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2月，屠呦呦在进行实验。资料图片
一顶诺贝尔奖的桂冠，让屠呦呦与青蒿素的故事不再神秘。
一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大红证书，让所有人的目光再次聚焦。
会场中央，86岁的屠呦呦面带微笑，眼神沉静如水，她是中国科学家因在中国本土进行的科学研究而荣获诺贝尔科学奖的第一人，而今又成为中国女科学家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第一人。
这一次，她没有发表感言，谢绝了一切采访，但人们却越发想要走近她。
“一说到国家需要，她就不会选择别的”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光荣与梦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和烙印。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廖福龙与屠呦呦共事数十年，他说，“也许大部分的科学发现都源于好奇心驱使，但屠呦呦不同，她对青蒿素的发现始于国家所赋予的责任”。
1951年9月，屠呦呦怀揣北京大学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北上进京，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时值抗美援朝，丈夫李廷钊清楚地记得，“到朝鲜战场去”是他与屠呦呦当时共同的心声。
学习、奉献、牺牲、报国……时隔60多年，屠呦呦说起当年在心中涌动的情怀，仍然难掩激动。
彼时，疟疾是世界性传染病，每年导致数百万人死亡。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英等国均积极寻找新药抗击疟疾，但始终未有所获，而原有常用药已经失效。
1969年1月21日，出于军事需要，代号“523”的国家疟疾防治任务组急迫地找到了原卫生部中医研究院，39岁的屠呦呦被委以重任，参与这个寻找“救命药”的重大计划。
当时，虽已到研究院14年，兼有中西医背景，但屠呦呦的职称还只是研究实习员，“如此重任交与我，无上光荣”，此时的屠呦呦被强大的使命感笼罩，与同事一起，开始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翻开当年的原始资料，从1969年1月到1972年11月，屠呦呦所领导的课题组有着一张密密麻麻的时间表，研究以日为单位推进。1969年4月，她个人精选上交460个方药；6月，制备中药提取物样品50个；7月，前往海南疫区观察临床疗效；1970年2月至9月，先后送胡椒等提取物样品120余个，至1971年9月，筛选中药提取物样品200余个，结果却令人失望。
在1978年6月18日的《光明日报》上，生动地描述了当时一位研究实习员的心理活动——“曾经问自己：一个氯喹不可超越，一个常山已经到顶，我们就真的无路可走吗？”那位研究实习员，就是屠呦呦。
在后来许多关于青蒿素的故事里，突破瓶颈的时刻被描述为：在某一天的凌晨或深夜，阅读葛洪的《肘后备急方》时，屠呦呦被灵感击中——古方上说：“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然而，据屠呦呦的老所长、中药研究所研究员姜廷良回忆，真实的实验却是繁复而冗杂的。没有假期，没有夜晚，根据古书指引，屠呦呦与课题组从1971年9月起，对既往筛选的重点药物和几十种新药不断转换方式夜以继日地筛选研究，对中草药青蒿的提取实验进行了191次，对疟原虫抑制率100%的醚中干才终于出现。
没有提取器皿，就用7个大水缸，没有通风系统，顶多戴个纱布口罩，长时间的实验使屠呦呦得了中毒性肝炎，课题组的同事钟裕蓉肺部长出了肿块。鼻子出血、皮肤过敏……这些，都没有吓倒屠呦呦。反而，在1972年7月，她带头与两位组员一起住进了东直门医院，成为首批人体试毒的“小白鼠”。试验一过，她又马上带着药赶赴海南昌江疟区，跋山涉水找病人。
最终，青蒿抗疟的奥秘被屠呦呦课题组所发现，随后，青蒿素、双氢青蒿素、蒿甲醚……多个青蒿素类抗疟药先后诞生。至此，我国利用青蒿素抗击疟疾达到了新的高度。
“一位斯斯文文的江南女子竟然有这样的胆识和气魄！”现任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回忆那段艰辛的岁月，屠呦呦的表现让许多人惊叹。
1978年，屠呦呦领导的中医研究院中药所“523”研究组受到全国科学大会的表彰。1979年，“抗疟新药青蒿素”荣获国家发明奖二等奖。
后来，随着青蒿素药物在全世界被广泛应用，疟疾患者的死亡率显着降低，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因此得到挽救，其中大部分是生活在全球最贫困地区的儿童。“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这成为屠呦呦科学生涯中最大的自豪。
小女儿李军记得，自己第一次对母亲有清晰的印象，已是3岁多。“妈妈当时要倾全力研制青蒿素，只能将大姐送到托儿所长期全托，将我送回宁波外婆家，三四年才见一次，以至于大姐回来后很久都不愿叫‘妈妈’。”
对此，丈夫李廷钊却最为理解，“一说到国家需要，她就不会选择别的。她一辈子都是这样”。
2015年，因发现青蒿素为人类健康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授予85岁的屠呦呦。获奖之时，腰腿的疼痛令她举步维艰，旁人都以为她将不会出席当年12月在瑞典的颁奖典礼。然而，当年12月10日，在旁人的搀扶下，身着盛装的屠呦呦站上了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厅的舞台。“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荣誉，更是中国科学家的集体荣誉，这也是标志着中医药走向世界的一项荣誉。代表国家，我就一定要来。”
“不要只贪念生活的宁静，应该有面对暴风雨的勇气”
接待一拨拨的记者，出席种种庆祝场合，一遍遍讲述自己发现青蒿素的故事……廖福龙告诉记者，摘得诺贝尔奖后遭遇的热闹场面，与她质朴的性格相去甚远。
少年屠呦呦喜静，她的中学老师徐季子曾因此送给她这样的鼓励，“不要只贪念生活的宁静，应该有面对暴风雨的勇气”。长大后，屠呦呦仍是话不多，但一开口，就是实实在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司长曹洪欣曾任中医科学院院长8年。他告诉记者，在中医所这些年，虽然屠呦呦已是学术前辈，但每每发言或讨论问题，却总是坚持站起来，“说问题，一是一，二是二，言简意赅，容不得半点含糊，激动时还会拍桌子”。同事李连达院士也曾形容屠呦呦，“不会虚言，更不会说场面话”。
记得2004年春节，曹洪欣代表所里去屠呦呦家探望。一进家门，本是寒暄时刻，没谈两句，屠呦呦就认认真真地对曹洪欣说，“曹院长，您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把咱们中医研究院发展为中医科学院，这是我中肯的建议，别无其他”。
在获得拉斯克医学奖和诺贝尔奖的获奖感言中，屠呦呦在展示青蒿素成就的同时，都不忘主动提起问题——青蒿素已经出现的抗药性。在发言中，她大声呼吁：“限制抗药扩散，给我们的时间非常有限，遏制青蒿素抗药的任务迫在眉睫。”同时她明确提出，全球一些地区大规模使用青蒿素预防疟疾的做法，是产生药物抗药性的一种潜在因素，希望国际社会规范疟疾治疗方法，停止对青蒿素的药物滥用。
2009年，她编写的《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正式出版。作为科学家，她更愿意用这本260页的学术着作来与外界对话。面对记者，她总是郑重地拿出这本书，认真讲解对青蒿素的发现与作用机制，而对于其他，却言语讷讷。
屠呦呦常说：“科研不是为了争名争利。”2009年，中医科学院推荐屠呦呦参评第三届唐氏中药发展奖，她一个电话打到曹洪欣办公室：“我这么大岁数推荐我干吗，要给年轻人！”去年年底听闻北大想设立“屠呦呦新药创新研究院”，屠呦呦又一再坚持不要用自己的名字，“我已经太张扬了”。
从瑞典归来，屠呦呦带回46万美元奖金。2016年，她拿出100万元人民币捐赠给北京大学设立“屠呦呦医药人才奖励基金”，又把100万元人民币捐给中医科学院成立创新基金。
“我不在乎自己得奖与否，在乎的是这些奖项能够激励更多年轻人做好科技创新，加入中医药研发的工作，这便是好的。”屠呦呦说。（生物谷Bio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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