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昌明的代价，是无数逝者的孜孜不倦。
【安德烈·维萨里 (Andreas Vesalius) ，著名的医生和解剖学家，近代人体解剖学的创始人，维萨里与哥白尼齐名，是科学革命的两大代表人物之一。1514年（甲戌年）12月31日维萨里生于布鲁塞尔的一个医学世家。】
如果您到一个陌生城市，不认路，这时候手里有一份地图就好办。看着地图您就知道：嗯，这儿是八达路，往右拐应该就是麦当劳。
可是，如果您手里拿的不是现在的地图，而是一份上古时代的地图，那可能对您找地方帮助不大。那时候的地图不是勘测绘制的，而是靠旅游者的叙述加上想象力绘制的。您到这种地图上找，八达路右边没麦当劳，就一个小坟头。或者，更糟糕一点，那地图上压根就没有八达路。那地方可能画的是背着大地的神龟。
进城如果拿着这样的地图，您肯定是头大如斗。
1533年，维萨里开始学习盖伦的“古典”人体解剖的时候，面临的就是这样的困境。
进城没地图还能临时问人。但是对于维萨里，他面临的问题比不认路要严重得多。
鲁迅在《藤野先生》里，有这么一段小故事，说自己在仙台学医的时候，画一条前臂血管，为了美观，把血管位置改动了一下。藤野先生纠正他的时候，话说得很温和——
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
藤野先生给的理由，没有什么惊人警句。他说的，无非就是一个“求实”。实物是怎样，我们就应该怎样。
从这一点推测，藤野先生是个真正的科学家。对于科学来说，“尊重事实”是最高标准。
不过，不是学理科的同学，或许觉得藤野先生有点小题大作——鲁迅被藤野先生批评的时候，心里也是不服气的。
那么，或许我们应该稍微展开说明一下：对于学习人体解剖学来说，藤野先生的这个要求，就不仅仅是个学术态度的问题。解剖知识如果不准确，是可以要人命的。
比如，我们来看看人类的脖子，喉结前面的这片地方。这里有甲状腺。围绕着甲状腺，有很多动脉、静脉。甲状腺的后面有气管，下面有紧贴着的喉返神经。
这里的动脉、静脉、气管、神经，每个部件都是紧紧贴着。如果在这个区域做手术，比如做甲状腺切除，哪些血管需要结扎，哪些血管不能碰，如何避免伤及气管和神经，所有这些操作都容不得半点模糊。伤到神经会失音，要是伤到动脉就更是灾难——颈总动脉离下面的主动脉只有几厘米，内部压力极大。如果不慎切破，喷出的血能射到几米之外。这样的动脉出血，是几分钟就可以致命的。
所以，解剖学是容不得想象空间的。解剖学是科学，科学就必须严谨精确。一种器官一片组织是什么样的，我们就必须知道它是什么样的。如果这个器官组织有个体差异，我们就必须了解所有的变异形式。
即使不说做手术这么具体的场合，就说对一般人体生理功能的了解，准确的人体解剖学依然是基础。比如说，如果不了解心房、心室、和心脏瓣膜的结构，就不可能理解血液循环的生理学。这就好像如果不知道四冲程发动机的气缸、活塞和曲柄，就不可能理解进气、压缩、做功和排气这些过程。
那么，当年维萨里开始学习解剖学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地图”跟“街道”对不上号的怪事？
医学史里都说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是解剖学之父。那是说的现代解剖学，是说16世纪之后的事。
在16世纪之前，解剖学的权威大牛不是维萨里，是盖伦，古罗马的名医。
从公元2世纪到公元16世纪，盖伦在西方医学界的地位，就如同黄帝在中国传统医学界的地位。盖伦说的话，一字一句都是绝对真理，是只能学习，不能质疑的。所以，中世纪悠悠一千年，就是没人想过要去检验一下古书里说的知识对不对。他们就直接把盖伦的解剖学当作千古不变的金科玉律。如果说有什么补充，那就是增加了一些愚昧的迷信成分。比如中世纪的人认为人的器官，器官功能的运行，以及用药的时机，跟日月星辰有呼应关系，比如太阳对应心脏，月亮对应胃肠。这些“机理”听起来很亲近大自然，又通俗易懂，所以深受群众欢迎。问题是，这种“天文生理学”什么用处都没有。因为人的器官的生理活动跟日月星辰没啥关系。
盖伦的解剖学有错误，但那并不是盖伦成心忽悠。盖伦主张的做学问的方法，其实是很靠谱的，就是说凡事不要人云亦云，必须自己亲身观察研究，从实践里探索知识。他的书里之所以有这么多谬误，是因为一个历史条件限制。他在世的时候，罗马法律不允许解剖人的尸体，所以他只能解剖动物，比如猪和猕猴。盖伦是根据动物解剖的结果，结合自己给外伤病人做手术的一点有限经验，来写出他的解剖学巨著的。
结果就是，关于人体解剖，他的很多知识是错误的。比如，人的下颌骨是一整块的，盖伦说是两块拼成的。人的胸骨只有三块，盖伦说有七块。人的肝脏只有两叶，他却认为是有五叶。
13世纪，小文艺复兴初见端倪，欧洲人打算重新琢磨古罗马曾经琢磨过的科学。但是从几百年前罗马帝国消亡之后，欧洲人除了圣经，别的书都扔了。幸亏有一些流落到拜占庭的前朝遗老带了一些书过去，然后那边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给抄了一些副本。如今欧洲同学醒过来，想学习了，就把盖伦的书从拜占庭找回来，在大学里教授解剖学。但是欧洲靠宗教信仰熬了一千年，盖伦教导的研究精神早就被人遗忘。大家只知道盖伦是个神一般的古代医家大师，所以对盖伦的知识是一字不改全盘接受。
当时的欧洲大学里，医学生学习解剖的方法是：在一个圆形大教室的中心摆一张解剖台，台上放着某个死刑犯的尸体。上来一位教授，手里端着盖伦的解剖学著作，逐字逐句念出来。然后，旁边有一个理发手术师，按照教授念到的段落，挥刀解剖那个尸体，以此印证盖伦大师的表述。
不是说盖伦有很多地方说错了吗？这些教授怎么没发现？
教授们没发现，是因为，在上解剖课的时候，这些教授根本不会去看尸体。他的责任就是拿着盖伦的书照本宣科。他从来没打算真的去看看那些尸体，因为他坚信，关于人体解剖，盖伦的书里该说的都说过了。现在我们找个理发手术师来解剖这个尸体，只不过是给你们这些年轻娃娃一个机会，可以看看立体的实物，加深一下印象而已。
所以，教授就端着盖伦的书，言之凿凿的宣读：人的肝脏有五叶。
那个操刀解剖的理发手术师呢，他倒是很可能看到，在自己的刀下，这个尸体的肝脏很不知趣，居然只长出两叶。不过，那个年代的理发手术师是没进过医学院，也没学过解剖学的。他们的地位，跟教授比起来，大致就相当于今天一个飞机设计师跟一个电焊工的区别。
所以，即使这位手术理发师看到肝脏只有两叶，他也不敢说话。
再说，干嘛要跟教授过不去？多嘴的结果，可能就是下次人家不请你来操刀了。那就少了一笔收入。
教授掷地有声的说人的肝脏有五叶，亲自操刀的理发手术师也没有异议，于是教室里的同学们就都进入了一种集体催眠状态，眼睛一花，大家都看到了一个五叶的肝脏。
直到维萨里跑到教室里来学解剖学。
维萨里可以说是医生世家。高祖父是鲁汶大学（地处如今的比利时）医学教授。祖父是神圣罗马帝国御医。他爸爸是皇家药师和皇室贴身侍从。
维萨里天赋不俗，14岁就进了鲁汶大学。不过，或许这种少年班的小天才读书厉害，对人生规划却还没定型，所以一开始维萨里并没打算研究医学。他开始修的是文科课程。1532年，维萨里18岁的时候，他老爸被任命为皇室贴身侍从。或许这个变迁对少年维萨里有某种积极的影响，让他对老爸的职业产生一种强烈的自豪感，于是他转学了，转到当时极富盛名的巴黎大学学习医学。
当时欧洲的医学生，第一年就要学解剖学。教解剖课的是名教授西尔维斯（Jacobus Sylvius）。西尔维斯是铁杆的盖伦派解剖学专家，他讲课的方式就是上面说的，自己念书，理发手术师解剖，学生旁观。
人的天赋有时候是需要激发的。维萨里在那之前并不知道自己想干啥。可是一开始上解剖课，维萨里忽然就开了窍，对解剖学爆发出火山一般热烈的激情。
后人应该高兴的是，维萨里不仅对解剖学本身有激情，他对“如何学习解剖学”，碰巧跟盖伦有同样的意见：做学问不能依靠读古书，而是应该亲自动手研究实物。
不过，作为学生，维萨里是没机会解剖人体的。当时巴黎虽然稍微放松一些限制，但也只有名教授才偶尔能经过特许得到一具死刑犯尸体，作为解剖“教具”。至于学生，最多能解剖猪。
这让维萨里觉得不满足。他想看实物，看人类解剖对象的实物。
哪里有这种实物？
他想到了坟墓。
坟墓里的尸体，皮肉内脏没了，但是骨头都还在。咱可以先研究骨骼。盖伦大师说了，人体的骨骼就像房子的墙壁。墙壁让房子屹立不倒，骨骼让人屹立不倒。要学好人体解剖，就应该先学好人体的骨骼。
当然，乱挖人家的坟墓不好（不瞒您说，为了研究人体解剖学，文艺复兴时期，真的有过学生盗墓偷尸体的事），但是，骨骼这东西，并不一定需要挖坟才能看到。有个地方有很多人的骨头。
这个地方是巴黎的圣婴公墓。这其实就是个无主尸首的公墓。本来是教会提供的土地，让历次瘟疫中举家灭绝的人死后有个地方下葬。后来巴黎翻修城墙的时候，不少尸骨被翻了上来。因为是无主坟，所以也没谁去打理，很多尸骨就这么散落在墓地里。估计夜里还能看到鬼火鳞鳞。所以一般人是不爱来这种地方的。
但是对于维萨里来说，这个地方是天下藏书最丰盛的图书馆。他没事就到这地方来寻找骨头残片，对着笔记研究骨头。
凡事到了痴迷程度就必然让人有所成。没多久，维萨里对人体骨骼系统的解剖就已经精通。到什么地步呢？他敢跟同学打赌，玩的叫做闭眼识骨，就是说，把眼睛蒙上，用手摸，随便人家给他人身上的哪块骨头，他都能正确识别出来。靠这个游戏，维萨里很赚了点零花钱，因为他确实能蒙着眼睛识别出人身上的所有骨头。
凭着对解剖学知识极其强悍的领悟力，维萨里没多久他已经把老师能教的东西吸收到了极致。这时候维萨里的解剖学知识，如果不能说超过教授，至少可以说超过了那些操刀示范的理发手术师。因为，有时候那些手术师跟宣读教材的教授说，这个尸体有问题，我找不到这个器官。这时候维萨里就会冲上去，说怎么可能找不到。你把刀给我！然后三刀两刀把那个器官给展露了出来。
有一次，维萨里到郊外去寻找遗骨，遇到一个意外惊喜：经过一个行刑场的时候，他发现绞架上有一具完整的人体骨骼！
那是一个被绞死的罪犯。当时欧洲规定，抢劫或是谋杀犯的尸体，绞死后不得收尸。尸首挂在绞刑架上，听任腐烂。这具尸首已经被野鸟吃掉了皮肉内脏，就剩下一具骨架。
维萨里发现这样一具骨架，内心的狂喜大约相当于考古学家发现一具完整的类猿人骨架。他恨不得当时就把这具骨架整个搬到自己宿舍里。但是这么做是违法的。罪犯的尸骨挂在那里是为了警示宵小。这些骨头虽然不是什么宝贝，不需要交给国家，但是私自拿走还是不允许的。
求知欲让维萨里管不了这么多。他把骨架卸下来，分批运回城里。城门关闭之前他没能运完，就干脆不回城里，就在这个鬼气森森的地方，从容的把骨架拆开包好，第二天天亮之后运回城里。为了不引起城门士兵的怀疑，他还分几次走不同的城门进城。
所有骨头都搬回家之后，他细心的把骨头重新拼接起来，恢复成一具完整的人体骨骼。
这是历史上第一具完整的人体骨骼标本。
欧洲中世纪的历史，有点像中华这块地方的五代十国，各种文斗和武斗不断。1537年，法国跟维萨里所属的神圣罗马帝国闹翻了，维萨里只好离开巴黎，到意大利的帕多瓦大学继续修他的博士学位，当年完成学业，24岁的维萨里拿到了医学博士学位。这时候他的解剖学功力如何，可以从一件小事上窥见一斑：他在帕多瓦大学毕业的当天就被本校聘为解剖系主任，同时还被博洛尼亚和比萨大学聘为客座教授。
到这个时候，维萨里已经有两个重要发现：
第一，圣人盖伦的解剖学知识，不是靠解剖人体得来的，是解剖猪、羊和猴子得来的。
第二，因为第一，盖伦的解剖学里，有超过两百个说法是错误的。
但是，在那个年代，理性思维还没振作起来，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们，必须依赖古代圣贤来指引生活道路。而这个维萨里平地里冒出来，悍然质疑盖伦这样的古代圣贤，这让依恋传统的同学很不高兴。不断有人攻击维萨里，说他数典忘祖，亵渎古人。维萨里当年的老师西尔维斯是宁死不屈的盖伦派，所以更憎恶维萨里。不过，西尔维斯毕竟是盖伦派里的佼佼者，水平比那些人云亦云的老“欧医”要高一些。他悄悄观察几次之后，意识到维萨里说的都是对的，于是他发表了一篇雄文，告诉大家：现在我们看到人体解剖跟盖伦说的不一样，并不说明盖伦错了。那只是因为，这么多年过去，人类的身体发生了改变。
现在我们知道，人体解剖结构不是不能进化，但是进化的时间单位不是百年千年，而是以百万年计算的。从盖伦到西尔维斯，区区一千年，不足以让人类器官出现变化。
但是在当时，以西尔维斯的名气，很多人还真的相信他的这种有创意的解释。
维萨里面对的压力很大。要顶住周围的压力，证明自己是对的，只能靠事实说话。要寻找解剖学的真相，有什么能比亲手解剖看到的事实更有说服力呢？
所以维萨里当上教授之后，就做了一个重大改革：在解剖课里亲自操刀。
就是说，他不再请理发手术师来做解剖。他自己亲自动手。边讲理论，边把对应的人体结构展示给学生看。
然后，他不断鼓励学生自己动手解剖实物，告诉学生：这才是了解人体结构的不二法门。
当然，那时候，人体标本来之不易。维萨里凭借自己的名声，得到当地一个法官的照顾，如果有罪犯被处死，维萨里能优先得到这样的尸体。但这个属于特殊照顾。一般的医学院学生们，自己动手解剖人体的机会还是不多。基本上只能解剖动物。
为了弥补不足，维萨里制作了六个巨大的画板，请专业画家把人体重要的解剖系统，比如神经，血管，肌肉，骨骼，给画成大幅图片，让学生们有个感性认识。
对于解剖学教学来说，这是维萨里的另一个重要改革。解剖学是关于结构的学问。而要学习结构，那么那句西方谚语说得无比精确：一图胜千言。维萨里之前的学生，没有机会解剖实物还罢了。他们连看图片的机会都没有。当时书籍还是很昂贵的东西，学生们是没有书的。学解剖理论课的时候，教授在讲台上念盖伦的书，学生们就在下面狂记。能记多少记多少。不过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更糟糕的是，即使真的给他们看盖伦的书，也没多大帮助：盖伦的书是没有插图的。
学解剖没有图片，您想想，那是什么感觉？
当然，中世纪时，欧洲虽然一片黑暗，东方的拜占庭领域倒是还承袭了一些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有一些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抄录了古罗马的著作，包括盖伦的解剖学著作。而且，有些抄书的同学很热情，给增添了一些插图。不过，那些插图，其实不看也罢。为啥？给您看个例子：
照着这种疑似青蛙的图学人体解剖，还不如就听老师口述呢。
而维萨里做的那几个画板，都是请专业画家到解剖室里，看着实物绘制的，所以非常精准。可能因为这种形象教学还比较新颖，为了减少对读者的心理冲击，维萨里往往是把对象画得仍然有表情动作，似乎仍有生气。而且，对象往往是站在怡人的乡村背景前面，让画面显得不狰狞倒是很优美。我们可以看几个实例：
这几个画板大受学生们的欢迎，学生们纷纷从画板上制作拓片，带回去研习。维萨里看到图片教学效果相当不错，就把六个画板集结成册，加上文字说明，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后来，以这个小册子为基础，维萨里把自己的解剖学研究心得集结成册，1542年出版了现代解剖学巨著《人体结构》。
这时候维萨里是28岁。
这部书让维萨里名声大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把他找去做了宫廷御医。这一做就是几十年。从那以后，维萨里几乎就没再从事解剖学研究。他给皇室人员看病，也写过一些医学论文，比如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抨击当时在欧洲流行的一种草药疗法，认为这种草药（China root）并没有疗效。这本来是个正确结论，不过，这自然又成为他蔑视传统医术的另一个罪证，也为他招来更多的攻讦。
1564年，维萨里被卷入一场宗教案。
让维萨里陷入这场纠纷的人，不是那些守旧的老“欧医”，不是誓死捍卫盖伦经典的西尔维斯，而是一个政客，是皇帝治下一个外交官，名叫做胡波特-朗格日的。
这个朗格日，人是搞政治的，偏偏对医学多出一份指点江山的兴趣。他有一天忽然发现爆炸新闻，向教廷举报说，维萨里曾经给一个刚刚去世的西班牙贵族做尸体解剖。说是去世了，其实维萨里下刀子的时候，那个贵族的心脏还在跳动呢。
在意大利人看来，这是严重的亵渎生命罪。教廷为此震怒，裁定维萨里应受死刑。幸亏皇帝赏识维萨里的才学，亲自出面斡旋，才给减免责罚，改判到耶路撒冷朝圣，以此赎罪。
不过，这并没有真的让维萨里得到解脱。
维萨里是乘船去的。完成朝拜之后，回来的路上遭遇狂风，船只在希腊的拉金索斯岛搁浅。维萨里或许是旅途劳顿，加上遭到排挤，心情苦闷，没几天就死在岛上。死的时候还不到50岁。
根据史学家后来的考察，朗格日的指控，既无旁证，也无物证，完全就是他自己一个人主张这个说法。所以史学家的结论是：朗格日的指控属于子虚乌有。至于动机，这个朗格日平生似乎毫无业绩，所以没在史书里留下任何足迹。要不是他捣鼓的这个案子，后人根本就不知道历史上有个这么个人。因为没史实提供线索，我们也就无从猜测他为什么要诋毁维萨里了。
后人总结维萨里的业绩，最常见的赞誉是说他是现代解剖学之父。这个固然不错，如果要列举维萨里在解剖学方面的贡献，即使只写个提纲，也可以写满两页纸。
不过，我觉得，他更重要的贡献是埋葬了传统解剖学。
因为，他是最早质疑盖伦的传统解剖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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