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为“杜绝可预防性死胎”一系列的五篇论文涉及来自43个国家的超过100个组织的216名专家。“死产”是指胎儿死于孕晚期或妊娠28周以后，有一半的死产发生在分娩过程中。新生儿行动计划目标是到2030年死产率降低到12/1000或更低。虽然有98%的死产发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LMICs），不过在高收入国家（HICs），死产依旧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共同第一作者Joy Lawn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发现，从2000到2015年，全球死胎率已经从24.7/1000下降到18.4/1000，相当于减少了2%的年增长率。即使许多国家已经达到了目标，但贫富差距依旧很大，许多非洲国家至少需要增加一倍的进展。
死产率下降最大的是在荷兰，自2000年来，每年下降6.8%，这得益于良好的产前保健和照顾，分娩后广泛的围产期计划以及孕前和孕期对女性身体健康的关注。
在低中收入国家，柬埔寨死产率已经下降了3.6%，孟加拉国下降了3.4%，卢旺达下降了2.9%。
与大家常规的观念不一致的是，仅仅只有7.4%的死产是由于胎儿先天性异常导致，更多的死产原因与疾病相关。包括产妇感染如疟疾（8%）和梅毒（7.7%）。约10%的病例与非传染性疾病、营养和生活方式有关。有6.7%的死产母亲年龄超过35岁。子痫前期及子痫导致4.7%的死产，而14%的死产与过期妊娠有关。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尤其是那些面临冲突和突发事件的国家，死胎率居高不下，进展缓慢。在尼日利亚死产率是42.9/1000，自2000年以来，每年下降1.3/1000。如果一直这样下去，这些区域的死产率估计要等160年之后才能达到目前高收入国家的情况。
即使在高收入国家，一个社会经济弱势的妇女死产风险是富人的双倍。高收入国家有20-30%的死产归因于不合格的护理。欧洲或澳大利亚的南亚和非洲裔妇女死产率比白人高2-3倍。教育、贫困和卫生保健等均是造成差异的原因。研究人员呼吁对高收入国家的死产原因进行系统分类研究，以及帮助女性在正常体重时妊娠。
中低收入国家谈论死亡在文化中是禁忌，而死者的胎儿还没有被认为是一个人，母亲往往在公共场合抑制悲伤和私人且单独的处理着自己的情绪。死产后这些家长也不太可能与孩子接触，几乎没有机会看到或摸到孩子。在高收入国家，大约50%的父母会感到压力而不去谈论他们的死产婴儿，因为死产会让人感到不舒服。
死产后1年，有60-70%的悲痛母亲出现过临床上显著的抑郁症状，50%的人经历过这些症状至少4年。
死产需要大量的直接的、间接的女性、家庭、政府和社会的心理和社会成本。研究者呼吁与悲痛者更大程度的共鸣，卫生工作者需要更好地了解父母和家庭的需要，以及他们需要的时候。社区需要承认悲伤和失落，不去诋毁死产母亲。雇主应提供有效的休假安排，而政府应提供切实的支持，如葬礼费用和工作承诺的薪休假等。
目前已取得的重要里程有计划生育领域的工作，产前保健，分娩和出生时的照顾，支持照顾，减少羞辱和改进的监测和研究等。要杜绝可预防性死产的发生。
原始出处：
Hannah Blencowe et al, Ending Preventable Stillbirth Series,The Lancet, 18 January 18 2016.
Rate of 2.6 million stillbirths a year is 'too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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