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百年来，协和医学院是如何培养医生的？
2017-09-22 冯双 澎湃新闻
1917年9月，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奠基仪式上，年轻的校长、来自美国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麦克林（Franklin C. Mclean）申明了他们的办学目标：“在这里建立一个致力于医学教育、科研、服务病人的机构……我们渴望给中国带来最好的现代医学，中国也会受益于我们最近的进步。”此后，这里培养了林巧稚、张孝骞等一代医学大家，走出了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先行者；尽管巨大的投入和严格的淘汰使得民国时期
1917年9月，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奠基仪式上，年轻的校长、来自美国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麦克林（Franklin C. Mclean）申明了他们的办学目标：“在这里建立一个致力于医学教育、科研、服务病人的机构……我们渴望给中国带来最好的现代医学，中国也会受益于我们最近的进步。”
此后，这里培养了林巧稚、张孝骞等一代医学大家，走出了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先行者；尽管巨大的投入和严格的淘汰使得民国时期的协和医学院平均每年只有16位毕业生，但他们撑起了中国医学近半个世纪的天空。这家医学院的教学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后来成为中国最有名的医院之一，接诊过孙中山、梁启超这样的名人，也收治了许多贫民、乞丐、车间学徒。此外，协和创立的“社会服务部”还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医院社工，在治疗之外为患者及其家庭提供心里疏导、经济支持，赋予医学以温情。
如今100年过去，现代医学已使中国人的生活大大改观，医疗却仍是一个并不轻松的社会话题。作家常青在近期出版的《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一书中通过档案资料还原了百年协和的医学教育，并试图通过解读它来为眼前的困惑寻找答案：一个好医生是如何培养出来的？什么是为医之道和为医的幸福感？医学如何去关心广大民众？
常青是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现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医学博士，阴差阳错中偏离了成为医生的“轨道”，走上了医学主题的非虚构写作之路。在协和医学院百年校庆之际，记者采访了常青，和她聊了聊那些卓有成效却备受争议的“协和教育模式”，以及她为当前的医疗困境所寻找的答案。
作家常青，笔名“讴歌”、“丰玮”
记者：您是为什么学医，又为什么“弃医从文”？
常青：报考协和学医，是因为高中时一位好友提起了一部与林巧稚有关的纪录片，说协和的建筑很特别，那里的人的气质也很特别，我被她描述的那种生活方式打动了，包含着自省、专注和慈悲。于是，在高考志愿表里擦去了“北京大学”，写上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但真正进入大学的八年学习，却渐渐发现自己不太适合眼前的医院这个小世界，这里等级森严，科室中也有派系，医生在年轻时辛苦、琐碎、贫穷、需要掩藏个性……当然也因为毕业时遇到了一些事情，加上自己喜欢蓝调和爵士音乐，就去了美国做科研。做了三年，决定回国，就进了公司开始工作。
在公司工作，还是会和医学、医疗、医生打交道，这时候难免也会想起自己当初报考协和的那个情结。因为很小就喜欢写作，加上当时觉得写小说还没有准备好，就开始从医学这个角度切入，写了几本非虚构作品，《医事：关于医的隐情和智慧》、《协和医事》、《如何老去》……它们都是对自己读了协和却没有做医生的某种遗憾的补救。
记者：协和医学院最早是由洛克菲勒集团投资建立的，您在写作过程中去美国查阅了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馆的资料，有哪些值得一提的发现？
常青：数不胜数，我看见那些档案资料时，几乎瞠目结舌，如同我在《协和医事》序言中描述的，我在档案馆的每天都在撕开一个小小角落，然后望见一片海洋。
当然，肯定会有那些重要的里程碑式的资料，比如，第一、二、三次考察团的报告，1921年协和的开幕典礼详细资料。但也有一些关于协和管理的一些工作日常书信来往，甚至是小到协和一位职员的薪资待遇的讨论，购买协和建筑材料和设备的合同……这些都向我还原了一个更生动具体，也更有张力的协和，它不再只是一个扁平的传奇，而是具备了更丰富的肌理，甚至其中矛盾交织。
记者：老协和医学院开创了一些医学生培养制度的先河，例如医预科制、住院医师制等等。住院医师培养制曾经为青年医生提供了严格有效的训练，这种制度在今天的实施情况是什么样的？为什么您说已经“变质”了？在您看来这种制度有可能恢复往昔的面目及效果吗？
常青：这些医学生培养制度，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医学院提炼出来的制度。
其中，住院医师是一位医学生毕业后把理论开始应用于临床实践时一个必不可少的学习阶段。这中间最不可少的其实是辅导和带教，在具体的辅导和带教过程中让一位医学生联系书本和具体实践。
在今天，因为各种现实因素，真正愿意和有能力去辅导、带教住院医师的动力和机制比较欠缺，一些住院医师在医院里是没有编制的，是被当作简单劳动力的临时工。但住院医师，又是日后成长为一位合格医生的起步打底阶段，这个阶段的锻炼和塑形，以及基本功的练习，都会关系到医生日后的医术。
记者：您在书中写到，协和医学院的医学教育有其独特之处，比如八年制医学教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过去对这个长学制存在争议，1932届协和毕业生严镜清就表示，八年太长，对于穷学生来说负担太大。此外还有残酷的淘汰制、双向选择制等等。与您求学期间的教育经历对比，培养医生的模式有哪些异同？什么是您心目中最卓越的医学院和医学教育？
常青：在我们上学时，还存在的是八年制，也是堪称痛苦难熬的“抗战八年”。其余的，都不大存在了。
最值得强调的老协和医学教育，就像我在书中写的，有这么几点：人文心+科学脑+世界观，强调“三基三严”（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严肃态度、严格要求、严密方法）、启发式教学，导师制，还有一种洋溢着的做学问至上、看病至上的追索氛围……
如果用眼下流行的学习理论，其实就是“刻意练习”（Deliberate Practice by Anders Ericsson）。设定阶段性递进的目标，有导师反馈，专注于学习，并有学习共同体。如此，才能提升认知复杂度，让隐性知识显性化，并且周围总有可模仿的榜样。
我心目中卓越的医学院和医学教育，是有世界一流的理念，以及在此理念之下的每一处具体践行。人文心加科学脑，以病人为中心，锻造不断精进的临床思维。当然，与此并行要付出的一定是辛劳和时间，医学几乎无法速成，在AI人工智能应用之前，它是需要学医的人几乎一点一滴死磕出来的。
“万婴之母”、中国著名的妇产科医生林巧稚
记者：老协和医学院的学生背景有非常明显的精英化的特点，另外学习生活完全西式，连中国师生之间的交流也是用英文；住宿条件堪称“奢侈”，有留声机、健身房、洗衣房。但为什么他们主导下的协和医院与普罗大众之间似乎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常青：这一点，我在书中也提到，虽然协和学生曾被抨击为精英、西化，但他们从来没有脱离大众。为什么呢？这是医疗这个行业所决定的。一位不面向病人的医生，不经常接触病人的医生，他的临床职业内涵注定是空洞的，他的精英意识注定只是一个笑话。在协和学习、工作的人，他们从事的医疗这一职业就决定了必须要时时刻刻面对来自大众中的病人。天长日久，在医生和大众之间形成了坚固的联系。这是医生这一职业特点所决定的，与其他知识分子的不同之处。
在政治运动中，张孝骞曾被派到协和门诊看病人，造反派们没有想到，一个被打倒的“反动权威”竟然威力如此大，门诊秩序因他而打乱，桌前挤满了赶不走的病人。于是，张孝骞又被派去打扫门诊的大厅和厕所，可病人还是跟在他的身后转，有些病人跟到厕所，有不少好动感情的人对他说：张主任，你有什么问题？我们替你去申冤！
以前的老协和学生是讲英语，用英语进行学术写作，有身处西化环境的一面，但也有参与为中国重要的医学问题寻找答案的一面。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兰安生带领协和学生走进北京东城区胡同，陈志潜到晓庄到定县下乡，杨崇瑞倡导并践行助产士培训……人们误解的“贵族医学”，尽己所能，一步步走向更多的中国人，走向农民，成为一种更关注民众的医学。协和用自己的方式，走出精英象牙塔，与身处的时代建立了“有来有往”的互动关系。
协和教授兰安生(J.B.Grant)致力于公共卫生事业，图为护士从兰安生创建的公共卫生事务所整装待发。
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现代医学较之于传统的中医，医患关系是更加对立的，精密的仪器、宏伟的建筑、高深的术语，建构起权威性，在医患之间铸起壁垒。而“辨证施治”古代经验中，医患关系看起来充满温情，古代的患者也不会将责任与希望全部寄托于“医”，因此医患双方不那么剑拔弩张。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您认为现代医学中解决医患关系问题的核心是什么？
常青：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能过度泛化。医疗中的感受、体验、医疗结果，对病人应该都很重要。中医的医患互动，“望闻问切”，确实相对来说更具温情，离病人更近。西医则越来越强调仪器和检查，也走入了过度强调这些而渐渐远离病“人”的困境。但在历史上，在中国弘扬西医时，也是看到西医在学术、知识、制度、公共卫生与保健等方面有其优秀之处。西医“讲求摄生之道，治病之法，而讲全体，讲化学，而讲植物学，而讲道路，而讲居宅，而讲饮食之多寡，而讲衣服寒热之准，而讲工作久暂之刻，而讲产孕，而讲育婴，而讲养老，而讲免疫……学堂通课，皆兼卫生”。相比之下，中医的逻辑推理相对较弱，医生的培养体系也相对随意。
现代医学中解决医患关系问题的核心，是沟通。医生要学会沟通，病人也需要了解“医学”到底能帮助自己做什么，医学不是万能的，并不能终极解决人的生老病死问题。
记者：最近一名孕妇因疼痛难忍而跳楼的新闻引起很多讨论，包括无痛分娩为何难以普及，原因之一有麻醉医师的人手不足。麻醉医师的困境可能也是很多医生面临的困境，巨大的工作负荷与心理压力，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等等。您觉得，回望历史，能否为眼下的医生困境找到一些答案？
常青：这也是写《协和医事》的一点寄望，看看能否为眼下的困境找到一些答案。有一些问题，原因错综编织，并已延续了一段时间。但起码，想让人们知道，曾经的好医生是什么样的？他们是在什么教育体系和理念下被培养出来的？他们是如何行医的？以及，到目前为止，还自带“净化”系统的一些年轻协和医生，他们究竟是靠着什么力量支撑的，他们又是在一些节点做了哪些选择。
记者：您曾在文章中写过：“张孝骞、林巧稚时代已经像一个纯真的童话年代”，“做一个现代医生远没想象的那么纯粹，这个职业要面对太多的一地鸡毛和保守官僚。”如果，今天有一位协和医学院的毕业生，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来请教您，应不应该在从医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您会如何给出建议？
常青：“请教”一词谈不上，人生的十字路口大多只能自己做出选择。我可能最多的回答是：如果没有一个绝对纯粹的选择，那就权衡利弊，顺从你的内心吧。毕竟，日后能帮助病人解决问题的从医感受，那种幸福是很难比拟的。就看你更希望享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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