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癌症诊治个体化，研究全球化

　——访大会开幕式致词外宾、ASCO董事会和基金会主席Martin J. Murphy教授

　　Martin J. Murphy教授

　　□《中国医学论坛报》记者金晶 

　　马丁·默菲（Martin J. Murphy）教授，《肿瘤学家》（The Oncologist）、《干细胞》（Stem Cell）杂志创始编委，希普尔（Hipple）癌症研究中心创始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基金会主席、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董事会和基金会主席。作为唯一一位在本次CSCO年会开幕式上致词的外国专家，Murphy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论坛报》：在如今的肿瘤治疗领域，靶点治疗可谓是炙手可热，您对靶向治疗的看法如何？在这种热度之下，您是否认为我们的患者正处于被过度治疗的状态？ 

　　Murphy教授：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谈谈在我看来，靶向治疗指的是什么。 

　　多年以来，针对癌症的治疗策略基本上是根据肿瘤的类型来设计的，也就是说，对于乳腺癌，应用针对乳腺的药物，对于胃癌，应用多种药物组成的联合方案，人们期待这些药物对肿瘤产生一定作用。 

　　之后，情况发生了改变，我们探索到了分子传导通路的存在，并慢慢了解到在细胞内，分子们通过传导通路相互联系，然后我们便想到通过靶向一条特定的分子通路、对其进行干预，或许能够治疗的就不再仅限于某一特定器官的肿瘤，而是具有这条分子通路的所有肿瘤，也就是说不同的肿瘤可能拥有相同的分子通路，如果能识别出这些靶点，就可以针锋相对地设计出一些分子药物进行干预——这就是在靶点治疗背后的理论，自从第一种靶向药物伊马替尼出现之后，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靶向药物涌现出来。 

　　至于我们的患者是否被过度治疗，我想这个问题我还回答不了，因为我不了解中国的治疗模式。但你提到，靶向治疗现在非常火，我认为更重要的一点应该是，选择合适的时机，针对合适的患者应用合适剂量的适合药物进行治疗。如果针对某一靶点的治疗不再有用，就应该寻找其他合适的靶点或合适的治疗手段。无论是传统化疗、免疫治疗或是靶向治疗，都可以是最适合的治疗，但必须是在经过深思熟虑后应用，并且要确保用必尽其能。 

　　《论坛报》：您认为癌症的诊断和治疗有何前景？ 

　　Murphy教授：这个问题包含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癌症诊断，一是癌症治疗，这两个方面需要被非常小心的联系起来。让我们以乳腺癌为例，来具体谈一谈。 

　　对于乳腺癌，曾经的诊断依据是在乳腺部位发现肿瘤占位性病变，随后用手术最大程度地切除肿瘤病灶和组织，再应用辅助放化疗对付残留病灶。而现在我们知道，肿瘤中存在一些特异性靶点，这是需要我们识别出来的，所以现在下一个诊断必须更加准确，不仅需要明确肿瘤类型，还需明确分子类型。在作出正确和明确的诊断之后，结合分子缺陷，选择应用最恰当的化疗药物、免疫治疗药物和靶向治疗药物或药物联合方案，从分子水平抑制肿瘤进一步发展。 

　　更进一步说，依然以乳腺癌为例，通过了解患者的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PR）和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状态，我们发现了一类侵袭性很强、恶性程度很高的乳腺癌，即对大多数常规治疗无反应的三阴性乳腺癌（ER、PR和HER2均为阴性），当我们能从分子水平对此作出诊断时，我们便找到了这类乳腺癌为何如此难治的可能原因之一，随之开发出一些新药，例如，多聚二磷酸腺苷核糖聚合酶（PARP）抑制剂，我们从Ⅱ期临床试验中发现，PARP抑制剂与化疗药物联合治疗可使三阴性乳腺癌患者达到长期缓解，生存期得以显著延长，现在正进行一些Ⅲ期临床试验以验证Ⅱ期研究的结果。可见，制定有效的治疗方案必须建立在能作出更加精准、从分子水平可解释的诊断基础上。我相信，我也希望，将来的癌症诊断能从分子水平明确定音，这也是使癌症治疗个体化的体现，不是针对乳腺癌的个体化，而是针对乳腺癌患者的个体化。 

　　《论坛报》：您对于癌症预防有何看法？ 

　　Murphy教授：每个人都有责任使自己免于罹患癌症，他们应该认识到，通过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可以预防癌症发生的。 

　　3周之前，我到中国的深圳参加了国际抗癌联盟（UICC）举办的世界抗癌领袖峰会。在会上，中国卫生部部长陈竺公布了一些有关中国吸烟人口的数据，我们看到，若将吸烟者和“吸二手烟者”统计在内，每天有超过十亿的中国人将自己暴露在癌症风险之中，这里的风险不仅仅是肺癌风险，而是任何与烟草相关的癌症风险。 

　　这就给了我们一条很强烈的信息：对于癌症，最好的治疗是预防。当然，我并不是说良好的生活方式可以避免癌症发生，但至少可以大大降低癌症患病危险，减轻自己、家人和社会的负担。我、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将这个信息和概念传播开去。 

　　《论坛报》：您认为，在全球抗癌大业中，中国应该或已经作出了怎样的贡献？ 

　　Murphy教授：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第一次到中国是1978年，可说与中国有着深厚的渊源。今年，由于第13届中国抗癌协会临床肿瘤学协作专业委员会（CSCO）学术年会的召开，我又回到中国，这是我第22次到中国，而我已经不准备再去计算我会是第几次来中国，因为我把这里当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在我来往中国的这些年间，我见证了中国科学家们创造出的一个又一个了不起的成绩，无一不在显示着他们在探索、发展和传递科学方面的能力。在这期间，我看到他们与国内、国外不同机构间的合作越来越多、越来越紧密，合作的领域涵盖了生命科学、制药和生物技术领域。我想，中国的肿瘤学家们一定也对而今越来越广泛的全球多中心合作有了深刻的认识，我也深信，一些关于癌症的新发现、新治疗手段和方法正在从中国的实验室、医院、医学院和大的医学中心中萌生出来，中国正以一种持续的、越来越快的步伐来进行这种知识和手段的更新。以我自己为例，我在1个月内到中国2次参加会议，难道你不认为这就是对以上所说快速发展的一个最好体现吗？再没有什么比这更让我感到兴奋、满怀热情和感激了。在此，我要感谢我的中国朋友们，他们总是伸出热情的双手，不仅是欢迎我回家，更是欢迎我与他们合作，给我以莫大的支持，我希望他们也能同我一样兴奋和激情洋溢。同时，我也要感谢你们报纸，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来阐述这些如此重要的问题，我们需要像你们一样的媒体来向人们传达这些信息，帮助他们了解并且避免癌症发病风险，以此降低癌症发病率，感谢你们为此所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