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耗材购销需综合施策
2017-12-14 刘志勇 健康报
“摁下葫芦浮起瓢。”一位医改政策专家告诉记者，相关研究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在我国公立医院医疗收入药占比稳步下降的同时，“卫生材料收入”却一直居高不下，甚至在部分医院还有抬头的趋势。“但现实中医用耗材给医院带来的收入并没有增加太多，更多的利润被流通环节的其他相关方所截留。”专家表示，切实维护患者利益、降低医用耗材的虚高价格，只有综合施策一条路可走：开展集中采购、取消耗材加成、规范流通秩序，同时在促进
“摁下葫芦浮起瓢。”一位医改政策专家告诉记者，相关研究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在我国公立医院医疗收入药占比稳步下降的同时，“卫生材料收入”却一直居高不下，甚至在部分医院还有抬头的趋势。“但现实中医用耗材给医院带来的收入并没有增加太多，更多的利润被流通环节的其他相关方所截留。”专家表示，切实维护患者利益、降低医用耗材的虚高价格，只有综合施策一条路可走：开展集中采购、取消耗材加成、规范流通秩序，同时在促进价格信息透明、改革医保支付方式等方面加以跟进。
■集中采购已趟出路子
“医用耗材的采购以医院招标为主，我们会要求企业上报全国最低价，并以此为依据开展竞价和谈判采购。”南方某省一家三甲医院的院长告诉记者，医院自行采购医用耗材一直让他感觉如芒在背，他也一直期盼着政府能够统一组织医用耗材集中采购，“政府集合用量、招标确定价格，医院直接采购就行了，否则一旦有个‘雷’炸了，管理者也脱不了干系。”
一位医用耗材采购领域专家表示，开展政府集中采购的本意，就是集合一定区域内医疗机构的医用耗材使用种类和数量，由政府主导以量换价的带量采购，切实挤压虚高的价格水分；但目前能够真正实现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地方并不多。专家表示，医用耗材产品种类繁多、名目繁杂，关键是我国尚没有统一标准的医用耗材目录和编码，给集中采购目录的制定带来了很大困难。如果目录定得过于宽泛，可能导致部分优质产品被淘汰；而如果目录分类太细，则会导致价格竞争不充分，不利于挤压水分。
医用耗材集中采购难，但并没有难到无法攻克；浙江省宁波市自2012年开始的集中采购，已经摸索出了成熟的经验。
宁波市通过前期切实摸清各医疗机构在用耗材的种类、价格和数量，了解医务人员使用习惯，兼顾不同医疗机构使用差异，拟定采购目录后交由各医疗机构论证，最终由专家集体审定。在评审环节，由计算机对供应商资质进行评分，按得分从高到低确定入围名单，避免人为因素干扰；由监督部门从各大医院随机抽选25名专家，对入围耗材品牌进行投票，按得票多少确定价格谈判的入围品牌；最后通过全程公开集中竞价，价低者现场中标。
该市在遵照同规格产品低价成交原则的同时，还特别制定了“非全系列产品成交”的政策，即在企业的一系列产品中，只选择临床常用的低价品种和规格。宁波市卫生计生委采购办相关负责人曾举例，5厘米×8厘米的纱布和5厘米×9厘米的纱布，临床使用效果几无差别，但价格却相差几倍；集中采购只选择最便宜的规格，而不是整个产品系列，防止企业“躲猫猫”。截至目前，宁波市共开展5批18大类1400余种医用耗材的集中采购，价格平均降幅达43.15%，其中骨科脊柱类产品降幅达72.78%。
■价格“小黑屋”的门待打开
近期，国家发改委先后多次在不同政策文件中提及医用耗材，基本明确了耗材相关政策的未来走向。
今年10月底，国家发改委发布《十八大以来医药价格改革纪实》，明确提出将加强高值医用耗材价格监管。在全面取消药品加成的基础上，进一步取消医用耗材加成政策，推动破除“以械补医”。开展高值医用耗材成本价格调查，准确掌握高值医用耗材价格成本情况。建立高值医用耗材价格常态化监测机制，动态监测高值医用耗材的出厂价格、口岸价格，以及在我国、产地和周边国家（地区）零售价格，并以适当方式对社会进行公布，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研究将质量差异不大、价格水平相当的部分高值医用耗材打包纳入医疗服务项目，通过制定医疗服务收费标准间接控制医用耗材价格水平。
不足300字的表述，却在业内激起了不小的波澜。“取消加成、价格体系大公开、打包付费促降价，招招都是实招。”一位业内专家评价说，如果这些政策最终都能真正落地，再配合实施集中采购，将“足以改变医用耗材领域的游戏规则”。
专家表示，取消耗材加成是其中最容易实施的一招，“只需一道行政命令就可以落地”，而且近年来全国有不少地方已经实施了这一政策。价格透明一直是难以攻克的“堡垒”，医用耗材真实价格一直是业内的“高度机密”，甚至有企业冒着被逐出省域市场的风险，上报虚假价格信息而被查处。“开展成本调查、动态监测并公开整个价格体系，相当于彻底推开了这个‘小黑屋’的门，将直接冲击企业的价格体系”，但专家坦言，这只是未来政策发展的方向，在重重阻力之下能落实到什么程度不得而知，“类似的政策在药品领域早已提出，但至今未见实质性进展”。
■药品“两票制”可资借鉴
针对医用耗材流通领域多、小、散、乱的状态，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陈昊表示，对于大多数缺乏较强专业属性的通用耗材，显然应该进行严肃的监管和规范，“耗材购销‘两票制’显然可以成为一个社会综合成本相对适宜的选项。”但陈昊同时强调，对于少数从生产流通到临床使用环节中具有较强专业特点和服务属性的产品，仍应审慎制定相关流通使用政策。
“无论是药品还是医用耗材和医疗器械，‘两票制’政策的核心力量并非在于最大限度地压缩了流通环节，而是通过强化生产企业作为产品流通和临床使用的首要责任人这一核心原则。”陈昊表示，严格执行“两票制”，可迫使生产企业主动规范自己产品的流通行为，真正建立行为可追溯、风险可控制的产品全周期管理模式。
陈昊认为，医用耗材“两票制”的政策重心在于，促使生产企业彻底重构自己的产品流通渠道、财税规划和价格体系，清理现有的以自然人、短周期经营小型流通企业为主体的产品终端渠道，规避后者为自身带来的法规和财税风险。“为社会带来价值才能实现自身价值，这是所有市场参与者都应认识到的不二法则。”
“取消加成、实施‘两票制’等政策，只能是视作改革中的探索和过渡性政策，必须‘三医联动’配合改革，对医保支付方式做出相应调整。”专家表示，医保支付已成为医院收入的主体，督促医用耗材规范合理使用，也是医保基金对医院管理的必然要求。通过改革医保支付方式、加强医疗质量管理等举措，形成让医院、医生自觉控制、合理使用的激励约束机制，使药品、医用耗材成为医疗服务成本，“这才是相关政策应该达到的效果，也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调整医疗服务价格、重构医院补偿机制的改革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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