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岁的何波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婚礼会和爹爹的葬礼在同一天举行。
他的爹爹何开宏，18岁上矿山打工，赚钱给家里盖了房子，却不幸染病失去劳动能力。他最大的愿望是要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儿子娶媳妇。眼看婚期越来越近，他的病情却越来越重，觉得自己快支撑不下去了，于是要求婚期提前一个月举行。但是，就在婚礼前一天的凌晨，44岁的何开宏去世了。
爹死了，婚结不结？村里长老们说，先办婚礼，再办葬礼。
于是，2015年12月23日，陕西省山阳县石佛寺镇上演了这样一幕：中堂搁着爹爹的灵柩，一家人在旁边举行婚礼。婚礼举行完毕，随后举行了葬礼。
同样在石佛寺镇，还有一个44岁的农民叫郭秀琴，她是一个很“悲催”的女人。
她的第一任丈夫和第二任丈夫先后患上同一种疾病去世。为了让孩子和自己的生活能够维系下去，她找了一个自认为健壮的男人结婚了，两年之后发现这个丈夫也不幸染病。
在她的家中，有一副棺材。现在不知道是给老父亲用，还是给自己的第三任丈夫用。
何开宏和郭秀琴的三任丈夫，患上的都是同一种病：尘肺。
一、数字之谜
中国尘肺病患者到底有多少？这是个难题。
根据国家卫计委的官方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共报告职业病29972例，其中职业性尘肺病为26873例，占总数的90%。截至2013年底，全国累计报告职业病83万例，其中尘肺病75万例。
所谓“报告病例”，必须经过繁琐的职业病认定程序，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提供劳动合同。可以肯定的是，实际患病人数远不止官方公布的这些数量。
尘肺病人中，农民占90%。而根据2008年社科院研究报告显示，农民工签署劳动合同并拥有劳动合同的人，仅占总数的5%。这意味着，大多数尘肺病患者会都被我们现行的制度条款剥离出去，不属于“报告病例”。
有人说，统计尘肺病人口和做人口普查的难度系数一样大。甚至有县领导说，单统计这个县的尘肺病患者，恐怕就要花2个亿。
根据国家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的官方数据，我国共有90万职业病人群，按此计算中国尘肺病人群也就80万。但是，很多尘肺病专家都有这样一个判断，CDC的数字可能是实际数字的1/10左右。
不少人估计，我国尘肺病患者可能已达600万。这似乎是一个目前公认的非官方数据。
二、这群人的集体画像
2009年6月22日，河南农民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震惊了全中国：一个28岁的农民，在企业拒绝为其提供鉴定资料，当地职业病防治所作出“合并肺结核”诊断的情况下，无奈跑到郑大一附院“开胸验肺”以求真相。
这一事件，为尘肺病农民群体撕开了一个触目惊心的伤口。
在《2016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中，他们是这样一类群体：男性农民工占绝大多数（98.8%），平均年龄50岁上下，集中在中西部省份，初中及以下文凭占绝大多数。
他们多集中在金属矿、煤矿行业，以民营小企业及小作坊居多；长时间与高粉尘工作接触，平均接触年数14.36年。他们的劳动合同签订率仅为9.5%，84.8%没有购买过任何工伤保险。
他们的家庭也是贫困不堪：家庭平均收入12527.5元，居住的老旧房屋过半。“寡妇村”、“尘肺孤儿”大量出现，失去劳动能力的患者和孩子只能靠七旬老父上矿山打工养活，这一幕屡见不鲜。
他们的生活在恶性循环着：愈贫困愈尘肺，愈尘肺愈贫困。
趴在木板上、跪着喘气、瘦骨如柴……他们只得苟延残喘。根据累计统计数据，尘肺病农民死亡率达到22.04%。以煤工尘肺为例，每1个小时就有1.5人死亡。
新增患者还在以每年3万人的速度增长。
与尘肺病农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有企业正式职工中的“尘肺病患者”。他们的年龄大多在50岁以上，享受国家的6项政策：医疗费用报销；工资福利保障；安置子女就业；赔偿；抚恤；每年享受3月到半年的疗养。
同样是中国人，同样的岗位上，同样是尘肺病，农民与以上待遇没有任何关系。
三、如果没有高考，我可能就遭了尘肺
“尘肺病农民是21世纪最严峻的中国问题。因为他们数量多、处境惨、维权无望、救助尴尬。”
这段话，王克勤在很多场合都曾经讲过。
这位64年生的“中国揭黑记者第一人”，6年前联合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发起“大爱清尘·寻救中国尘肺病农民兄弟大行动”，即如今的大爱清尘公益基金。
很多人问王克勤，你何苦为这些无关的农民去奔走？你本身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精英啊。
王说，“不能否认我和尘肺病农民一毛钱关系没有。我没想过共产主义，没想过雷锋精神。我的想法很朴素：如果没有当年的高考制度，我可能就上矿山了，我可能就会遭了尘肺病。
当目睹了大量的尘肺病农民的遭遇之后，我在想，假设我患了尘肺病之后，企业不负责，制度不保障，亲友不管我，老婆抛弃我……这些情形出现之后，我该怎么办？
如果这时候，张三李四能够给一些帮助和支持，让他们在专业的医院里得到治疗，加之适当的康复训练，那么孩子将不再是孤儿，妻子将不再是寡妇，父母将不再白发人送黑发人。”
于是就有了大爱清尘。
四、一个民间公益组织的这6年
大爱清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80%的资金来自于50块以下的捐款。王克勤笑称，“其实，一直是屌丝在帮助屌丝。”
6年来，大爱清尘帮助了6万多尘肺病农民兄弟。截至2017年5月15日，累计筹款4468万多（其中中央财政支持345万元），在全国已建立52个工作区站点，志愿者达8000多人。
王克勤一直在想，能否让尘肺病农民让艾滋病群体一样家喻户晓？
同样是严峻的社会健康问题，艾滋病群体有人为他们代言，有足够的发声能力和通道，但尘肺病群体结构非常单一，他们的声音，在山沟沟里喊得再大，没人能听得到。
这几年，大爱清尘动员很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为尘肺病发声。2016年共有26个代表委员向政府建言。他们连续出台了3年《尘肺病农民生存状况调查报告》白皮书，研究了5个国家的尘肺病治理经验。
2015年，大爱清尘和贵州省湄潭县合作，启动了“湄潭计划”，力争未来5年内消除新发尘肺病。
他们看到，改变确实正在发生着。
2016年1月20日，国家卫生计生委等十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农民工尘肺病防治工作的意见》。这意味着，巨大而严峻的尘肺病农民问题，终获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随后，各个省、甚至地县都在出台政策，为尘肺病农民提供筛查和部分医疗保障，并提供生活保证金和救助款。许多地方将尘肺病农民纳入精准扶贫对象给予帮助。
不少人说，这是这些年来中国民间组织推动国家政策出台为数不多的典例。
如今，大爱清尘理想依然不变：100年内，在中国消灭尘肺病。
有人说，这个目标怎么这么远？
王克勤解释道，悲观地期待，积极地努力。
这样才不至于自己打击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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