出乳腺癌。

从死亡率的曲线也可以看出，随着新的治疗策略和方法的普及，虽然全球乳腺癌的死亡率逐步下降，但中国乳腺癌死亡率的下降趋势不显著。

【1】乳腺癌患者骨折风险研究

基于瑞典国家登记数据，研究者对乳腺癌患者骨折的长期风险进行了研究。

数据显示，对于乳腺癌患者，5年骨折住院风险为4.8%，骨折住院后30天死亡风险为2.0%。

与普通人群相比，乳腺癌患者任何骨折住院治疗的IRR值为1.25 (95% CI: 1.23–1.28)；因髋部骨折住院治疗的IRR值为1.18 (95% CI: 1.14–1.22)。10年后这些比率仍然显着增加。合并症（Charlson合并症指数大于或等于1）与骨折住院治疗风险相关。

服用芳香化酶抑制剂的女性与服用他莫昔芬的女性相比，风险更高(HR=1.48; 95% CI: 0.98–2.22)。乳腺癌患者中，骨折住院治疗患者与非骨折患者相比，死亡风险更高(HR=1.83; 95% CI: 1.50–2.22)。

研究结果表明，乳腺癌患者的骨折住院的风险增加，尤其是患者还存在其他合并症时。（文章详见——BJC：乳腺癌患者骨折风险研究）

【2】乳腺癌保乳术后加速部分乳房照射和辅助放疗

根据国家的癌症数据，研究人员对年龄≥50岁，2004-2013年间被诊断出患有早期乳腺癌并接受保乳手术（BCS）的女性患者进行了回顾性研究。≥10%的符合条件的患者接受过APBI治疗，被定义为APBI组；而未进行APBI治疗的被定义为定义为非APBI组。

结果显示，222544例患者中，76.6%的曾接受过BCS + RT治疗，剩下的23.4%只接受过BCS治疗。在APBI组和非APBI组，RT在总体样本中被采用的可能性并没有显著不同于（调整后的比值比[AOR]，1.02；P =0.61）。多变量分析表明，标准风险的浸润性癌患者中，接受APBI治疗与RT治疗间没有联系（AOR，0.98；P = 0.69）。然而，低风险的浸润性癌症患者会更多接受RT（54.4% vs 59.5%；AOR，1.22 [ P <0.001]），而原位管癌的患者较少接受RT（56.9% vs 55.3%；P = 0.89 AOR，[ P = 0.04 ]）。

结论：该研究中的患者更多曾接受过辅助放疗，但可能从RT治疗中获得最大收益的标准风险的浸润性癌患者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文章详见——Cancer：乳腺癌保乳术后加速部分乳房照射和辅助放疗）

【3】基因测序发现男性乳腺癌的易感基因——PALB2

研究人员对有MBC First-degree家族史的家族中的1个男性和2个女性BRCA1/2突变阴性乳腺癌（BC）病例的生殖细胞DNA进行WES分析。BRCA1/ 2突变阴性MBC病例的意大利多中心研究，通过针对性的基因测序验证WES结果，发现了48个高风险基因。最终病例对照数据包括433个BRCA1/ 2突变阴性MBC与女性乳腺癌（FBC）病例，以及849例男性和女性（对照组）被纳入研究。

结果显示，家族中的WES发现PALB2 c.419delA突变的先证者，突变的携带者是她的父亲和她的叔叔（父系）（所有BC都受影响），NAT1 c.97C > T突变的携带者是先证者的阿姨（母系）。针对性的基因测序发现四十八分之一的BRCA1/2突变阴性MBC病例有c.1984A >T。病例对照未发现NAT1 c.97C >T。

这些结果强有力地证明了PALB2与男性及女性乳腺癌风险有关，提示应更多得对家族中有较多MBC及FBC病例但BRCA1 / 2突变阴性人群以临床研究。（文章详见——Cancer：基因测序发现男性乳腺癌的易感基因——PALB2）

【4】乳腺癌与血统有关，非裔发病率最高

最新研究显示，线粒体基因测试可揭秘血统与特定类型乳腺癌发病率之间的关系。德州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的癌症研究员通过分析一组三阴性乳腺癌患者的线粒体DNA后发现，有13%的患者并不了解他们的血统对癌症发病率有何影响。

研究人员让包括31名非裔、31名高加索人和30名拉美裔在内的三阴乳腺癌患者接受一个简单的检查，用医用棉签采集脸颊细胞，并从中分离出线粒体DNA进行比较。线粒体DNA与核DNA不同，通过母系遗传，因此不会发生改变和混合。研究人员能利用线粒体DNA追踪数代人的血缘脉络。

在30名拉美裔患者中，8名有乳腺癌家族病史。这预示进一步的基因测试有望成为检测高危人群的重要步骤。

此外，一项出人意料的结果显示，有尼日利亚、喀麦隆和塞拉利昂血统的人士患三阴乳腺癌的风险最高。这意味着特定非洲国家血统往往伴随着较高的发病率。（文章详见—— Cancer：乳腺癌与血统有关，非裔发病率最高）

【5】甲功里的这项指标与肺癌、乳腺癌风险有关

该研究是一项基于人群的前瞻性队列研究，纳入了10318名参与者，基线测量游离甲状腺素（FT4）和/或促甲状腺激素（TSH）。

结果显示，更高的FT4水平与更高的任何非皮肤癌的实体肿瘤风险（HR 1.42; 95% CI 1.12-1.79）、更高的肺癌风险(HR: 2.33; 95% CI: 1.39-3.92)和更高的乳腺癌风险(HR: 1.77; 95% CI: 1.10-2.84)有关。排除药物所致甲状腺功能改变等因素后，以上联系仍存在，不过对于乳腺癌与FT4之间的联系就不再存在统计学意义了。

与最低三分位数FT4相比，最高三分位数FT4的任何非皮肤癌的实体肿瘤风险增加1.13倍，肺癌风险增加1.79倍，乳腺癌风险增加1.14倍（所有p-trend < 0.05）。TSH浓度与癌症风险无关。甲状腺功能与癌症风险之间的关系不受性别和年龄的影响。

结果表明，更高的FT4水平与更高的任何非皮肤癌的实体肿瘤、肺癌和乳腺癌风险有关。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阐明潜在的病理生理机制。（文章详见——JCEM：甲功里的这项指标与肺癌、乳腺癌风险有关）

【6】激素替代疗法增加乳腺癌风险

该研究对象来自Breakthrough Generations Study（BGS）。以调查问卷形式在患者入组的第2.5年、6年和9.5年对患者进行随访。明确患者HRT治疗具体情况以及绝经状态，最后对研究过程中已知绝经年龄的患者进行分析，评估HRT增加乳腺癌的患病风险。

结果显示：接受雌激素HRT、雌-孕激素HRT和其他激素（50%以上为替勃龙）治疗中位时间分别为6.5年、5.5年和4.5年。

将近2/3接受HRT治疗的患者在随访中中断HRT治疗。

中位随访时间6年期间，39183例患者已知绝经年龄，其中有775例确诊为浸润性乳腺癌或原位乳腺癌。

雌-孕激素、雌激素和其他激素HRT治疗患者中分别有52例、23例和15例患者被确诊为乳腺癌。

与未接受过HRT治疗的患者相比，接受雌-孕激素HRT治疗（中位时间为5.4年）的患者罹患乳腺癌的风险增加将近3倍（HR=2.74），若治疗超过15年，乳腺癌的风险则增加3倍以上（HR=3.27，P=0.002）。

接受雌激素HRT患者乳腺癌风险没有明显增加（HR=1）。

在研究过程中若患者雌-孕激素HRT具体情况没有更新，或在最后对研究结果进行分析时包括绝经年龄不确定的患者，HR将被分别低估53%和19%，若包含上述两种情况HR将被低估59%。（文章详见——Br J Cancer：激素替代疗法增加乳腺癌风险，真相比你想象中严重）

【7】饮食中的多氯联苯会不会增加乳腺癌、子宫内膜癌和卵巢癌风险？

研究纳入了36777例基线（1997年）无癌症的女性，均来自以人群为基础的前瞻性队列研究SMC。通过食物频率问卷调查获得参与者饮食中PCB暴露情况。

在14年的随访中，乳腺癌、子宫内膜癌和卵巢癌分别发生了1593、437和195例。分析显示，饮食中PCB暴露与以上任何一种癌症风险都没有联系。

多变量调整后，比较饮食中PCB暴露最高三分位数组和最低三分位数组，乳腺癌、子宫内膜癌和卵巢癌的相对风险RR值分别为0.96 (95% CI: 0.75, 1.24)、1.21 (95% CI: 0.73, 2.01)和0.90 (95% CI: 0.45, 1.79)。

根据影响雌激素暴露因素进行分层分析，观察到饮食中PCB暴露与更高的子宫内膜癌风险有关。

这项研究表明，饮食中PCB暴露对中老年女性的乳腺癌、子宫内膜癌和卵巢癌风险没有影响。（文章详见——Br J Cancer：饮食中的多氯联苯会不会增加乳腺癌、子宫内膜癌和卵巢癌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