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print：为什么COVID-19在欧洲的传播比在亚洲更广泛

导言：尽管SARS-CoV-2最早在亚洲国家出现并传播，但欧洲国家似乎经历了更严重的COVID-19大流行。导致这样的结论的原因还是未知的，但在阻止这种病毒的进一步传播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为此，研究人员比较了所有欧洲国家和所有西太平洋/东亚国家在疫情爆发第一个月报道的COVID-19病例（累积发病率和死亡率）、宿主遗传易感性和国家反应（检测强度）。该论文详细的介绍了为什么欧洲国家受到COVID-19的影响比东亚国家更严重。
目前尚不清楚为什么欧洲国家受到COVID-19的影响比东亚国家更严重。许多解释都是可能的。因此，研究人员比较了所有欧洲国家和所有西太平洋/东亚国家在疫情爆发第一个月报道的COVID-19病例（累积发病率和死亡率）、宿主遗传易感性和国家反应（检测强度）。宿主遗传易感性评估局限于血管紧张素转化酶-1（ACE-1）的D-等位基因的频率，在欧洲国家已发现该基因与COVID-19发病率呈正相关。

首先，测试强度、接触追踪和隔离的差异可能起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尽管在这两个地区的人均测检测次数差异不大，但在西太平洋地区，检测阳性的比例要低得多。这与叙述性审查的结果相吻合，即西太平洋国家的应对措施通常涉及迅速、及时、大规模的筛查、追踪检测和隔离，从而导致随后的发病率下降。另一方面，欧洲国家在筛查、追踪检测和隔离方面的反应往往较慢，强度较小，这在瑞典和英国等国最为明显。

英国简略的提出一种策略，允许SARS-CoV-2的控制性传播，以便发展为“群体免疫”。西太平洋低阳性检测率的发现符合这样一种理论，即早期在这里的流行病中进行的密切监测在控制这里的大流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次，宿主敏感性的差异可能也有影响，其中一种可能性是ACE-1/D多态性已经显示约占50%的个体间ACE-1表达的差异。与COVID-19疾病严重程度相关的一些共病的危险因素，例如高血压、糖尿病和癌症。D-等位基因也被证明是从各种原因发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的一个风险因素。由于COVID-19一般来讲会通过ARDS型发展为严重疾病，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D-等位基因频率高的人群比D-等位基因频率低的亚洲人群具有更高的COVID-19相关的死亡率。

第三，封锁、隔离、社交距离或口罩使用方面的差异可能也起了一定作用。在西太平洋国家和欧洲国家如何实施策略也有很大的不同。在西太平洋国家实施的策略适用于欧洲国家，一个可能的例外就是在大量西太平洋国家公共场合口罩的广泛使用，在应对COVID-19中普遍会考虑到口罩。最近捷克、斯洛伐克、澳大利亚和奥地利等所有的欧洲国家当局都没有说服或积极劝阻民众在公共场合戴口罩，除非他们已经出现了症状。

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检测策略和宿主遗传易感性的结合导致了西太平洋/东亚国家和欧洲国家COVID-19大流行的严重程度的差异。封锁、隔离、社交距离或口罩使用方面的差异可能也导致了COVID-19大流行的严重程度的差异。

这次的分析没有控制国家间大流行的年龄，年龄结构人群、共病患病率和其他宿主或病毒遗传差异，其中的这些可能也起了传播差异的作用。此外，应该注意的是在大流行早期不要妄下结论。例如，随后的COVID-19疫情在西太平洋可能比在欧洲更严重。尽管有这些警告，现有的数据表明，在欧洲国家和西太平洋国家的病发率和死亡率存在着数量级差异。这些发现表明，建议各个西太平洋国家最好尽可能实施所有成功控制COVID-19传播的所有组件，也包括在公众场所口罩的使用。

原始出处：

Kenyon, C. Why Has COVID-19 Spread More Extensively in Europe than Asia?. Preprints 2020, 2020050200 (doi: 10.20944/preprints202005.0200.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