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贞医院孙立忠：从“一次”到“一直”被世界模仿
2017-10-20 索思 健康界
时针指向八，健康界一早赶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下称安贞医院）心脏外科病房的孙立忠主任办公室时，门口已围了一圈人。由于时间紧张，原计划几个小时的孙立忠主任专访，不得不被“压缩”在8点晨会结束与9点手术之间，而这也是孙立忠一天当中难得的“悠闲”时刻。然而，当办公室的门一开，孙立忠刚走出一步，便被患者和家属团团围住，各种病历资料伸到他面前。孙立忠依次接过，并一一作答，直到最后一位患者咨询结
时针指向八，健康界一早赶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下称安贞医院）心脏外科病房的孙立忠主任办公室时，门口已围了一圈人。
由于时间紧张，原计划几个小时的孙立忠主任专访，不得不被“压缩”在8点晨会结束与9点手术之间，而这也是孙立忠一天当中难得的“悠闲”时刻。
然而，当办公室的门一开，孙立忠刚走出一步，便被患者和家属团团围住，各种病历资料伸到他面前。孙立忠依次接过，并一一作答，直到最后一位患者咨询结束。“我一会儿还有手术，我们抓紧。”孙立忠微微一笑，略带歉意地向健康界解释。
短短半小时的采访时间，孙立忠用最快的语速为健康界解惑，为何他带领的团队能将挑战转为机遇，乘势而上成为国内心脏外科界的翘楚，“将责任落到实处，将责任心落到大处。”这就是孙立忠给出的答案。
巧撑支架 赢得“世界模仿”
在1998年到2002年间，受限于医疗技术水平，我国主动脉弓部手术处于发展的低谷期，孙立忠主刀的主动脉弓部手术仅有26例。“那时候，这类手术在我国存在较高风险，没有一定的魄力和技术，医生不敢轻易尝试。”孙立忠回忆道。
如何在困难中寻求突破点？孙立忠并没有等待，而是主动剖析问题根源。通过对比国内心脏外科先心病、瓣膜病和冠心病的手术特征，他发现主动脉弓部手术的瓶颈在于手术部位所需技术和材料的特殊性。于是，孙立忠将目光瞄向国外，期待有先进经验可以借鉴。
但他发现，国外主动脉弓部手术的既往经验，却并不适合国内患者，原因有三：一是患病种类不同。国内的主动脉疾病是以主动脉夹层为主，而国外是以主动脉瘤为主，在治疗方式存在根本区别；二是患者发病年龄不同。主动脉瘤的发病年龄较高，患者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而主动脉夹层发病年龄较低，患者群体以40岁以上为主，这就导致了疾病愈后截然不同；三是国内外经济条件和医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以A型主动脉夹层手术为例，国外这类手术基本上是挽救急性期患者生命时才会开展，基本首次治疗只能解决升主动脉问题，“至于是否需要再做二期手术，国外不像我们这么急迫，因为他们在医疗安全度、患者经济、医疗技术方面可以达到随时完成二期手术的条件，但我国不行。”
向国外“取经”无果，孙立忠开始琢磨，“什么样的主动脉弓部手术符合我国国情？”这种想法一闪之后，孙立忠便开始组织团队进行实验。实验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但一次次失败并没有令孙立忠气馁，在反复总结经验教训，不断纠正实验误差的过程中，他确定了最终的研究方向——“一箭三雕”的主动脉弓手术，既保障患者的手术安全，长期效果好，手术操作性又相对简单，不易导致团队疲劳，手术模式可复制性强，有利于全国推广。
恰逢SARS肆虐之时，孙立忠带领团队在病房值班，“封闭在病房里，环境安静了，我便把时间都用来琢磨主动脉弓。”经过长期思考，他忽然意识到，在主动脉介入治疗中，既然覆膜支架可以通过输送器输送到降主动脉中，这项技术是否可以用到开放手术中？经过改进，满足“一箭三雕”效果的术中支架研发成功，进而“主动脉弓替换加支架象鼻手术”，也就是如今被冠以孙立忠姓氏的“孙氏手术”诞生了。
微信图片_20171020135627.jpg“通过临床试验后的第一年，我就做了40例，有时候甚至一天四、五台手术。”孙立忠介绍，现在“孙氏手术”不仅在国内得以推广，很多南美国家也都在模仿，欧洲和美国不单在模仿“孙氏手术”的技术核心，还在仿制手术相似材料。“被世界刮目相看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我们对这部分患者有了妥善的交代。”孙立忠欣慰地说。
因人制宜 锻造“孙氏团队”
“孙氏手术”的诞生简化了主动脉弓部的手术方式，为广大患者带来福祉。但显然，单靠一己之力，难以改变国内心脏外科患者看病难的问题。“需要将主动脉弓部手术技术推广。”抓住问题关键的孙立忠，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寻找人才，而挑选的标准，正对应了心脏外科的职业属性，“为人正、头脑聪明且不怕苦。”
孙立忠解释，人品为做事的根基，而聪明才智肯定也要一流，“因为这个行业，单纯想干是没有用的，还要肯动脑子，会动脑子。”由于心脏外科的手术时间长、手术风险大，“年轻人怕苦是干不了这个的，而安贞医院一年至少要做700例急诊主动脉手术。”要怎样培养人才，才能承受住如此高强度工作？“这就需要良好的团队，而团队有了足够的人才，才能应对这个巨大数量，各方配合好后，才会形成良性循环。”
孙立忠的期望不仅如此，还希望他的团队能够在技术上有所提升，而且是再创新高。所以，他从三个方面建设团队。
在意识上，着力培养团队成员的协作意识和独立思维。孙立忠介绍，刚开始的时候，很多急诊手术都需要他亲自操刀，但随着近年来团队成员的快速成长，团队中能独立主刀“孙氏手术”的人员已达到15位。“基本上，我不需要夜里或者节假日来做急诊手术了。”孙立忠笑称，因为团队技术的日趋于成熟，令自己轻松了不少。
提及团队实力的可持续提升，孙立忠主张“因人制宜”，即根据团队成员自身条件，在不同时期选择不同的侧重点进行培养，总体围绕临床、科研和教学一体化思路展开。临床工作是团队生存的基础，科研和教学则是在学术上占据制高点的关键。“总体来讲，医教研每个人都要做，但是侧重点不同，我会结合科室的总目标给大家分配任务。”孙立忠补充道。
在人才规划方面，孙立忠也有运筹。“不同的研究方向，我们会选用不同人才。”孙立忠介绍，比如材料方面，“有专门做材料的机构来合作，我们只需提供思路和检测样本就行了，医学人才还是要大量引进的。”
学科发展 锁定“血管航母”
当孙立忠团队登上国际心脏外科舞台的时候，他逐渐发现，国内心脏外科普遍存在一个不合理现象，对心脏疾病的重视程度高于大血管疾病，但实际上，大血管疾病的患者多于心脏病患者。当二者比例出现失衡，学科发展会明显受阻。
为了学科实力的整体提升，孙立忠将未来目标锁定在建立“世界最大的大血管中心”。
何谓 “世界最大”，孙立忠的答案是“手术数量最多，治疗方法最全”。而实现的路径，在孙立忠看来唯有两点：发扬优势，消除劣势。“我们的优势显而易见，是临床技术遥遥领先。”孙立忠认为，一个好的大血管中心，一定是建立在独具优势的心脏外科中心的基础上，“安贞医院具备卓越的硬件设施，大量优秀的医务人员代表软实力很高，另外患者数量和经济条件，这些都是基础。”
面对劣势，孙立忠并没有回避，反而进行了更直白地剖析。“首先，最迫切的待解难题是对临床需求的研究，需要改变现有的医疗条件。”孙立忠认为，心血管外科医生最常面对的问题是患者的生死问题，而这个问题最根本的保障是患者能够有机会得到治疗，进而减少并发症，挽救生命。
“我们已知中国患者和发达国家不一样，但原因呢？能否让我国患者少患病或者不患病？”对于发病机制的研究，孙立忠认为“还不够”，他计划一步步继续走，“做到发现一些问题，就解决一些问题，不求一步到位，但求步步有意。”
同样，治疗手段的研究也被规划在内。“我们能否有更简单、更安全、更有效的方法来进行救治。”孙立忠深知要想提高手术效果，除了改进手术操作外，更主要的是提升对各个重要脏器的保护。
制约心脏外科手术发展的另一因素是医疗材料依靠进口，治疗过程中常常出现某些材料不能引入或短缺等现象。“如果加强应用材料研究，我们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材料，对患者而言既经济实惠，又节约外汇，更主要的是我们不会受制于人。”在孙立忠看来，如果解决了上述四个短板，不仅心脏外科手术的医疗成本会下降，而医生的自主性也会大幅提升。
“喂，好，我马上下来。”接到手术室电话，孙立忠看了一下表，八点五十五分。在去手术室的路上，他告诉健康界，“上面的四个问题，我们都已开始着手解决，如果我们这一代能解决好一个问题就是胜利，不过只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就能给患者一个完美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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