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答应我，当我处在这样的状况时，请一定把我杀了！

我的老岳母今年5月初去世，享年93岁。当时她已经从养老院转进了南京的中大医院，情况很不稳定。医生问病危时要不要抢救，如果不抢救，需要家属签字。我太太他们兄妹三人各抒己见，一时难以决定，于是先行从美国旧金山家中赶回南京的太太打电话回来，征求我的意见。

我想起了1998年和2007年我母亲和父亲分别在去世前被抢救的情景，实在是痛苦万状，惨不忍睹。其实我想说：“千万别抢救，让老人少一点痛苦！” 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因为担心如果我这个做女婿的去反对抢救，太太和大舅哥、小姨子由此误会不是自己的生身父母就持有双重标准，不妥。但实实在在我亲眼目睹自己的父母临终前用痛苦和金钱换来的教训，不愿在岳母身上重演，于是我想到了肯尼斯.库珀博士。

当我在电话里讲述了我正面临的困惑，并询问库珀博士意见的时候，他问我有没有读过一篇叫做《医生选择如何离开人间？- 和普通人不一样，但那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方式！How Doctors Die？- It’s Not like the Rest of Us, But It Should Be！》？

我愕然了。医生以救死扶伤为天职，难道他们还有什么不能和我们普通人分享的惊人秘密吗？

库珀博士在电话中听出了我的愕然，他说：“年轻人（他总是称我为“年轻人”），你先把这篇文章找来读一读，读完以后你来写今天的库珀处方，当然在发送给我的中国读者们阅读之前，我要先把把关。”

这让我既好奇，又有点诚惶诚恐，立即搜索一些英文网站找到了这篇文章。

肯尼斯?库珀博士所说的《How Doctors Die？- It’s Not like the Rest of Us, But It Should Be！》发表在2011年的11月23日，作者是一名医生，叫肯?穆尤睿（Ken Murray），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曾经在美国社会和医学界引起了轰动和辩论。

文章很简单，Ken回忆说，就在几年前，一位名叫查理的非常有名望的骨科医生发现自己的胃上长了一个肿块，于是他做了一个小手术，没想到诊断结果出来，竟然是癌症杀手——胰腺癌！

给查理做手术的医生是个高手，此公不但医术精湛，而且还发明过一种特别的治疗方法，可以把胰腺癌患者的5年内存活率，从5%增加到15%，即：提高3倍！当然，其生活品质会在医疗过程中大受伤害，用咱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遭罪是免不了的。

然而，查理却拒绝了这位名医的治疗方案。第二天回到家，他关掉了自己原本做得很成功的诊所，从此再也没有去过医院。查理把时间全用在了和家人一起享受人生的最后时光上，尽可能地找到最惬意的感觉和状态。他完全没有做化疗和放疗，也没有再做任何手术。

几个月以后，查理在自己的家里病逝，亲人们都陪伴在他的身旁。美国著名的医疗保险制度Medicare 几乎没在他身上花钱。当然，查理不是为了给已经千疮百孔的Medicare 省钱，他是为了自己在人生最后的珍贵时光里，尽量享受生活，少遭罪。换句话说，在生命的数量和质量之间，查理选择了质量。

在我看来，虽然美国人不像我们中国人那样忌讳谈“死”这个话题，不过究竟如何死亡？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从容谈论的事情。毫无疑问，医生也是人，也会面临死亡和病痛的折磨，但似乎从来没有人研究过，这个群体会在死亡的方式上有什么与众不同？

查理的选择揭示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虽然为尽天职，医生们不遗余力地挽救病人的生命，可是当医生自己身患绝症时，他们选择的不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为自己使用最昂贵的药和最先进的治疗手段。恰恰相反，他们作为一个特定的群体，却选择了最少的治疗！原因正是因为医生们的专业训练，让他们深深明白药物和手术的局限性，以及它们给患者带来的生活品质的摧残和巨大的痛苦。他们在人生的最后关头，集体选择了生活品质！

真是太震撼了！

请不要误会，医生当然不想死！人生一世，草木一春，医生当然和我们一样，希望长命百岁，尽享生活的美好与融融亲情。但他们又是最知道现代医药和医疗技术局限和结果的人。在两害取其轻的原则下，他们非常明智地选择了较少痛苦和与家人平静地分享最后时光的离开方式。通过多年的临床经验和“见多识广”，他们知道临终病人最恐惧的莫过于在巨大的痛苦中孤独地离开人间！

有不少久经训练的美国医生，曾经和家人认真讨论过当死亡无可避免时，病危前自己的选择。他们反复叮嘱，当“最终的判决”来临，当自己在人间的最后弥留之际，千万不要让任何人闯到家里来（他们选择不住医院），尤其是在给自己做抢救时的人工呼吸（即：CPR， Cardio Pulmonary Resuscitation) 时，把自己的肋骨给压断（CPR常常导致肋骨断裂）！

为什么？

因为这些“医疗天使”们耳濡目染过太多的医学“无用功”（futile care）了，但当一个人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身体极度衰竭，行将“油尽灯熄”之时，他（她）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判断力和决定权，而医生的尽“天职”和亲人们的尽“孝道”，却把更多的痛苦带给了弥留者，无情地剥夺了他们留恋人间的最后权利。

然而颇具戏剧性的是，我们常常选择了痛苦而昂贵的抢救，徒劳地试图延续亲人将逝的生命，而掌握了最丰富医学知识和技术手段的美国医生们，却为自己选择了最好的临终方式：呆在家里，用最少的药物和治疗来改善生活品质，而不是延长生命!

再来看看我们那可怜的躺在病床上或昏迷不醒，或极度衰竭的亲人，被东开一刀，西开一刀，身上插满管子，被各式仪器所“绑架”，大把大把吃药，成瓶成瓶输液。更别说一掷千金的花费了，钞票像打水漂一样哗啦啦流出去。

“请答应我，当我处在这样的状况时，请一定把我杀了！”肯?穆尤睿回忆说：“我真的不记得有多少次我的同事们很认真地对我这样嘱咐过！恐怕我们审讯最冷血的恐怖分子时也做不到像我们对待病人那样造成的折磨和痛苦！所有的钱，买来的全是痛苦！”有的医生甚至纹身“No Code”，来提醒同行们永远不要对自己实施人工呼吸。

但遗憾的是医生所接受的职业训练和教育，却恰恰让他们“己所不欲，偏施于人”。私下里，他们互相说：“天啦！一个人怎么能让自己的亲人受这样的罪啊！”

一旦遭遇病危，到了需要抢救才有可能挽回生命的时候，在奈何桥头徘徊的人们，只好听任亲属和医生摆布了。手忙脚乱之际，大家往往无暇顾及病人本人的意愿，在无力回天的情况下，他（她）的灵魂与肉体究竟愿不愿意再如此折腾下去？愿不愿意再遭一回罪呢？

传说中的奈何桥

我在读肯?穆尤睿的这篇文章时，我父亲临终前的一幕浮现在眼前。

我父亲得的也是胰腺癌，和美国的查理医生不同的是，父亲遭受了查理躲开的所有折磨，包括两次手术，化疗，放疗，吃药，在医院里住了半年多。虽然中美医疗制度有很大的差异，但在这个问题上居然惊人的相似！这让我又想起了三年前去世的岳父，他老人家临终前的唯一愿望就是：“我要回家！” 可当时做儿女的，却想尽一切努力在所不惜地要治好老人的病（肾衰竭）！

??其实医生和家属的“尽一切努力”，可能含义完全不一样。于是乎，噩梦开始，痛苦加剧，周而复始。无论人民币还是美元，就好像流入了下水道一样，头也不回哗哗而去。肯?穆尤睿医生说，他以前曾经为临终病人做过几百例人工呼吸抢救，只有一例被救回，那还是一位患高压性气胸但没有心脏病的人。

毋庸置疑，医生是无辜的，他们要尽职，他们面对哭哭啼啼的亲属们被迫努力抢救，虽然大家都心知肚明，努力下去的结果会是什么。如果遇到财迷心窍的医生，那就更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了！还有些医生因为担心被家属投诉，甚至惹上官司和麻烦，干脆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而压垮肯?穆尤睿医生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当他按照一位病人的遗嘱在最后时刻帮他拔掉所有的抢救管道时，肯居然被一位护士举报犯了杀人罪。所幸逝者生前的遗嘱帮了大忙，不然肯?穆尤睿坐牢是完全可能的。肯?穆尤睿为他的临终病人减少了痛苦，也为美国的医疗保险免除了至少50万美元的浪费，可他却因此差一点锒铛入狱。这是制度的荒唐！???

据我所知，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反思：我该选择怎样的死亡方式？

一口气读完《医生选择如何离开人间？- 和我们普通人不一样，但那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方式！How Doctors Die？- It’s Not like the Rest of Us, But It Should Be！》以后，结合我父母的临终经历。我马上打电话给正在南京老岳母病床前守候的太太：“不要再抢救了，让老人家安静地离开吧！”

这个建议没有受阻，他们兄妹最后也达成了放弃抢救老母亲的一致意见。

虽然我那享年93岁高龄的岳母大人没有如愿地在自己家中度过人生的最后时刻，但她少遭了一茬罪。肯?穆尤睿医生的这篇文章让我受到了震撼和教育，不管别人怎么想，如何做，我先把自己对待死亡的态度写下来。将来若是神智清楚时，算作自己的座右铭；如果神智不清楚的话，就算作遗嘱好了。

想到这儿，我认真地写下了以下“处方”，并逐条在电话里念给肯尼斯?库珀博士听。听完以后，库珀博士很认真地说：“好，Wilson，一字不改，这就是今天的库珀处方！”

1． 人终有一死，不要忌讳讨论临终关怀和死亡方式的选择。不但要和医生谈，也要和亲人交流，得到他们的尊重和支持。

2． 如果遇上绝症，生活品质远远高于延长生命。我更愿意用有限的日子，多陪陪自己的亲人，多回忆回忆往事。把想做，但一直没有来得及做的事尽量做一些。

3． 遇到天灾人祸，突然丧失了意志力，而医生已经回天乏术的时候，不要再进行无谓的抢救。不是为了省钱，实在是为了少遭罪，也减少对亲人们的折磨。

4． 没有生病的时候，珍惜健康，珍惜亲情，多陪陪父母，多陪陪妻子或丈夫，多和孩子聚一聚。工作做不完，钱也赚不完。从来没有听说过任何一个人在临终前后悔说在办公室里呆的时间太短，恰恰相反，他们都后悔没有多陪陪自己的骨肉至亲。