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伤的“互联网+医疗”

在北京安贞医院主任医师刘迎龙的办公室门口，面对面的两堵墙上，各悬挂着一块宣传板。两块展板的醒目位置各有一个二维码，分别注明了“好大夫在线”网站和“V大夫”App的关注使用流程。刘迎龙觉得这两个平台都不错，愿意把它们推荐给自己的患者。

但是从今年上半年起，这个行业遭遇了一场寒冬。

医疗网络平台遭遇一刀切

事情要从今年年初说起。1月，一段名为“女孩怒斥医院号贩子”的视频在网上热传，引起很大反响。北京市卫计委发布通知，明令禁止医生与商业公司合作挂号加号等行为。最主要的打击目标，是号贩子利用医疗App等，向患者出售高价号源。

2月下旬，北京市医院管理局也规定北京市属医院不得自行同各商业挂号网络平台合作。

5月，魏泽西事件连续发酵。在政策和舆情的双重影响下，部分医院已明确要求所有医生退出商业网络。

3月中旬，北京某知名医院的一位医生在“好大夫在线”的个人网站上，发布了一篇题为《惜别》的公告：“接医院通知，要求全面撤离网络咨询，暂别，不能服务大家，不好意思！”

“按要求，我们得和所有网站脱钩。”刘迎龙说。与此同时，很多医生也纷纷关闭了在各医疗类网络平台上的在线咨询、电话咨询、预约时间等服务。

不过，刘迎龙仍然坚持在“好大夫在线”网站上回答患者提出的问题。他的个人主页左下角显示，前一天有1.4万多人访问过。他告诉记者，一万多只是平均数，最多的时候访问量会超过两万人。

“我觉得医生回答病人的问题，没什么不对。何况我们又不从中盈利。”刘迎龙说。即便如此，还是有人提醒他：“你得小心点。”

一位医生向《中国科学报》记者透露，他曾询问相关负责人，国内有多少个医疗类网络平台？回答是几千个。那有多少涉嫌网站和医生利益分成？据称可靠数据是30个。“那直接彻查这30家网站，不就可以了吗？何必‘一刀切’呢？”这是他想不通的地方。

为此，《中国科学报》记者走访了一些一线医疗工作人员。

“我们没指着这个赚钱”

刘迎龙早就觉得，医疗得和互联网连在一块儿了。十几年前，他的团队建立了一个小儿先天性心脏病的咨询网站，回答患者提问。但是他们很快发现，由于搜索引擎普遍存在竞价排名机制，不交钱，他们的网站就很难被患者检索到。

2006年，“好大夫在线”网站成立，负责人找到刘迎龙，希望他成为合作专家，当时刘迎龙并没有答应。

他在观察这个网站，一观察就是三年。2009年12月31日下午2点，刘迎龙的个人页面在“好大夫在线”开通了。他主要在网上接受患者的咨询提问，还开通了电话咨询服务。每个月，他都有4到5个免费的电话咨询名额，在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前提下跟患者通话。现在，他是“好大夫在线”外周顾问委员会的专家委员。

除了“好大夫在线”，刘迎龙还比较欣赏“V大夫”：“我总是教患者用这个软件来跟我约时间，碎片化时间利用率很高。同样，对患者来说，这些服务目前也是免费的。”

“我们真没指着这些赚钱。”他说，“就是觉得各有所长，我们负责治病，他们负责把信息服务做好。”

连续三年，北大一院副主任医师张骞都获得了“好大夫在线”的“年度好大夫”奖。过去几年间，他在这个平台上，为6000多个患者提供了免费咨询，给近1537名患者免费加号，收到了199封感谢信。

但让他最津津乐道的，是去年一次“糟心”的经历。去年10月，他碰到个人主页上的第一个差评。一名患者写到，张骞在电话咨询前没有好好看他提供的病情资料，导致交流效果不佳。

张骞立刻致电“好大夫在线”的工作人员，解释自己是在机场登机前接到电话的，行程繁忙，才会出现沟通问题。他希望网站能酌情删掉这个差评，但是被拒绝了。平静下来后，他反倒对网站更有好感。

对他而言，网络平台最重要的功能是院前沟通。通过前期的咨询问答，最对口的病人被筛选出来，提高了医生工作的效率。

北京某医院的一位主任医师，专业领域是运动神经元疾病，也就是“渐冻症”。早些年，他在门诊上很少见到对症的病人。直到入驻网络平台后，借助网站的院前分诊、转诊功能，真正对口的病人才渐渐多起来。

我们需要怎样的医疗信息公共平台？

刘迎龙刚刚从西藏义诊归来。这一行，让他更直观地感受到互联网的力量。他说：“前来就诊的藏民，没有一个不会用网络。短短几天，已经有好多人扫了我手机上的医疗软件二维码了。”他认为“互联网+医疗”是大势所趋。

在采访中，多位受访者明确提出，当前医患矛盾的最大诱因之一，是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网络，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不二途径。

去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陆洪光就提出了“建立医疗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的提案。他认为，这件事的关键在于要由政府或者第三方组织者来牵头整合资源，破除各家单位之间的利益壁垒和惰怠情绪。

那么，我们需要怎样的医疗信息公共平台？姓“官”好还是姓“民”好？

阜外心血管病医院主任医师惠汝太认为，政府牵头，才能保证公正客观。至于像“好大夫在线”这样的平台，尽管线上医生都是真实存在的，但是患者咨询的效果仍受限于医生个人的专业水平和职业道德。他希望，我国能借鉴美国模式，建立有能力发布权威信息的机构，并且雇用专人鉴别医疗信息。

北京肿瘤医院副主任医师赵军则认为，对目前做得比较好的民间网络平台，政府应当善加利用，有力监管。如果抛弃这些平台已经积累的数据，单靠政府重新打造一个平台，既是浪费，效率也不会很高。

记者手记

请别怕，请严管

医疗信息公共平台，要不要建，怎么建？种种争议的根源，在于人们对客观公正和高效亲民的双重诉求，和对政府权威与民间资源的取舍博弈。

医疗健康这个领域，实在太容易触动人们的神经。因为这里容不得一点点的欺骗、怠惰、钻营和腐败。稍有差池，带来的就是惨痛的生命代价，和崩溃的社会信任。

也正因此，“政府出品”的呼声一直存在。毕竟，“官方”身份能带给民众最大化的安全感。

不可否认，医疗信息公共平台所要求的复杂、个性化特征，对不同来源大样本、大数据的依赖，对公众互动的内在要求等，都决定了它需要多态的市场模式。

一位采访对象说：“合理的商业化是最好的公益。”然而，在很多领域，由于行业标准的缺失、相应法规的滞后和政府监管的缺位，一直难以成就良性的商业运作。而充满活力的民间资源和民间智慧，也长期处于被忽略、不被信任的地位。这不啻是巨大的浪费。

其实，在这个强调“简政放权”的时代，如果能把一些服务和功能还给市场，让政府回归监督、管理、问责的位置，很多资源都能得到更好的运转。

“民间智慧+商业模式”，并非洪水猛兽，而是可以导引，可以资源化的不竭河流。在充分调动和利用民间团体的思想力、行动力和创造力的同时，有力到位的政府监管，不仅是保护公众权利的盾牌，也是培育社会互信的土壤。

面对日益崛起的民间商业力量，请别怕、请严管；请疏导，莫堵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