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健康预期寿命首超美国？国家医疗成本或将增加
2018-06-06 吴斌 南方都市报
中国健康预期寿命之所以比美国长，主要是最近几年美国健康预期寿命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下降，而我国健康预期寿命却持续增加，这与我国居民健康素养的持续提升，养生意识的增强，生活方式的改变，尤其是饮食文化的改变，包括城乡医疗保险制度的完善以及我国政府为提升全面健康水平做的制度性安排(2016年国家提出健康中国战略)都有直接关联。而美国的制度性安排尤其是医疗保险制度的诸多弊病，以及持续攀升的肥胖率对美国健
中国健康预期寿命之所以比美国长，主要是最近几年美国健康预期寿命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下降，而我国健康预期寿命却持续增加，这与我国居民健康素养的持续提升，养生意识的增强，生活方式的改变，尤其是饮食文化的改变，包括城乡医疗保险制度的完善以及我国政府为提升全面健康水平做的制度性安排(2016年国家提出健康中国战略)都有直接关联。而美国的制度性安排尤其是医疗保险制度的诸多弊病，以及持续攀升的肥胖率对美国健康预期寿命下降甚至停止产生重要影响。
———国家卫健委直属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
最近，一条“中国新生儿健康预期寿命首超美国”的消息引发国人关注。消息称，世界卫生组织(WHO)5月17日在日内瓦发布最新报告《世界卫生统计2018》。据世卫组织数据，2016年中国婴儿出生时的健康预期寿命首次超过美国，中国为68.7岁，高于美国的68.5岁，略高于美国0.2岁。不过，2016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却比美国人均预期寿命的78.5岁低2.1岁。
据了解，健康预期寿命是反映国民生命质量的综合性指标，是在预期寿命指标的基础上进一步识别预期寿命的健康部分和非健康部分。通常，预期寿命中的不健康部分称为病态预期寿命，而健康部分称为健康预期寿命。
中国“加分”美国“停滞”
中国人的健康预期寿命超越美国，这说明什么？
南都记者采访了长期关注健康预期寿命测量和统计的人口问题研究专家、国家卫健委直属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他表示，中国健康预期寿命增加，有多种因素影响，与我国居民健康素养的持续提升，养生意识的增强，生活方式的改变，尤其是饮食文化的改变，包括城乡医疗保险制度的完善以及我国政府为提升全面健康水平做的制度性安排(2016年国家提出健康中国战略)都有直接关联。
而美国的健康预期寿命这几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此外，美国在人均预期寿命的指标上，一直是发达国家当中的“后进生”。日本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84.2岁，而美国2014年的79岁已成为峰值。报告显示，美国的人均预期寿命还在下降，美国2016年的人均预期寿命降为78.5岁。
我国目前仍处健康红利期
事实上，不少发达国家的健康预期寿命，还是要比中国高。
根据报告，新加坡2016年的新生儿前景最好，他们平均可拥有高达76.2年的健康时间，紧跟其后的是日本、西班牙和瑞士，这些国家的健康预期寿命分别达到了74.8岁、73.8岁和73.5岁。
在这项数据排名中，中国排名第37，美国排第40名。
黄匡时告诉南都记者，从数据情况看，我国目前还处于健康红利期。根据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推算，未来我国的平均预期寿命会不断增加，但是健康预期寿命可能会提升缓慢，而病态预期寿命可能会明显增加。这意味着我国的健康红利在未来将逐渐消失，个体和国家的医疗成本预计将增加。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超过83岁的上海率先在全国提出了健康预期寿命的发展指标：到2020年上海市民的健康预期寿命要大于等于70岁，到2030年要大于等于72岁。
对话
国家卫健委直属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接受南都专访：
健康预期寿命超美切勿盲目得意
黄匡时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模型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欧洲人口学博士学校学员，美国华盛顿大学健康趋势与预测中心会员。获瑞典隆德大学理学硕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口学博士。参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目标人群测算、中国第一套模型生命表的拓展工作、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工作。
“预期寿命”这一指标常被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健康水平。而此前，“健康预期寿命”则尚不为中国大众所熟悉。
究竟什么是“健康预期寿命”？两项指标有什么不同？中国人的健康预期寿命超越美国，这预示着什么？南都记者就此采访人口问题研究专家、国家卫健委直属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
我国的健康红利优势明显
南都：怎么理解健康预期寿命这个概念？
黄匡时：健康预期寿命是反映国民生命质量的综合性指标，是在预期寿命指标的基础上进一步识别预期寿命的健康部分和非健康部分。
通常，预期寿命中的不健康部分称为病态预期寿命，而健康部分称为健康预期寿命。健康预期寿命的最重要特征就是全生命周期性。预期寿命为80岁的人群，如果有72年的健康预期寿命，并不意味着这些人群会在生命的最后8年内经历残疾、疾病和失能，而是指这些人群的全生命周期内会有8年左右非健康年数。这8年非健康期可能在婴幼儿时期的患病或者年轻时期的体育运动损伤，也可能是中年期因为交通事故导致的身体损伤，或者在老年期的残疾或失能。
南都：你怎么看“中国新生儿健康预期寿命首超美国”？
黄匡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2000年以来我国国民的健康预期寿命得到了快速增长。2000年我国健康预期寿命为65岁，2016年增加到68.7岁，而美国2000年健康预期寿命比我国高2 .6岁，不过美国2010年后健康预期寿命有所下降，在2016年正式被中国超越。
从数据看，中国人的病态预期寿命比美国短，所以即使在美国健康预期寿命被中国超过的情况下，中国人的预期寿命依然还不如美国。我们从健康预期寿命占预期寿命的比重反映这一特征。2016年美国健康预期寿命占健康预期寿命的比重为87.3%，而我国健康预期寿命占预期寿命的比重为90%，高出美国2.6个百分点。这意味着相对于美国，我国的健康红利优势明显。也就是说，相对于美国国民，我国国民可以腾出更多资金来投资，而不会被疾病所困扰。
美国病态预期寿命长与美国医疗技术进步有关。医疗技术的进步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死亡进程，延长病态预期寿命。我国60岁及以上老人的健康预期寿命为15 .8岁，比美国60岁及以上老人的健康预期寿命17.9岁低2 .1岁。因此，切不要因为我国健康预期寿命比美国长而得意。
相对于美国，我国成年人的死亡率比美国低。2016年美国成年人的死亡率为80‰，而美国为114‰。但是我国的婴幼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均比美国高。我国的婴幼儿死亡率8.5‰，高于美国的5.6‰；我国每十万例活产中孕产妇的死亡数为27人，而美国每十万例活产中孕产妇的死亡数为14人。当然，我们更应该意识到，我国国民的健康素养水平为11.58%，不容乐观。
南都：为什么中国健康预期寿命比美国长？
黄匡时：中国健康预期寿命之所以比美国长，主要是最近几年美国健康预期寿命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下降，而我国健康预期寿命却持续增加，这与我国居民健康素养的持续提升，养生意识的增强，生活方式的改变，尤其是饮食文化的改变，包括城乡医疗保险制度的完善以及我国政府为提升全面健康水平做的制度性安排（2016年国家提出健康中国战略）都有直接关联。而美国的制度性安排尤其是医疗保险制度的诸多弊病，以及持续攀升的肥胖率对美国健康预期寿命下降甚至停止产生重要影响。2016年美国成人肥胖率达到67.9%，再创历史新高，而我国2016年成人的肥胖率只有32.3%.
南都：这些年国人的人均预期寿命在增加，但是增加的寿命是“健康的”寿命还是“不健康的”寿命？
黄匡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2000年我国健康预期寿命为65岁，女性65.6岁。2016年我国健康预期寿命为68.7岁，男性68.0岁，女性69.3岁。
从2000年到2016年，我国健康预期寿命增加了3.9岁，人均预期寿命增加了4.3岁，也就是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的增加值中大约90 .7%是预期健康的，而大约9.3%（0 .4岁）是预期病态的。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从2000年到2016年我国健康预期寿命在增加，但是健康预期寿命占预期寿命的比重却基本没变。2000年和2016年我国健康预期寿命占预期寿命的比重均为90%，17年间我国国民的健康预期寿命占预期寿命的比重基本没变。也就是说，我国国民健康预期寿命和预期寿命同步增加。预期寿命的延长是健康预期寿命和病态预期寿命同步延长的结果。
我国未来健康预期寿命提升或趋缓
南都：健康预期寿命和预期寿命之间的差值是越大越好，还是越小越好？
黄匡时：健康预期寿命与预期寿命之间的差值越小越好。完美的一生是无病无痛地度过一生，也就是说病态预期寿命为0，而健康预期寿命越长越好。而最糟糕的是病态预期寿命就是预期寿命，也就是说，一生将在疾病中度过，并且病态寿命还很长。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表明，2016年全球病态预期寿命最长的国家为人均11 .4年，而最短为5 .4年，中国为7.7年。按照病态预期寿命倒序排名，中国位于第39名。
病态预期寿命越短，意味着个体在医疗费用上花费可以越少。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国还处于健康红利期。根据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推算，未来我国的平均预期寿命会不断增加，但是健康预期寿命可能会提升缓慢，而病态预期寿命会明显增加。这意味着我国的健康红利将逐渐消失，个体和国家的医疗成本将增加。
如何定义“健康”是测算难点
南都：国内对于健康预期寿命的研究处于什么样的阶段？是否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成系统的统计方法？
黄匡时：从国际上来看，健康预期寿命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统计方法。2010年10月，欧盟提出到2020年整个欧盟成员国的健康预期寿命要平均提高2岁的政策目标。我国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到了健康预期寿命这一指标却没有公布具体的规划目标值。这主要受健康预期寿命概念和方法的复杂性、综合性、多样性等所困扰。
当然国内关于健康预期寿命的基础性和前瞻性研究依然薄弱，尤其是健康预期寿命基本概念、理论框架、测量方法和预测模型的理解和认识依然不甚清晰，尽管我国学界关于健康预期寿命研究不少，不过，这些研究总体上缺乏对健康预期寿命中的健康概念进行深入分析，尤其是对健康预期寿命中健康测量的基本方法和数据采集方式等不甚清楚，对如何进行健康预期寿命的估计和预测更是分析不够。因此，当前还需要加强健康预期寿命的基础性和前瞻性研究。
南都：健康预期寿命的测量为什么比较困难？是难在对老年“健康”的判断比较主观吗？
黄匡时：健康预期寿命的测量最难的不是方法，而是对健康的测量。目前关于健康的概念和测量方法很多。只有对健康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健康预期寿命才可能得到量化。因此，健康概念是健康预期寿命的核心，也是整个健康预期寿命测算中最难的内容。由于“健康”一词的含义非常广泛，不同的学科对健康这一概念的定义差异性非常大，有时甚至在同一学科内部，不同学者对健康的理解和定义都存在争议。
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健康这一概念同社会文化背景有关，健康这一概念的含义也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科技的进步而不断变化和发展。比如，随着近视眼镜、助听设备、智能马桶等的普及，传统测量老年人失能的日常生活基本活动自理能力指数（ADL）和日常生活广义活动自理能力指数（IADL）指标面临科技进步的挑战。
从现有研究来看，关于健康的定义及其量化的指标大多局限在生理健康领域，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包括生理健康，还包括心理健康、社会关系健康与道德健康等维度。少数研究考虑了心理因素，考虑社会关系健康和道德健康的研究就更少。
南都：想要提高健康预期寿命，是提示社会关注老年人的健康吗？
黄匡时：由于病态预期寿命主要在老年期，现有健康预期寿命的研究主要还是关注老年人群，而对早期和中期的健康关注不多。其实健康预期寿命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概念，而且健康预期寿命的改善更多依赖早期和中期生活方式的改善，当人生进入老年期时，健康预期寿命改善的空间相对有限。
现有关于老年健康预期寿命的测算主要基于自评健康、日常生活基本活动自理能力指数（简称ADLs）和日常生活广义活动自理能力指数（简称IADLs）以及虚弱指数等。
而这些评价指标大多是生理方面的，缺乏对老年社会融合和社会关系以及心理健康的测量。世界卫生组织于1948年对健康进行了定义，认为健康是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适应性等方面都处于完整的良好状态，它并不仅仅指没有疾病或身体不虚弱。我觉得这个对老年健康也适用。老年健康的测量更应该考虑老年人群的社会、心理、精神、情绪等诸因素。
健康预期寿命男女差距缩小
南都：在平均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上，男性和女性的差距是否在缩小？
黄匡时：从中国的情况看，在平均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上，男性和女性的差距都在缩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2000年到2016年，中国男性平均预期寿命从70 .7岁增加到75 .0岁，增加了4 .3岁，女性平均预期寿命从73 .7岁增加到77.9岁，增加了4 .2岁，从预期寿命来看，男性和女性的差距在缩小，由3.0岁缩小到2.9岁。
2000年到2016年，男性健康预期寿命增加到68 .0岁，增加了3 .9岁，女性健康预期寿命从65 .6岁增加到69 .3岁，增加了3 .7岁，从健康预期寿命来看，男性和女性的差距在缩小，由1.5岁缩小到1.3岁。从未来趋势来看，男性和女性的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都会缩小。
建议将健康预期寿命纳入政府考核指标
南都：作为人口研究学者，您是否建议有关部门将健康预期寿命纳入监测，或者纳入到政府绩效考核的指标当中？
黄匡时：我认为各级政府应该将健康预期寿命作为首要或者优先考核指标。
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其世界卫生报告中明确将健康预期寿命作为量化人群健康状况的绩效指标，而且该指标占总体卫生系统绩效的50%.
欧盟于2003年决定将健康生命年数纳入欧盟结构性指标进行监测，并自2004年起每年发布该指标监测值。美国联邦政府健康与人类服务部于1990年在“健康人民2000”（Healthy People 2000）政策中将健康生命年数纳入政策优先指标，此后该指标在“健康人民2010”和“健康人民2020”中不断更新。日本厚生劳动省（健康、劳工和福利部）于2012年发布的健康促进指南中也将健康生命年数纳入政策优先监测指标。
将健康预期寿命纳入政府优先考核指标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有助于从指标层面促进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和预防为主的理念，而且可以衡量一个地方居民的健康水平，而且可以进行跨地区比较，还可以识别不同地区的健康不平衡特征，评估政府的健康政策和健康干预效果。健康预期寿命指标还可以为测量医疗费用，估算健康投入，发展健康产业提供参考。
南都：我们注意到，《“健康上海”2030规划纲要》已经明确提出了健康预期寿命达到72岁的目标，您怎么看上海制定的这一目标？
黄匡时：上海率先在全国提出了到2020年健康预期寿命大于等于70岁，到2030年大于等于72岁的具体目标，我为上海点赞。
我希望这具有示范效应，不仅省级政府要提出具体的目标，而且各个地市以及全国各个县都应该提出健康预期寿命的具体目标，将健康预期寿命纳入到优先考核指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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